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兵,陈 翔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南京210046)

校园伦理视野下的高校稳定研究

孙丹兵,陈 翔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南京210046)

高校稳定的研究不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校园伦理作为高校稳定的价值取向,具有自身特有的规律并需要全体校园人付出独特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因此,我们需要伦理决策来统筹高校稳定,以责任伦理搭建校园稳定的平台与载体,以制度伦理夯实校园稳定的基础,使校园伦理精神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广大师生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动力。

校园伦理;高校稳定;伦理价值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高校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必然要求,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高校稳定机制的建设对于整个社会“大稳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校园稳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众多因素影响着高校的稳定,高校稳定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维护高校稳定需要开展多方面工作,但是校园伦理却是高校稳定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师生员工的心理状态、各种利益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调整、协调,疏通思想、化解矛盾、平衡关系,校园伦理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一、校园伦理是高校稳定的基本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人们关于高校稳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高校稳定理念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稳定、到“对各类群体友善的稳定”以及“校园伦理”的演进。英国学者约翰·穆勒认为,“每个人得到他应得到的东西为公道;也认为每个人得到他不应得到的福利或遭受他不应得的祸害为不公道。”[1]“对各类群体友善的稳定”的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每个人都能参与高校建设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发展能力的良性循环机制。“对各类群体友善的稳定”的理念形成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表明人们对于高校稳定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单纯稳定”的局限,开始意识到有必要检讨高校稳定模式和战略,针对各类群体采取特定的措施,而不是坐视或期望学校发展本身能自动实现不稳定因素的减除。此外,“对各类群体友善的稳定”的理念吸收了能力稳定要素,开始重视各类群体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各类群体吸收到高校稳定的过程中,确保各类群体能参与高校稳定,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高校稳定的成果。

一般来说,“培养模式的变革是培养模式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其特征是由价值判断转向事实判断,由思考走向行动,由提出问题走向解决问题”[2]。伴随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需要反思在高校稳定当中校园伦理的地位与意义。校园伦理可以界定为倡导“参与、共享、公正”的伦理。这一界定将高校稳定的根本原因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益关系的不同,另一类是人际关系的不同。这一分类使人们得以区分“对各类群体友善的稳定”与“校园伦理”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对各类群体友善的稳定”通常是由高校主导,而“校园伦理”则既由高校主导,也包含了个人尤其是高校弱势群体的参与。

倡导校园伦理是高校稳定机制的基本价值取向。强调校园伦理就是要倡导“参与、共享、公正”,给广大师生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稳定和具体旨在实现高校稳定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校园伦理,确保高校稳定为广大师生所广泛共享。校园伦理作为高校稳定机制的基本价值取向关注三个方面。第一,注重高校稳定的具体要求,从高校稳定的维度来探讨伦理与稳定的关系,集中关注两者的区别。在前伦理世界中,伦理与稳定处于混同状态。在现代社会中,稳定则明显区别于伦理。在现代社会中伦理与稳定同源地从传统伦理生活中分化出来。于是,稳定成为一个具体的价值趋向,不单单为道德实践所关注。第二,严格区分稳定性与道德性。主张稳定的正当性,反对高校稳定的道德论证。它既反对把道德视为高校稳定的基础,认为合道德性并不意味着就是正当。这就将高校稳定界定在道德与规范之间,把其确立为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的互动之链,凸显了校园伦理的整合功能。第三,通过阐释道德与稳定的发展和现代分化,引入商谈论对高校稳定机制进行思考。对于高校稳定而言,校园稳定是一种社会事实,高校稳定并不依赖于其道德价值,有效性来自对校园正当程序的遵守。这样一来,校园伦理提供了检验高校稳定机制有效性的判准。

理想的校园稳定为人人都是好人,高校稳定机制试图建立的一个理想中的校园。在这个校园里,人人都可以通过外在的道德教化和自身的修炼成为“好人”。“对于成长中的学生而言,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和技术可能会随着以后遇到的新情境而失去效用”。[3]在有秩序的校园里,每一个人都处于成长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人都不是坏人。道德与制度都可以构建或重塑校园伦理,但是与不确定性的道德相比较,内容清晰明朗的制度无疑是维持校园稳定的最佳选择。为了防止各类不稳定因素的蔓延,校园制度被设计成预防不稳定因素的最佳途径。校园制度设立各种各样的制度去预防不稳定因素,可以贴切地形容为:校园制度是标准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制度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存在一个不稳定因素,若这个不稳定因素不能及时消除,不稳定就会泛滥起来,和谐校园最终会遭受灾难。

也就是说,校园伦理并不能“自动”决定高校稳定的具体形态,校园伦理的建构有自身特有的规律并需要全体校园人付出独特的努力才有可能按时竣工。校园伦理的力量只有通过内化为校园人的自愿服从才能够真正得到论证。因此,校园伦理显然不是强制力,而是需要校园人从内心服从的一种“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历史转型,提供校园稳定基础的主体本身也发生了转变。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自组织都成为影响校园稳定的因素,因此,研究高校稳定机制不能仅仅归结为实际因素,同时还需要关注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这才是研究的应有之义。

二、以决策伦理统筹高校稳定

高校是思想、文化、价值观交流与碰撞的重要场所,青年学生正是这些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青年学生接受能力强、社会经验欠缺、思想和行为较容易发生波动、洞察能力差、缺乏坚定性,这些都直接影响高校的稳定。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决策伦理构成高校稳定的、统一的秩序。决策伦理同样存在于规范强制和秩序之中,而且,决策伦理不单单作为观念上的现象,同时作为一个社会的实体而加以承认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决策伦理和高校稳定这样两种社会秩序的分化和对立并非绝对的、超历史的,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因为,在高校这种熟人社会的情境下,人们把其全部生活放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之中,外在的学生、工作、生活分化是不存在的。在高校,伦理的规范被作为稳定器来看待,追求幸福的行动都是存在的。“幸福就应当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4]

以决策伦理统筹高校稳定,这表现在高校稳定的预防和治理当中,充分发挥校园伦理在决策中每一个环节的作用,既表现出了决策相对于伦理的明显的非独立状态,又因这种联系的血缘性、紧密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而与其它的决策形态相区别。既然决策伦理统筹高校稳定,那么我们就可从两个方面入手来把握决策伦理统筹高校稳定的性质定位。其一,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学习场,其氛围的和谐与否关系到学校的发展理念,关系到学生对待生活的态度与看法,也关系到学校的前途发展和未来远景目标的规划。要营造一种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仅仅靠部分人是无法营造的,它需要决策者与被决策者的共同参与,在这其中决策伦理就起到一种重要而又关键的作用。其二,高校以育人为本,大学生是主体。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稳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当代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稳定的一切工作都与决策伦理有关,在决策中必须坚持一切为了学生,尊重学生学习、发展、成才的主体地位,实现学生富有个性地全面发展。

以决策伦理统筹高校稳定,不是孤立的、主观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因此,以决策伦理统筹高校稳定又可以划分为三类:以追求决策公正的本体伦理资源;以决策思想、原则及其校园文化存在的文化伦理资源;以决策的客观条件存在的客观伦理资源。对于作为高校稳定的客观条件,三者中不仅存在着追求与实现决策伦理的部分,也存在着阻碍与破坏决策伦理的部分。我们所说的以追求决策公正的本体伦理资源,是追求与实现公正的部分。进而,决策伦理需要本体伦理资源不断成熟与超越,需要文化伦理资源不断建构与推进,需要客观伦理资源不断建设与支撑。这些伦理资源作为实现高校稳定的社会背景与先决条件,是推动高校稳定的根本动力与坚实基础。

以决策伦理统筹高校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高校稳定相关问题的决策不是一种感性的人情决策,而是一种理性的法理决策。切实维护高校安全与稳定,是推动高校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高校要发展,必须有安全和稳定的局面。没有安全稳定就没有高校发展战略的基础。如果稳定工作做不好,其他一切工作都会失去基础和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稳定不是建立在对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令的正当行为的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决策的伦理要求之上。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了让师生感到满意,尽可能普遍地让广大师生分享发展的成果。

广大师生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地位、声望、工作环境、家庭关系等各种客观条件而对自己在稳定格局当中进行自我认识和评价。简言之,决策伦理就是融合在高校稳定当中所享有的公正、参与和分享,这种公正、参与和分享既是高校稳定的需要,也是高校稳定给予广大师生的道德态度和和高校稳定对广大师生的道德要求。可见,决策伦理在高校稳定当中具有更加完整、更加丰满的哲学底蕴和伦理内涵。

三、以责任伦理搭建高校稳定的平台与载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目标,高校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同时也给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高校稳定工作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必须牢固树立高校稳定工作人人有责的理念,在确保学校安全稳定的前提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风起于青萍之末。高校稳定总在不知不觉中进行,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往往隐藏于错综复杂的表象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具有敏锐的感知力、深刻的洞察力和缜密的判断力。总体上讲,高校稳定的平台与载体需要责任伦理提供逻辑支撑。责任伦理一词在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这一词汇。其实,从校园伦理的角度看,责任伦理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强调的是“群体”的责任。实现对高校稳定的终极形式应是个体的和谐稳定,是对一个具有自身特性的个体的关怀,而不是抽象群体。按照这样的观点,责任伦理并不能天然孕育出一种稳定与和谐,而是包含着对个体精神的关怀。

在高校稳定方面,一些学者主张严格的规则主义,即形式理性超越一切,主张在高校稳定无明文规定时,校园人享有自由裁量并根据经验判决的权力。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以政策为依据。依我们看来,高校稳定的平台与载体是一种既要求用责任性安排即通过责任伦理来确保个人权利,同时又要终结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论证方式。那么,什么是具体的责任伦理基础呢?这一基础就是平等。即无论是校长、普通职工还是学生都是高校稳定机制当中平等的一员。同时,平等和责任不是相冲突的政治理想,平等与责任相比是更抽象、更一般、更基础的概念,可以从平等推导出责任,却不能从责任推导出平等。

责任伦理作为一种特定社会规范和协调人际关系的方式,其进步不但标志着高校稳定的日臻完善,也反映了高校稳定渐渐接近成熟。在高校稳定机制的平台与载体建设中,具体的安排可以暂时不用讨论,但是人的本能、欲望、情感、理智等一切属性却始终是绕不开的结点。我们所说的责任伦理,既含有爱国家、爱民族的责任,也包括爱他人、爱自己的责任。当然,这些责任最初可能只是习惯或风俗,随着高校稳定机制的成熟和稳定,习惯和风俗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才出现了人为的责任伦理。而且,领导、教师、学生、后勤人员当中,责任伦理会有种种的不同,但同人之所以作为人,皆具有人的基本属性一样,构成高校稳定的只能是人的共性,或者说只能由人的共性中抽取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责任。

责任既是人们从事平台和载体建设的基础,又是平台和载体建设的落脚点与归宿。校园当中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由此必然导致个人、组织、学校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在于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之间矛盾的难以协调。我们既要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又要坚持为学校利益而努力的责任性,重视责任伦理对平台和载体建设的支撑作用。

总之,责任伦理在高校稳定当中的基本含义是校园角色规范,在整体上则体现了和谐校园的秩序构架和制度内容。这种秩序构架和制度内容在本质上是对社会秩序的摹拟,对社会当中不同群体之间差异关系的一种摹拟。如同国家、民族、族群都各有自身的存在规律一样,领导、教师、学生、后勤人员这些校园角色也被看成是有着自然的行为规范。人们都应当按照自身的角色规范行事,违反了角色规范就违反了责任伦理。我们极赞同的一个观点是:责任伦理是整个高校稳定的实在支柱,特别是在学生为主体的高等教育领域,离开了责任伦理,单凭少变化的校园管理科学知识,结果必然是故步自封。更直接地说,有责任伦理的制约作用,就能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各项稳定工作的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高依法治校的针对性和长效性。

四、以制度伦理夯实高校稳定的基础

高校稳定是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模式,以稳定为纽带的各种制度的协调、整体优化关系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能否形成教育合力。“教育伦理道德价值,一方面,它从道义上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和培养人的理想人格提供可靠保证,另一面它发挥着调节教育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的作用。”[5]以制度伦理夯实高校稳定的基础就是在校园里努力营造 “民主、科学、开放”的制度系统。“民主”指校园内的所有制度都应是使人感到平等;“科学”指制度建设都应遵循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开放”指涉及高校稳定的保卫、后勤、学生管理制度应该有个良性互动。民主是高校稳定的基石,科学是高校稳定的灵魂,开放是高校稳定的源泉。

制度伦理不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它还是一个流动形成的过程。制度伦理没有任何生活化的内涵,摆脱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它仅表明制度是高校稳定机制建设的一个特殊手段。也就是说,制度不只是一个目的,而且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能为任何稳定机制建设服务。对于人文荟萃的高校来说,制度是一种建立稳定关系的伦理方法,是稳定关系的保障形式。制度具有表达性:每一制度都包含一个旨在实现某种秩序价值的目的,因而制度既是事实又是评判事实的标准。从人的客观条件的差异度进行分析,虽然人们在体力和智力上虽然不同,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身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了校园伦理视野下的高校稳定机制是一种相互克制和妥协的制度。

高校稳定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制度不健全,缺乏整体性,以及缺乏时代性,没有与时俱进。一般来讲,每个高校都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历史与客观的原因,不少高校制度有正式的,有非正式的;有学校颁布的,有职能部门自行颁布的,这些导致校园制度缺乏系统性,或者很难跟上时代的节拍。因此,制度伦理作为高校稳定的基础,有必要追问制度伦理的本质。首先,制度作为一般的实践精神是最靠近于理智的真理。涉及高校稳定的制度在从感情经过表象并达于思维这一发展中所经历的种种规定,就是作为意志的途径,制度也就是具有按照对规律的观念或表象来行动的能力,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才具有这种功能,才具有坚持原则的力量。其次,制度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因为它是正义、公平或其它道德方面的要求。可见,高校稳定的制度总是蕴涵了一定的道德精神,体现出对校园生活应有模式的价值追求。

高校稳定机制的产生和运行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观念先导,这就决定了高校稳定机制的道德伦理属性。制度伦理作为价值判断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必然对高校稳定机制的产生和实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影响高校不稳定的因素,其起源一般来源于校园人的生存方式与活动方式的矛盾性,在于校园活动的主观目的性和无限性与校园资源的客观制约性和有限性的矛盾。冲突与失落所反映的就是校园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两类不同的需要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对立,也就是说冲突关注的是“物质”,失落关注的是“精神”,而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是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在以上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明确指出:涉及高校稳定的制度暗含着伦理美德,伦理美德也在恰当的意义上暗含着实践智慧。可见,校园伦理视野下的高校稳定机制研究不仅探求伦理美德,更要探求实践智慧。如果缺乏对制度伦理的正确把握,校园人的品质就不是“真的”伦理美德,它有可能体现为“过度”,也有可能是“不及”。

就高校稳定而言,为何理性选择具体制度之后,又要进行制度伦理的选择?为何强烈批判传统治理的同时,却又乐于感受传统治理的遗风?留给研究者们的问题是:具体制度与制度伦理,何种合理?如何找寻具体制度和制度伦理赖以存在的合理情境?这些问题的聚焦点就在于“校园伦理”作为一所高校独特的传统,意识性地存在于校园人的行为当中,并逐渐地由意识过渡到意志,体现在行为中。因此,“民主、科学、开放”的制度伦理是现代校园稳定所要关注的,或许它们之间还存在某种层次性问题以及优先性问题,但总之三者都是伦理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五、结语

总之,高校稳定工作不简单是一个实际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共同体建设的问题,需要有全球性的视野与普适性的伦理道德追求。在我国,高校稳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产生的问题很多,寻求外在伦理规范制约也在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处在现代化、全球化的重大社会变革之中,呼唤校园伦理,坚持和发扬校园伦理内在统一之精神应是当务之急。在我们看来,在校园伦理视野下研究高校稳定机制,其可取之处在于:设定校园各类群体的未来理想和倡导他们的道德自觉意识。这就是说,高校稳定不能仅仅着眼于技术的视野,还必须寻求和构建当今具有前瞻性的伦理精神,使这些伦理精神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广大师生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动力。这就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提校园伦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当然,这种必要性与合理性,在理论上必须是具有探索意义,在实践上更须行之有效。

[1](英)约翰·穆勒.功用主义[M].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48.

[2]龚怡祖.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66.

[3]李长吉.知识教学的使命[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5).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3.

[5]李春秋.教育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

G40-058

A

1004-941(2012)04-0148-05

2012-06-10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0SJB880071)。

孙丹兵(1966-),男,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陈翔(1979-),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责任编辑:王飞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