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选本的批评原理与批评机制

2012-04-12邓建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3期

关键词：选本文学批评机制

邓建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湛江 524088)

论文学选本的批评原理与批评机制

邓建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湛江 524088)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选本是非常重要的批评形式。就批评原理而论,“选”即是“评”——选本在编纂过程中,既然要有所选择、有所去取,就必然有所衡鉴、有所评价,也就具备了批评的特质;就批评机制而论,选本批评是一种关涉作者、选家和读者的三方联动机制,选本是这一机制的运行载体,时代则是这一机制的运行背景。

文学选本;文学批评;批评原理;批评机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选本是非常重要的批评形式。朱东润先生曾经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概括为六种主要形式,其中第三种、第四种谈的都是选本:“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1]

但文学选本的批评原理与批评机制究竟如何?前贤时彦均论之未详。我们认为,就批评原理而论,“选”即是“评”;就批评机制而论,选本批评是一种关涉作者、选家和读者的三方联动机制。

一、选择即批评:文学选本的批评原理

文学批评的根本特点在于“评”,文学选本的根本特点在于“选”,而“评”、“选”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选”本质上亦是“评”——既然要有所选择、有所去取,就必然有所衡鉴、有所评价,也就具备了批评的特质。虽然我们从大多数选本之文本本身看到的只是选家对作品的去取,但很明显,在选家进行选择、选本最终呈现的过程中,衡鉴与评价是一直萦绕于选家之心头脑际、与选家之选择行为如影随行的心理与实践活动——在某些带有标抹、圈点、评注的选本中,这种衡鉴与评价活动更是由潜隐状态浮现于文本表面,袒露无遗。

正是基于此点,我们可以说:选择即批评,文学批评乃是文学选本的本质功能。方孝岳先生非常精辟地指出:“凡是辑录诗文的总集,都应该归在批评学之内。选录诗文的人,都各人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2]19

如果再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在个人兴会感悟、少有抽象思辩的话语特点和多为只言片语、少有系统归纳的文本样态来看,结合选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所显现的实际效用来看,选本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功用和价值其实还在闲话、偶记、随笔、丛谈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之上。方孝岳先生云:“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像《文选》,像《瀛奎律髓》,像《唐宋八家文钞》……他们都曾经各演出一番长远的势力,都曾经拿各人自己特殊的眼光,推动一时代的诗文风气。所以‘总集’在批评学史中,实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这一层我们不可不注意。”[2]20鲁迅先生亦指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3]

对于选本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再深入一层,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1．选择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必然行为;2．选本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必然结果。[4]

面对层出不穷、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感受迭现无休、风起云涌的文学现象,古人难免产生一种述说与评鉴的冲动,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兴起的机缘。而作为一个批评家,无论是就他所面对的批评对象之庞大复杂而言,还是就他本身的学识才智、时间精力等主观条件而言,他都不可能穷尽其批评对象。当这种批评渴望与所处境遇的矛盾无可调和之时,选择就成为一种必然行为。

从这个层面来看,批评家的批评行为实际上是分三步完成的:首先,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感受文学现象,形成某种初步的批评观念,进而产生批评的渴望与冲动;接下来,受批评渴望与冲动的驱使,返观批评对象,力图通过对批评对象进行衡鉴与评价来释放自己的批评渴望与冲动,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批评观念;最后,由于批评对象无法穷尽,开始按照自己业已初步形成的批评观念对批评对象进行选择与评鉴,并在选择、评鉴的过程中修正并完成自己的批评观念。

二、文学选本的批评机制:作者、选家和读者的三方联动机制

文学批评是文学选本的理论内核,这一理论内核的实现形式亦即选本的批评机制。选本的批评机制是一个关涉作者、选家和读者的三方机制,选本是这一机制的运行载体,时代则是这一机制的运行背景。

在作者、选家、读者三方中,选家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对于作者而言,作品创作完成之际,便是其使命完成之时,至于其作品能否被选家所相中,能否入选该选家所选编之选本,完全取决于选家——即便在某些情况下,选家在选本中选入自己的作品,使得选家与作者的身份出现重叠,此时其两种身份也应当是“貌合神离”,作者的身份服从于选家的身份;对于读者而言,他能否阅读到真正反映作者创作风貌的作品,能阅读到多少真正代表作者创作实绩的作品,也取决于选家,读者本人对此完全无可奈何。选本的批评机制应该是这样的:选家受所处时代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出于某种动因,依照自己的标准,对作者之作品进行筛选、取舍并重新合为一编,借此传达某种批评信息,选本于是产生;读者阅读选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接收选家借选本传达的批评信息,进而以之为参照重新观照并调适或反思自己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最终与选家达成一致或与选家分道扬镳。

为了彻底厘清选本的批评机制,我们不妨从选家(选本)与时代、选家与作者(作品)、读者与选家(选本)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更深一层的探讨。

(一)选家(选本)与时代

选家对作者(作品)进行选择、编出选本,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筛汰过程,而是一个绾合诸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形成并传达自我审美趣尚、文学观念的过程。正因为此,透过一部选本,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选家本人的审美趣尚、文学观念,还有选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选家所处时代的文学风气与倾向。朱光潜先生说:“编一部选本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艺术……有选择就要有排弃,这就可显示选者对于文学的好恶或趣味。这好恶或趣味虽说是个人的,而最后不免溯源到时代的风气,选某一时代文学作品就无异于对那时代文学加以批评,也就无异于替它写一部历史……一部好选本应该能反映一种特殊的趣味,代表一个特殊的倾向。”[5]

关于此点,古人亦有言及,如四库馆臣在评价历代唐诗选本时说:“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因乎风气之所趋。”[6]

(二)选家与作者(作品)

由于选家操控着作品的选择权,所以表面看起来,选家对作者(作品)有绝对的支配权,作者(作品)之去取留弃、生死予夺,全然在于选家的一念之间。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选某一作家的诗文,就好比替一个美人梳妆打扮,让她以最好的面目出现于世。一个诗人获得听众,有时全靠选本做媒介……选本对于不甚知名的作家的功劳尤其大。许多诗人一生只做过几首好诗,如果不借选本,就早已淹没无闻。”[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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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选家对作者(作品)的支配权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选家对作者(作品)的选择行为不但关系到作者(作品)的去取留弃,同时也关系到选家的声誉与选本的价值与存亡。如果选家通过选本所传达的批评信息为读者所接受、认可或者受到读者的推崇,则选家的令名美誉亦会随着选本的不断传播而流布,如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因力主唐音,所选甚精,品评亦当,受到世人推崇,“终明之世,馆阁宗之”[7],高棅亦随之名声大噪;反之,如果选家通过选本所传达的批评信息为读者所否定、弃绝,则选家的声誉要受到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取决于读者否定、弃绝的广度与程度,而选本的流传亦因此受到影响,甚至没世而亡。以公正之心操选政,这是世人对选家的要求,也是选家自身必备的职业道德;历代操选政者亦皆小心翼翼,绝不敢滥用选权,唯恐择录不当,贻误后学,招致骂名,误人误己。明代李东阳曾经发出由衷的感慨:“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8]

(三)读者与选本(选家)

在某种意义上,作家创作所完成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成品”,因为该文学作品此时还只是一个潜在的艺术世界,其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还必须依赖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选本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集,其意义和价值的实现同样依赖于读者的读解——不仅读解选本所选择的作品,同时读解选择这些作品的选家。

读者阅读选本,面对的不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选本,还有选本背后的选家。在读者开始阅读选本之前,选家通过选本所承载、传达的各种信息,已经为读者预设了一种期待视野;读者在阅读选本的过程中,他本来所具有的阅读期待与选家通过选本所预设的期待视野相遇并交锋。如果读者自身的阅读期待与选家所预设的期待视野相适应,读者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欣悦感,进而对选本和选家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如果读者自身的阅读期待与选家所预设的期待视野不相适应,读者在期待受挫之际,会逐步调整自己的期待视野,进而可能与选家所预设的期待视野达成一致。对此,鲁迅先生有非常生动的描述:“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3]而随着读者的“就范”,选家通过选本所传达的信息为读者所接受,选本的批评功能也就得以实现。

但在读者对选本的阅读当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读者始终不肯“就范”。此时,不但选本的批评功能无法实现,选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也要大打折扣,甚而选本能否继续流传,也很成问题。古人对于因某些选家学识不足而致选本选编不精、谬种流传、贻误后学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宋代朱熹曾经对某些抄撮成编、质量不佳之选本流传于世的情况表示过忧虑:“近见建阳印一小册,名《精骑》,云出于贤者之手,不知是否。此书流传,恐误后生辈读书,愈不成片段也。虽是学文,亦当就全篇中考其节目关键。愚按此,可为今日乱操选政者之戒。”[9]

清代魏裔介曾对当时古文选本泛滥以至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情况深表叹息:“顾选本虽多,精确者少……若近日之操选政者,类多从事于古文,然或略而不备,或驳而不纯,甚者批评点次,荒谬舛错。嗟夫,古文者后学之指归也;指归不端,渐且入于岐路矣。”[10]

清代田雯也曾有类似感慨:“古人著书,皆有所为,即制义选本,亦不苟且评隲……盖选政之难如此。后之学者于圣贤指归、文家宗派概未有闻,而滥操选政……展转相承,迷误后学,政使者之所叹息而深恨者也。”[11]

文学选本之批评原理与批评机制既已明了,则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之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正如方孝岳先生所言:“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2]20

[1]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绪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2]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 鲁迅．选本[M]//鲁迅全集(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04．

[4] 李扬．批评即选择——论《花庵词选》的词学批评意识[J]．河南大学学报,1999(2)．

[5] 朱光潜．谈文学选本[M]//朱光潜全集(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M]．北京:中华书局, 1965:1727．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336．

[8] (明)李东阳．麓堂诗话[M]．丛书集成初编本．

[9] (清)陆陇其．读朱随笔: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