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湘涛，范贤超

(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5)

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

范湘涛1，范贤超2

(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5)

科学发展观以深邃的哲学眼光，审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提升了发展的新境界，开拓了发展的新局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崭新的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方法论原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学界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科学性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论峰迭起，成果裴然。然而对科学发展观中的理论创新问题，则论及较少，本文想对此作一个试探性的说明，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创新是指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对事物进行整体性的或部分的变革，从而使事物得以更新与发展的实践过程及其成果;是事物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是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由于增加了新的因素而得以丰富、充实、完善;是事物内容结构的重新组合，使其更合理、功能更齐全，效率更高，因而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理论创新就是对事物的变革理论做出新概括和阐释，它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等内容，具有人的目的性、规律性、变革性、新颖性和发展性等特征。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一般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提出了全新的理论概念;二是对原有概念赋予新的内容;三是对原有理论进行新的补充。

实现理论创新，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中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十分艰辛的问题。共产党成立后，以民族救亡复兴为担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地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只是行动的指南，要使一个革命运动达到成功的目的，首先要有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但理论创新，不是神坛论经，信口雌黄，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要倾听实践的呼声。理论创新，是建立在实践两重性的品格基础上的。黑格尔认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1］P523列宁把其中合理性概括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P183理论具有普遍性，没有直接现实性;一般物质活动只具有直接现实性，没有普遍性;实践不同于理论，又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活动，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直接现实性，因此，实践高于理论，又高于一般的物质活动。

要使实践的普遍品格发生作用，就要使理论不断地把握实践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揭示其本质和规律。这就是说，理论要不断创新。从认识上来理解，所谓理论创新，就是在理论通过形成实践目的和方法来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分析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情况，研究实践中所涌现出的新问题，形成能重新把握实践的新认识成果，从而使理论由原来的水平提升到新的境界。

实践作为开放性的物质活动，总是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因而，总是不断地遇到新情况，涌现新问题。当作为形成实践目的和方法依据的原有理论不能有效地说明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时，实践的盲目性就自发地发生作用，导致行动的挫折，造成革命的失败，这时实践就会呼吁理论的创新。同时实践所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又为理论创新提供创新的方向和创新素材。理论创新是实践两重性品格矛盾运行的必然结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新图存，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程。党的一代代领导集体，总是紧密结合具体实践的需要，努力回答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时至今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模式，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进行的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不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深刻地影响世界各新兴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科学发展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予以科学回答，不断引导如何认识我国发展进程，从“怎么看”，到“怎么办”，做出了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三，要贯彻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辩证统一的原则。“创新”，不是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而是对传统的批判继承。传统是历史活动的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历史活动是现实的积沉，它既是历史的现实化，又是现实的历史化，因此，在理论创新中，既要反对全盘肯定、因循守旧的拿来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脱离历史的虚无主义。

每一时代的思想理论，都是人类整个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继承先辈们创造的思想成果，是历史上各种理论形态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发展理论，从国际视野来看，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有苏联赫鲁晓夫以赶超苏美的战略构想;在我党的发展理论中，有毛泽东的跨越式发展观，邓小平的发展“台阶论”。这些理论，有合理的伟大创造，有成功的实践开拓，当然也包含有时代的局限。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客观地说，也包含有对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借鉴，综合了新时代的特点，是立足于新的时代舞台作出的新型理论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一时代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东西。就当前而言，时代没有变，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总任务没有变。但发展阶段不同了，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更加剧烈，改革开放步步深化，实践所涉及的广度、深度和难度大有不同，这些都要求我们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来看待实践中的问题。继承是包含辩证否定的合理继承，如果没有变革，任何思想理论不能发展，任何社会都不能进步，在发展理论中，既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有在“左”的影响下泛滥起来的错误观念。对此，科学发展观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区分传统发展观念的精华和糟粕，既不把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当成“旧观念”，滥加鞭伐，也不把过去否定贬斥过的，本来就是陈旧的东西当成新观念肆意宣扬。

二、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

回顾我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节节胜利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伴随实践成功的伟大庆典，必定有理论创新的灿烂辉煌。90年来，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事业，已彪炳在我党的发展史册。我党一代代的领导集体，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3］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

第一，以世界的眼光审视我国现实，提出了发展为“第一要义”的思想。科学发展观视发展为“第一要义”，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变换的特征和我党治国理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符合我国现实的需要。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剧烈，我党治国理政的紧迫任务，就是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机遇面前争朝夕，面对挑战不折腾，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否则，就要落后挨打，受制于人。在发展价值取向上，要坚持取向的全面性、协调性，但在当代中国，要始终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要把发展经济置于主导地位，这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是一切发展的源头活水。

第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了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资本主义的高楼大厦，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和尸骨垒成的。从哲学上讲，它的发展是“物本主义”。在我党过去的发展理念中，无论是毛泽东的跨越式，还是邓小平的台阶论，强调的是时间、速度、指标。

在思想发展史上，“以人为本”有着不同的理论维度。在中国古代有管子的“本治则国固”和魏征的“载舟覆舟”的民本思想，这里的“民本”，只是维持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已，在近代西方有形形色色的“以人为本”，如:有希腊认识层面的知识标准说，有法国本体层面的人是世界最高存在的本质力量说，还有德国价值层面人是“目的”和“手段“的观点。这些都是抽象意义上历史唯心主义“人本”倾向。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才确定了人的根本价值导向，那就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达到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能消灭全部阶级社会那些摧残人、轻视人、藐视人的非人道的行为。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定为它的核心，其意不在于对“以人为本”理论本身有什么创意，而在于它与资本发展逻辑中物本主义相对立，也与传统发展观的GDP崇拜相区别。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在发展理念中，出现了迷恋利益驱动而鄙视精神价值，热衷于追名逐利而私欲恶性膨胀的价值错位，冷漠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与现象，而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则体现了中华民族民本主义的优良传统与马克思科学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是具体活动的从事实践的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的辩证统一。人是世界上第一宝贵的意蕴表明，人是环境的产物与人也改造着环境，发展离不开人与发展是为了“人”的辩证统一。

第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提出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观。如前所说，以人为本中的人，其核心是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辩证统一，但是这个群体与个体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其实质就是人民群众。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历史观的出发点，但这个人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实践活动的人。［4］P30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主旨，是坚持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它一再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保障好人民的各项权益，反对贫富悬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5］P39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2.3.3 出血性卒中：对于伴有出血性卒中的SCAD患者，抗血小板治疗策略应与神经科共同决策，个体化处理。目前没有指南明确界定，何时可以安全重启抗血小板治疗。对既往发生过出血性卒中的SCAD患者，原则上应充分评估患者颅内出血复发的危险(如脑叶部出血、高龄患者、正在抗凝治疗等)，需要严格管理血压，并慎重选择抗血小板药物种类、剂量和疗程。非脑叶出血的患者可选择单个抗血小板治疗，如阿司匹林，然而重启抗血小板治疗的最佳时间不清楚。目前建议颅内出血稳定6个月后，可考虑重启抗血小板治疗，而脑叶出血患者应该个体化处理[11]。

科学发展观把人民群众视为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要求切实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发展问题上的新拓展。

第四，借鉴运用社会系统论和社会均衡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

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是世界性的理论共识而已。可科学发展观为此提出的战略构想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和直面现实国情的勇气都是开创性的。众所周知，自从资本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规模的生态系统横遭破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全球性问题群”也日趋蔓延，现代文明危机正袭击着整个人类。国际社会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资本的本性，一方面禁令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限制人文资源的出口;另一方面不惜一切手段掠夺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把生态文明危机转稼于别国人民。科学发展观借鉴西方学者的“社会均衡论、社会协调论、社会系统论”和他国政府保护本国资源的实践经验，体现了不拒绝国外经验的政治远见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与此同时，又以深邃的战略眼光直面现实国情。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致使“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治理的任务相当艰巨，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不堪负重。”这样下去，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5］P39这不仅提出了代内平衡发展问题，而且提出了代际平衡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保障生态文明的发展。

第五，从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特征出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发展方法论原则。辩证法总特征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它要求人们不仅要关注各事物总体中的各个要素，而且还特别要关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就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任何问题都必须置于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大局中处理，都必须通过兼顾各方的方式解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浅层次的改革基本完成，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逐步显露。如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加突显;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生态承受力抵达极限的状况令人堪忧;社会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多样化的趋势，已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已严重不相适应。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既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是我们已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总揽全局，协调、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体现出多元利益主体的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发展多样价值取向协调共生，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和谐局面。

第六，把握时代和平与发展的特征，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理念。五个统筹，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五大矛盾关系。对立统一是矛盾本身所固有的两大属性。在不同事物发展中，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对立、统一呈现主次不同的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了浓郁的哲学意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我党治国治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理论创新。建构和谐社会，并不是否定矛盾的普遍性，而是矛盾本身对立与统一两重属性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主次地位的不同转化而已。在阶级社会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矛盾中对立面的斗争占据主要地位，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矛盾中对立的统一性、依存性占据了主要地位，从而表现为和谐。和谐的意蕴，只是和而不同。毛泽东早就注意到这种变化，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题，要把国家建设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是后来误判了国内形势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使我国在发展观上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人们以为发展在任何时候都只能靠革命、斗争来开路架桥，不抓革命，就不能促进生产;不斗则退，不斗则修如此等等。结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阻碍了发展。科学发展观认真地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把建构“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发展的理念，它既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方法，是目标和方法的统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社会，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在尽管全球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发展层次各不相同，但和谐的理念和方法对各国共同探讨全球性的争端，解决全球矛盾、促进全球发展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和谐”，无疑拓宽了认知思路;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其他国家如何研究问题、解决社会冲突、化解社会风险与矛盾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新篇章

科学发展观以犀利的眼光和深厚的理论底蕴，洞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沿着我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谱写了理论创新的新篇章，为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在总结我党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时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6］P282江泽民则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理论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解决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迫切要求。从我党理论创新的实践来看，理论创新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革命出现重大历史性变化中的理论创新，如毛泽东为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而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理论创新是我党理论创新的典范;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紧紧抓住时代主题转换的新特点，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也已浓墨重彩地彪炳于我党理论创新的史册。另一种是党领导着革命、建设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解决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所进行的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提出的战略构想和实践举措而形成的阶段性的理论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合理地配置资源，它的竞争机制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市场经济这种优势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优势结合起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是，市场经济还有它的负面作用。这些负面影响，致使在取得经济发展世界奇迹的同时，隐藏着许多潜在的挑战。在“如何”发展取得一定经验的同时，对于“为什么发展”的价值含义和人文向度，都缺乏理性的考量，在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水平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神化经济杠杆，崇拜经济价值，迷恋物质利益，贪婪物质享受，漠视精神价值，丧失理想信念，疏远党和群众，剩下的只有一个庞大的“自我”。人们在追求国民经济产值翻番的过程中，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和劳动力资源的廉价使用，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的逻辑，不可能也无力回应这种挑战，带来的只是经济危机。因此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后如何进一步完善的挑战，是初步发展之后形成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挑战，是朝着现实目标前进中出现新情况的挑战，是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去闯路、开新篇的挑战。改革进入深水区，张弓没有回头箭，改革也不容走回头路。如何实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相结合，如何用社会主义制度去遏制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智慧的生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以消耗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和管理制度创新的“中国创造”，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新特征。科学发展观注重更新发展理念。传统发展观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发展，甚至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而科学发展观则在将发展视为“第一要义”的同时，又将全面协调可持续性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并坚持以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来推进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但超越了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的片面发展模式和为发展而发展的发展主义，也超越了以两极分化和对外掠夺为特征的西方古典现代性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同时还避免了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所出现的经济畸形增长和社会发展滞后甚至倒退的不协调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及承认资本市场、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前提下，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利用和限制资本的逻辑，即利用资本又控制资本，避免了资本逻辑在全社会的泛滥，避免了对外开放中的被殖民化。这就是说，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与“人本经济”相统一的特殊的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区别。在发展思路上，更加注重宏观布局，注重内在协调，注重良性互动，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我们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提升了发展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的新的结合点上，在新的实践视野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道路上取得的新进展。它的深刻内涵就在于既要以我党已确定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把中国发展的现有条件和世界各国发展态势融为一体，形成“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广泛认同和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这就标志着我党不仅掌握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权，体现着民族发展的自主、自觉、自信的创新精神，也取得了世界性发展的发言权，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模式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文化模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青睐，体现着理论创新的张力和魅力，同时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也奠定“中国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话语权”。几曾何时，苏联的解体，东欧的骤变，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话语喧嚣一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回响在世界各种论坛的舞台上，彰显在世界各报刊媒体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科学发展观以新的理念概括和总结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以世界眼光审视当代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以新的理论形态，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们解决发展新阶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范贤超．评价社会进步的合理尺度［J］．开放时代，1996，(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科学发展观重要记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曹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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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30

1．范湘涛，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2．范贤超，男，湖南隆回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