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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聚居区域结构稳固研究

2012-04-12

关键词:武陵土家土家族

申 莉

(湖北民族学院 研究生处,湖北 恩施 445000)

土家族聚居区域主要是指在湘、鄂、渝、黔边区的武陵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主线,酉水和清江为中心,包括现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所辖的酉阳等5个区县及贵州铜仁地区,共计37个县(市、区)。该地区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该地区总人口14276524人,其中土家族6712031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66.25%,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区域[1]。

历史上这里多元文化互动频繁,被学者誉为“文化的沉积带”和“聚宝盆”。如今,武陵土家族聚居区是全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区,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最前沿。在这片特殊的地域里,土家人世居于此,形成了与其他各族不同的性格特征,对土家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培养了土家人的特殊性格

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形成与其居住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及文化传统是互动的,土家族世居的武陵山区,山地自然环境铸成的土家族独有的文化,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希腊和日本的海洋文化不同, 甚至和长江、黄河中下游典型的农业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土家族文化是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其以采集、渔猎、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以及漫长的社会发展史形成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规则铸造出来的山地文化,这些文化塑造了土家族独有的性格,其特点表现在:民族性格偏向温和;强烈的恋乡爱民和爱国情结;有深刻渊源的家族意识和宗教信仰;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尚武精神;对他族的兼容。

土家族世居武陵地区,以土生土长而自豪,土家族人一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历史上更未出现分散、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或向外扩张,所以武陵土家地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聚居单元,土家族成为我国惟一一个身居祖国腹地而人口庞大的少数民族。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土家族性格对其的影响。

二、特殊的民族性格促使土家族在稳固的地域中和谐共处

(一)温和的生产生活方式:土家人无扩张和侵略意识

以武陵山区为中心的土家族聚居区域,自古就是在中国的腹心地带,其生态环境可谓依山傍水,其间有武陵山、大巴山等山系,群山之间,又有酉水、澧水、清江三大水系环绕,岩溶地貌发育出甚多溶洞,岩石遍布,山高坡陡。这里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季节分明;矿藏储量丰富,植被丰富,森林密布,野生动植物繁多[2]。历史上土家族经历了从采集渔猎、刀耕火种到向五谷栽培的农耕文化发展的过程。远古时代,渔猎是生活在这里的土家人长期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据记载,土家先民曾有过频繁的“赶山”活动,即集体打猎。进入农耕时代以后,早期主要以“烧火畲”的方式种植各种杂粮,即“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由于山多地少,导致土家先民的居住比较分散。后来,随着农业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劳动对象的改变,加之互助协作的需要,土家人逐渐行成聚族而居的习惯[3]。

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和山地文化促使了土家族温和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历代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也一直在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再加上武陵山区的生活生产条件已经能够满足生存,人们安心农业生产,乐于满足现状,没有向外扩张意识。地处山区天然的屏障中,信息的封闭,使人们对外界形成了交流障碍;交通落后使个人的长途迁徙变得艰难,举家外迁更是不现实的举动。从这一层面上,土家人更愿意长期安定的生活在自己的“武陵桃花源”。

(二)恋乡爱民:个性空间与集体意识的统一

纵观土家族历史,尤其是早期的疆土开发和后期的军事活动,恋乡爱民一直是族人心中的重要情结。追溯到有关土家先民——巴人起源的原始神话中,从廪君开始就有着原始而质朴的恋乡爱民情结,为了给族人找到好的生存环境,他带领部族向东开拓疆土,披荆斩棘,“君乎夷城”,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4],其种种作为,使他升华为巴人及后来的土家人心中的神灵,廪君传说所体现的对民族和族人的忠心和热爱,正是土家族人民热爱本民族精神的文化根源。

崇力尚勇是土家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与汉民族“崇文尚武”、“温厚中和”的性格又有不同,受到早期巴文化的影响,土家族继承了巴文化中浓郁的军事特色和强烈的武性特征,崇力尚勇演变成为土家族的尚武精神。土家族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是与历史上种种军事活动分不开的,如商末在牧野之战中作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抗击商军,帮助武王伐纣,充分表现了巴人慷慨赴国难的大无畏精神。土家风俗中至今仍保留着“过赶年”这一习惯,就是为了纪念以往的军事战争和在这些战争中牺牲的先人[5]。这些历史无不说明尚武精神正是土家人为保存自身延续和民族发展,为保卫家乡和人民而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

爱家乡、恋故土是一种集体意识,土家族恋乡爱民的情结使土家族人民为争取生存、民族自身解放、保卫家乡保卫人民而勇敢地进行斗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感情,土家族人民才会如此眷恋故土,开发武陵大山,建设家乡。

(三)宗教信仰和宗族制度: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归宿

土家武陵地区的长期稳固,与土家人家族意识的维系是分不开的,其维系的纽带一是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深刻精神文化,二是宗族中族规家法的制度文化。

“灵魂”是土家人心目中的重要观念,土家人认为灵魂为生命之所系,离开躯体的灵魂会祸福宇宙万物。所以,祖先崇拜是当然且必需的。家庭祖先,土家族称“家先”,也就是本姓本支亡故的列祖列宗,土家族主要是把血缘关系很近的上辈尊长当作家先神,祭祀家先之灵。土家人相信家先们死后可以保佑家庭繁衍、子嗣安康、五谷丰登。而灵魂是不会死亡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死,死后灵魂需要后人的供奉和祭祀才能得到安息[3]。在此前提下,土家人一是会积极勤勉的祭祀先祖,二是会十分注意传递给后人同样的意识,使自己在百年之后也能够得到同样的供奉。这样,以信鬼神和祖先崇拜为特征的精神文化为土家人找到心灵的归宿,把土家人凝聚起来,以家族为中心,世代繁衍而不分散,更不会离开祖先生活的地方。

土家族盛行宗族大家庭,聚族而居,关系密切,从古至今也一直有着一些强宗大姓,如向氏、彭氏、覃氏、田氏等等,许多地名就用姓氏命名,如李家寨、黄家湾等等[3]。宗族制度对土家人的日常生活、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宗族组织正是通过宗法家规来维系宗族的团结和一体化,保护宗族内的社会秩序、整体利益和每个家庭的正当利益。如召开宗族大会共同商议处理公共事务、对族谱的修缮、大型祭祖活动的组织、对人们行为习惯的约束、对婚姻关系的调整等等,这些足以证明土家人宗族意识浓厚,宗族约束力强。如上所述,土家族通过宗族、宗法家规形成的制度文化成为安定团结和集团内和谐的重要因素,为土家人找到归属感,土家地区因宗族形成的约束力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保证了土家族人安居的稳定性。

(四)特殊的伦理道德取向:建构族内各单元和谐共处的规范

土家族讲究礼仪,尊老爱幼是伦理中的关键点,最重要的体现在人生礼仪上如婚礼、寿礼、葬礼等,婚礼的严格程序和种种仪式使土家族青年男女学会自立自强,学会承担责任,仪式中的哭嫁更是青年男女对父母、对家庭的热爱和眷恋的心理的表现;土家人很看重葬礼,特别是父母的丧事,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并以此来检验晚辈后代的“孝心”、“孝德”,他们称老人过世为“老龙归山”,葬礼中的跳“撒尔嗬”更是一种对往生者的祝福[6]。

土家族重情尚义,如关于土家族遵奉的氏族神祖八部大王的传说,这个美妙传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土家先民把自己的民族当成是一个无坚不摧的集体,并有着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还表现在“赶仗”等古老风俗之中,人们邀约着集体打猎,然后共同分配战果,这些习俗体现了土家人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古老传统[7]。土家族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摆手舞”更是集体劳动、共同生活的缩影,这些事例体现着土家人精神的重要一面,即集体主义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共同维护好这个集体。

这些伦理规范形成一种文化的约束力,使土家人自觉地凝聚起来,族内各单元得以稳定并能和谐共处。

(五)文化同源和文化背景趋同:在文化之源中寻找安居之因

1.文化同源。关于土家族的族源,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的看法是:土家族是一个由古代巴人的两支——廪君蛮和板盾蛮为主源,融合了后来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到唐末宋初才形成的一个人们的共同体,巴文化是今日土家族最早的文化渊源。土家族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上古时期,自廪君称王,到秦灭巴国,巴人作为民族集团就此消失了,但巴人不断迁徙,广泛分布在武陵地区,其后在秦、西汉、三国等朝代都有史书记载其活动区域大都在武陵地区,称其为“巴蛮”、“武陵蛮”、“建平蛮”、“廪君蛮”、“板盾蛮”等;唐宋时期,中央政权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实行“怀柔羈糜”政策,这就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冲破了原有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民族共同地域的地缘关系变得牢固;元朝至明清初年,统治者在该地区推行土司制,地域更加明确,如史书记载明初设置的土司有:施南宣抚司、容美宣抚司、永顺宣抚司、保靖宣抚司等,大概已经包括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土家地区;在元明清三朝,中央王朝为稳定统治,一直都有着“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强行规定;自雍正年间开始,政府陆续对该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大力推行汉文化,进行儒化教育,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土家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促使其社会文化变迁[3]。建国后国家对武陵地区实行民族识别,1957年,确立土家族为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正式一员[8]。

2.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语言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传承和记录了土家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发展、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等。土家族有独创的语言,历史上的土家族操用土家语进行交流,直到现在,在一些土家族地区仍然有土家语的痕迹存在,土家族的自称毕兹卡,另外,还有流传的大量土家谚语,用土家语命名的地名到现在还有大量的存留,如“索溪峪”即雾大的山庄、“数西枯”即板栗山等等。这些语言流传在土家族地区,形成了土家人独有的思维系统,表达着相同的文化规则[3]。

民族教育是优化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把武陵土家地区的教育作为一套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以本民族语言为工具的口承教育、汉文字人文作品教育和学校教育。口承教育是最基本和重要的形式,内容包括生活生产技能、人生礼仪、民间文化习俗等,主要通过家庭、家族、师徒之间及社区村寨集体活动进行;学校教育是教育体系的主流,武陵土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呈现出浓厚的民族性,除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加强统治而直接开办官学(如书院)推行汉文化外,古代学校教育还包括义学、族学、土司学校等,大多招收本族子弟进行教育,另外私塾的大量兴起,是与武陵地区独特的地理文化背景相适应的[1]。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教育,土家族文化得到传播,在使土家族子弟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习得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时,也使他们拥有了属于本族的文化属性,具备了由这些文化塑造的个性,这些个性集结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性格。

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互动,文化塑造性格、性格优化文化,同样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土家人独有的集体性格,形成了土家人族内认同感和民族意识,正是通过这些文化的传载,形成了土家人的思维系统、语言习惯和社会规则、文化规则,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民族情感和集体意识,实现着土家人的自我认同,这是土家人安居武陵山区的重要条件。

(六)选择与兼容:与他族和谐相处的原则

土家族生活的武陵地区,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民族,如汉族、苗族、回族、蒙古族等等,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共同对抗生存环境和社会变故的过程中,土家族与其他民族逐渐形成了和谐共处的局面。以对汉文化的选择为例,“改土归流”后,汉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土家族地区传播,从而对土家族文化、土家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土家族文化变迁。但土家族在吸收这些文化时作了新的选择,用土家化的方式改造了这些文化的特征,成为新的民族文化,如信仰中加入了汉族信仰的神灵系统,原本的土家族巫师梯玛与其并存;汉族道德观念的广泛吸纳更体现了土家族文化的选择性,对迁徙进入的外族人口大都采取宽容和吸收的态度[9]。在这一原则下,土家人能够在自己的地域范围内和其他民族和谐共处,并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格。

(七)居住区域结构的最终稳定:武陵文化圈的形成

武陵文化圈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地理概念,是土家族几千年来在固定区域内在同一生态环境下传统文化演变的结果。以武陵地区为地理区域的边界,以土家族传统文化要素为基础,且将这个土家族分布并且有共同文化、共同民族渊源关系的区域称为武陵民族文化圈,其背后隐含着土家人特有的文化规则。这种文化规则所形成的土家族独有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网络把土家人联系起来成为整体,武陵文化圈形成的要素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学艺术,这些“共同”不断内化为土家人独有的性格,形成土家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达到了居住区域稳定的效果。在这个文化区域内,土家人牢固团结在武陵地区中,千百年来按照既定的文化模式延续民族历史。土家族因此成为人口众多而能深居祖国腹地的唯一少数民族。

结语

民族性格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去创造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脊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土家族的性格决定了土家人的社会发展及民族命运,决定其居住的区域会趋于稳定,但这种稳定又会反过来影响土家族的发展。如其特有的文化机制促进了土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保留了土家人的优良性格,对土家族地区的发展及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有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又会造成交流屏障,限制土家族与外部的交融和经济的开发,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这种稳定显然会对土家族地区今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下,应利用好土家族居住区域的稳定,在稳定中求得发展:如利用好居住区域稳定与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要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扶持加快其经济发展,增强土家人的民族意识;要加强民族教育的实施力度,通过教育传承土家族文化并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提高整个土家族素质。

参考文献:

[1] 谭志松.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M].民族出版社,2005:1-2.

[2] 杨圣敏.中国民族志[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213.

[3] 彭英明.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M].民族出版社,2001.

[4]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

[5] 周兴茂.崇力尚勇——土家族的特殊伦理倾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4):21-23.

[6] 周兴茂.土家族的四大礼仪及其人文价值[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5):6-7.

[7] 周兴茂.论土家族的优良道德传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3):53.

[8] 杨圣敏.中国民族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9] 段超.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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