潘 蕾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随着文学表现形式的需要，文学叙述模式也逐渐发生了演变：“正常”的叙述者已无法满足现代作家表现混乱的现代人与社会的需求，于是，另类的聚焦模式逐渐出现，人类社会道德和理性范围之外的人和事物开始成为叙述的主体，非主流的思考方式和审美判断让读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世界。“另类”的思考解构了传统的价值观，用叙述角度的变化将读者的思维移形换位，跳脱出固有思想的束缚。在作家的带领下，读者得以对生活进行再判断。原本稀松平常的生活琐事在新的视角中变得异常的丑陋或者美丽，从而深化认识，价值观得以重塑。本文试图比较《死后》和《失去呼吸》两篇文学作品，来分析这种超理性的风格带来的审美价值。

一、另类聚焦社会效应的比较：陌生化的实现

陌生化效果的对立面是自动化、机械化。自动化、机械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是对它视而不见。”叙述的聚焦方式决定小说读者的视野，改变一贯的视角，就可以打破“视而不见”、“见怪不怪”、“熟视无睹”等视觉无意识产生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状态。［1］《死后》和《失去呼吸》的叙事都选择“非人”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并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作品中的“我”都拥有死人的躯壳和活人的思想。叙述的角度也都是从死者的角度来分析活人的行为和思想。这种聚焦方式很显然脱离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另类的眼睛必然会产生陌生化的视野，拉远了读者与人生百态的审美距离，使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变得反常而奇异，从而挑战了当下常规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

爱伦·坡的《失去呼吸》是一篇十分具有“坡”特色的短篇小说。与其说它是描写死亡的哥特小说，不如说是一篇另类聚焦的心理小说。爱伦·坡的许多小说，尤其是心理小说，如《泄密的心》、《黑猫》等都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主人公大多异于常人，要么是酒鬼，要么是神经病，故事的发展荒诞而又不失逻辑，奇妙的组合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然而，酒鬼也好，神经病也罢，这些都是正常生活中会出现的角色，小说的叙述只是采用了独特的视角，让读者进入一个正常但“小众”的世界。而《失去呼吸》的主人公已经不能称之为正常人，他已经超越了生命的界限，游走在生死之间，他的描述远远超出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主人公讲述了一段自己离奇的经历：主人公在和妻子争执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呼吸，如同死去一般，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古怪又合理的遭遇。身心受到各种摧残的主人公，在故事的最后居然偶遇了夺走自己呼吸的人，重获新生。这样的角色定位使得他能用活人的视角来判断死人，能用死人的角度来审视活着的人。故事中现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小说的另类聚焦给叙述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艺术效果。

小说的主人公“我”在失去呼吸之后，无法讲话，连一片羽毛也吹不动，“生命是否结束还未见分晓”，在这非生亦非死的状态下，“我”实际上具备了双重视角：普通人和死人。“我”有着正常人的思维，会因猫和狗的呼吸与叫唤，联想到自己无法呼吸的状态而倍感伤心与愤怒；会因为找到令人惬意的香水而开心；会因为阴差阳错而要上绞架而感到麻木与讥讽等。他没有失去正常人该有的情绪，却拥有了超自然的能力，看透世间万物。他并非能够掌控一切的上帝，或者熟知事态发展的万能叙述者，而是故事的参与者、另类的叙述者。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只有死去的人才能体会。作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将两者结合起来，看似在描述失去呼吸的“我”，其实是在用“我”的眼睛展示一个冷漠而虚伪的人类社会。

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的出现和细节的安排都充满了作者的讥讽。“我”叫Lackobreath，意指失去呼吸；偷走“我”呼吸的人温德纳夫叫 Windenough，意思是气息充足。这位先生还是介入“我”和妻子婚姻的人。两个姓名中的“Wind”和“Breath”同指气息，在文中充满了讽刺和象征意味。“我”因为失去呼吸，在朗诵时丑态百出，却被认为具有明星特色，行为优雅。可见，大众的审美眼光早已严重扭曲，以丑为美，还加以推崇。没有呼吸的“我”如死人一般。“我”被赋予了所有“常人”和“活人”利益之外的立场。在旅途中，“我”被挤压在高大旅客之间，倘若是一个正常人，则必死无疑。因为“我”本身没有呼吸，而免去一死。然而，乘客们发现“我”的异状之后，不是选择急救，而是使用各种手段证明“我”的死亡并将“我”“弃尸”。“我”的尸体没有被妥善安置，而是被出售。而购买人发现了“我”有活着的迹象，选择的依然不是急救，而是取出“我”的器官作为他私人的标本。此时的“我”，有着活人的思维，却身处死人的躯壳，想奋力反抗却只能任人鱼肉。终于，“我”逃脱成功，却又落入刑车，要被押上刑场。如此一来，“我”终于可以在经历行刑之后“入土为安”。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结。内心依然活跃的“我”，奋力爬出了坟墓，却并不着急逃跑。百无聊赖的“我”打开墓地的棺材，开始端详其中的死尸来。意外地发现夺取“我”呼吸的温德纳夫先生，他也因为多出来的呼吸而备受折磨，被埋葬于此。于是“我”拿回了自己的呼吸，二人皆大欢喜。我和温德纳夫先生在地下的交错的声音竟引发政党间无谓的争端。在小说的结尾，作家也不忘讽刺当下政局荒诞与混乱。尽管“我”并没有作直接的批评，可是在“我”的视野之下，读者清晰地感受到了“我”的经历暴露出来的人性的丑恶。

在当时社会规范的制约下，人们的审美与价值取向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世间所谓的道德规范，在另类视角中全部变成了伪善。每个人都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思考与行事。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一律选择作壁上观。然而，世人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察觉。作家用另类的“我”为视角，让读者站在世事之外的地方来重新看待周遭，自然会有更犀利冷静的认知。

在聚焦方式上，鲁迅的《死后》与《失去呼吸》类似。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并非一致，但是陌生化效果都得以实现，起到的社会效应确是相似的。

鲁迅的散文集《野草》包含鲁迅对人生、国家和民族的思考，表现方式却并不直接，而是使用相对阴暗、隐晦和怪诞的方式来描述，使各篇文章具备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指向。《死后》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在叙述的角度和表现手法上与爱伦·坡的《失去呼吸》有许多相似之处。怪诞的情节同样来源于另类的聚焦，制造出特殊的艺术效果。

“怪诞”一词从字面意思理解，指“奇特的”、“不自然的”、“超自然的”、“荒唐的”、“好笑的”等。任何用常理无法解释的现象均可以归为怪诞一类。然而，在学术界，“怪诞”曾有过很多形而上的定义。其中凯泽尔的定义一度被认为是“最透彻的尝试”：

怪诞乃是疏离的或异化的世界的表现方法，也就是说，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一下子使人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很可能既是滑稽的，又是可怕的，要么就是二者兼有的感觉）

怪诞乃是同荒诞玩弄的一种智术，因此，怪诞是艺术家以半是玩笑半是恐惧的态度同人生那种极度的荒诞现象作的一种嘲弄。［2］

文学中的怪诞通常运用了高度的创造性、丰富的想象力，用反常规的方式去感觉世界，并产生一种迥然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在《死后》中存在明显的体现。《死后》描述的是一段奇异的梦境。梦里主人公失去运动神经，仿佛死去，意识却仍然十分清晰，能如活人一般明确感受到身体周围的所有事物。文中从死人的角度，以第一人称描述“他”死后在道路上遭遇的各类事物，有虫豸、路人、警察、书铺的小伙计等。其意识也随之产生不同的反应，虽不能动，却听得到，看得见，与正常人毫无二致。

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一个死去的人，若出现蚊虫叮咬，路人的评论和揣测，围观者的好奇等现象，理应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除非是鬼怪故事，很少有严肃的文学作品会用死人作为叙述者来描述事件和感受。这从理性上讲，也是不切实际的，是完全超现实的。更有甚者，在《死后》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成了可以沟通的对象。青蝇被拟人化，会在临飞走的时候说：“惜哉！……”书铺的小伙计会问：“您好？您死了么？”连“我”都惊讶得忍不住与之对话起来：“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3］制造所有怪诞的主角此时又用正常人的逻辑去衡量小伙计的行为，真实和虚幻交织在一起，如梦幻一般不合情理。

作为严肃文学，怪诞的出现总会让人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然而，《死后》正是利用了怪诞的想象来深化其内在的意蕴和哲思。如上文所述，《死后》的情节描述完全超出常理。死人不可能有思维和意识，更不会产生和活人一样的情绪和反应。但倘若用活人的感受去换位死人的“思维”，“我”所感受到的似乎又合情合理。面对虫豸、路人的挑衅，面对巡警对“我”的对待，面对书斋小伙计的询问，“我”所作出的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反应。“我”不再是我，更像是体味和同情这个死者的旁观者。鲁迅刻意拉开了“我”与我所遭受的一切之间的距离，让“我”更是让读者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丑陋本质。

陌生化的效果一来让叙述打破传统，是对叙述技巧的探索与创新；二来解构了当下人们的认识，用“死人”的视角激发人们对社会的深思。艺术的创作正是在于对创作本身的探索以及对认识的深化。《失去呼吸》和《死后》的另类聚焦创造出的价值不仅仅是文学的，也是现实的。

二、另类聚焦文学效果的比较：黑色幽默的情节

正是因为独特的叙述方式，两篇作品中都出现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情节，幽默感十足，更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感染力和讽刺的效果。笑过之后不免反思现实中的种种被“见怪不怪”的丑陋。黑色幽默所追求的以丑为美的反向诗学效应。另类聚焦的叙述方式将读者引导进入“丑”的世界。此时，我们不再用美来反衬丑，而是将丑本身直白地表达出来。“丑”作为一个美的独特范畴，有着优美和崇高所无法实现的审美效果。传统文艺中的美“代替不了表现丑所带来的特殊美感，丑所具有的强烈刺激感和冲击力是其他美感形式所难以匹敌的”［4］。

《失去呼吸》的主人公虽然从情节上来看似乎是一名受害者，因为失去呼吸而要四处躲藏并备受摧残。然而，在叙述的过程中，他表现得更像是个旁观者，冷静地描述和分析他人施予自己的攻击与伤害，读者结合他的实际状况，不免对这种情境感到好笑。“我必须为马车夫说句公道话，他没有忘记把我最大的那口行李箱也扔下马车，不幸的是箱子正好砸在我头上，并且立即以一种有趣而非凡的方式砸破了我的脑袋。”［5］“唯恐他认为我还活着的怀疑被最终证明为正确，他同时剖开了我的胸腔，取出几个内脏作为他死人的解剖标本。”［6］主人公与读者一样，仿佛置身事外，揣摩施暴者的心理，旁观自己的身体受虐。在被误认为是犯人而被推上绞刑架时，“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写作。“事实上，要写这样一个题目，被吊上绞架是非常必要的。每个作家都应该把自己局限于亲身经历的事。因此马克·安东尼写出了一篇关于酗酒的论文。”［7］终于拿回了自己的呼吸之后，“我”还行事严谨地开了一张收据给温德纳夫先生。荒谬的情节令人发笑，读者也发现“我”不仅身体状况异于常人，连思维和想法都属另类。读者从故事的一开始就随着“我”进入了一个扭曲的空间，居然还在这个近乎疯癫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了共鸣。常人所标榜的理性与道德也在作家的想象与精心安排中被解构。

《死后》中的“我”没有《失去呼吸》里的主人公那么疯狂，死者的“内心独白”情绪丰富，幽默大多来自讥讽和自我嘲讽。鲁迅的黑色幽默表现得更为直截了当，杀伤力更强。如当死后的自己发现没有碰到熟识的人，独白道：“现在谁也看不见，就是谁也不受影响。好了，总算对得起人了！”［8］用反语来讥讽那些说三道四、落井下石的看客们，令人愤慨，却又忍俊不禁。青蝇在飞离我身上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惜哉！……”此句颇具黑色幽默的色彩，而“我”，一个死人，几乎“昏厥”过去。接下来，“木材摔在地上的钝重的声音同着地面的震动，使我忽然‘清醒’……”［9］死者昏厥又继而清醒过来。作为正常人，这种表述绝无可疑之处，而死者作出同样的反应却让人觉得好笑，进而又引发人的深思，透过表层的描述去探索文字下面作者的真正意图。正是这样的虚幻与真实的结合，制造了“话中有话”的效果，引起反思而指向了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其思想内容越见深刻，审美价值也得到体现。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情节，所有这些黑色幽默的实现都是靠另类聚焦的叙述前提才能得以实现。非常态的叙述方式拓宽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两位作家在叙述方式上的尝试推进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其对文学本身的发展也是有裨益的。

根据爱伦·坡的“效果统一说”，一篇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让读者能一口气读完。文学创作首先篇幅不可以太长，其次作品的内容必须有趣味、用幽默来调节氛围，避免因作品太过沉闷或者太过激动而让读者出现审美疲劳。《死后》和《失去呼吸》中穿插的黑色幽默不仅仅是点缀，也是作家思想表现的重要手段。

三、叙事选择缘由的比较

两个人的文学创作同样是选择了超传统的叙述视角，也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和社会效应。然而，爱伦·坡和鲁迅的叙述选择缘由却大不相同。

爱伦·坡一生坎坷潦倒，备尝辛劳忧患，而且受尽人间白眼，不断遭到明枪暗箭的中伤。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酒鬼和瘾君子，正如他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念，反对艺术的说教性，反对科学与理性。他主张创作的“整体效果”，在他的作品中“效果”是预先设定的，然后精心雕琢，拼命堆砌辞藻，进而不厌其烦地描写一个个细节，巧妙地表现他永恒的主题：美的幻灭，死亡的恐怖，忧郁的恐怖，对怪异现象的疑惧［10］。他的小说作品大多如梦境一般，游离于现实的边缘。他将自己的每部作品都视为一个科学研究，反复推敲，用想象加逻辑推理进行创作。原本离奇荒诞的梦境反而变得幽默，读者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获得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在艺术中寻求心灵的寄托，在想象中感受美。

艺术的象牙塔实为爱伦·坡对现代社会反抗的桃源。爱伦·坡的这种反抗是消极的，他不满现状，但是理想让他不愿意用“说教”来玷污艺术的美，只能用想象为自己制造一个“美”的世界。他想展现的美是广义的，是艺术的，是心灵的冲击。在他的世界里，美与丑都由他自己来界定。越是看似远离现实，越能让他获得创作的灵感。另类聚焦的叙述方式让他具备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他编造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效果来冲击读者的内心，效果的实现也是美的实现，这才是他认可的艺术的价值所在。

与爱伦·坡不同，鲁迅创作的现实主义色彩更为浓烈。他对现实的批判是更为直接而犀利。《死后》写于1925年，当时鲁迅与杨荫榆、陈源等论战激烈，处处受人压制，同时他也目睹了“五四”之后中国的现状，感到十分失落，社会和个人生活都很窘迫。基于这样的背景，鲁迅没有了“五四”时期的乐观和激情，更多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鲁迅曾经建议年轻人不要读《野草》，因为内容太过消极。可见，这些散文中包含了鲁迅强烈的情绪，而惯常的表达方式过于苍白，无法表现出鲁迅内心强烈的失落感和悲观情绪，而且过于直接的讽刺可能会招来更多恶意的批判。因此，文章选择用“梦”来暗示和投射他人生此阶段的种种境遇。“梦”本身便是无法用正常的理性去解释的。《死后》开篇就讲道：“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以此为前提，下文事态的发展无论如何的光怪陆离，也都成了读者可接受的内容。如若是与现实毫无关联、天马行空的幻想，任何奇异的情节都能轻易地被读者接受和理解。这却失去了创作的意义，只能供人消遣娱乐。一旦奇特与现实结合起来，怪诞的反常刺人眼目，其中表现出的冲突和矛盾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能激发读者的反思和回味，文学便具备了审美价值和意义。

相似的选择，不同的目的。爱伦·坡的另类聚焦是出于对艺术、对美的追求，因此他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以实现他创作震撼人心的效果。而鲁迅的叙事选择则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意义的考虑，用“死者”的口来披露现实的丑恶，把人们自以为是的生活的面纱撕下来，让真实展露出来。

三、结 语

可见，另类聚焦造就了两篇小说独特的幽默，在现实与想象的交错中，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体现。非常理的表达方式一旦与现实内容相结合，形成怪诞与另类的风格，会更加激发阅读者的想象力和思考。《死后》中鲁迅全篇以怪诞为基调，暗示和讽刺了他周遭的人和事，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生活和国家振兴的态度。爱伦·坡本人一再反对文以载道，他的《失去呼吸》虽然不如《死后》的现实性那么明显，其实作家也是在用另类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对现代社会的看法和对文学的态度。

怪诞中渗透着真实，表面故事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诱使读者去发掘，从而为作品制造出极大的审美价值。同样的创作方法在《野草》的诸多篇章中都有所体现，如《过客》、《死火》、《影的告别》等。爱伦·坡的许多心理小说也一样，如《黑猫》、《泄密的心》等。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怪诞与另类促成了象征意义的形成，加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注释：

［1］余爱全：《另类聚焦与小说陌生化效果》，云南大学2010年优秀硕士论文，第25页。

［2］转引自李伟昉：《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3］鲁迅：《死后》，《野草》，新秀电子书库。

［4］王明文：《论丑在文学一书中的特殊意义及化丑为美的限制性》，《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5月。

［5］［美］爱伦·坡：《失去呼吸》，《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上）》，帕蒂克·F·奎恩编，曹明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5页。

［6］［美］爱伦·坡：《失去呼吸》，《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上）》，帕蒂克·F·奎恩编，曹明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5—196页。

［7］［美］爱伦·坡：《失去呼吸》，《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上）》，帕蒂克·F·奎恩编，曹明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7—198页。

［8］鲁迅：《死后》，《野草》，新秀电子书库。

［9］鲁迅：《死后》，《野草》，新秀电子书库。

［10］陈良廷：《前言》，《爱伦·坡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