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西华大学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610039)

维米尔绘画作品的戏剧性

张 军

(西华大学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610039)

在荷兰画家维米尔风俗题材的作品中,不乏戏剧元素的身影,其作品的戏剧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设定、悬念设置以及场景设计的类戏剧性展示中。

维米尔;人物形象;悬念;场景;戏剧性

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作品以风俗题材为主,取材基本来源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如读信、弹琴、织花边、假寐以及种种日常居家杂务,画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厨娘、女仆、画家、模特儿等普通市民形象,这类反映荷兰市民自得其乐、舒适安宁生活的作品既没有伦勃朗的雄厚博大,也没有哈尔斯的豪放不羁,甚至连一个谈得上宏大叙事的场景都显得如此寥寥可数。但维米尔作品的韵味就在于精妙的写实手法与安宁明净的意境。在维米尔的作品中,不乏戏剧元素的身影,人们常会因其作品中所具有的静物化的人物、司芬克斯般的悬念与亦真亦幻的场景而情陷其中,进而深深被感染。笔者无意于对维米尔的作品进行全面解读,仅就维米尔绘画作品的戏剧性进行提炼和探讨。

一、绘画作品的戏剧性

绘画作品的戏剧性,主要是指作品中来自于戏剧艺术的创作手法,如场景的设计、人物性格及关系的设定、悬念的设置等。在绘画作品的创作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艺术家,都往往有着戏剧性的艺术创作倾向。正如我国戏剧理论家谭霈生所言,“在绘画创作过程中,通过运用戏剧性这一特殊的艺术手法和语言,不仅能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想象更好的表现出来,也能使欣赏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从而更加生动地体现绘画的审美特质。”[1]

关于绘画作品的“戏剧性”问题,在西方艺术界讨论了近百年,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性观念:一种观念认为,绘画作品中的戏剧性内容是一种累赘,戏剧化的工作应属文学艺术或电影艺术的分内之事,但对于绘画作品而言,则着实显得多余;另一种观念认为,除非画家仅从事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抽象创作,否则,只要在其作品中产生了具象的视觉语汇,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戏剧性的内容。若是将绘画性与戏剧性二者进行对立,并得出类似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论调,只会导致画家创作的僵化。[2]可以说,一幅成功的绘画作品,必须能够通过其画面所传达出来的完整意味,折射出其背后的寓意。笔者赞同后一种观念。因为,绘画作品要传情达意于观者,仅停留于一种抽象描述往往是不够的,相应的,在相对静态的绘画作品尤其是其中的写实性作品,画面保留的是往往是艺术家所筛选的最具戏剧性的瞬间。

也许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艺术家在画布上落笔的一瞬间,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而是通过绘画的方式对其内心的某种期待和预设的一种尝试,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画家生活中的经历或其他偶发性的因素又随时可能将画家的作品引向其他的方向。因此,绘画作品所具有的戏剧化功能可以说是浑然天成、与生俱来。绘画作品的场景设计以及典型性的瞬间等,都拥有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和审美趋向。比如凝结在作品中的人物间的关系、人物的表情神态等等,便是一种类戏剧性的舞台视觉效果,于是,绘画作品的主题思想得以强化和展现。而观者也能够通过一种具体的、生动的隐藏于绘画作品中的概括性、典型性的瞬间,如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等,挖掘出作品中的特有情境。这种戏剧性表现既是艺术家注入的情感和意趣的表现,也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那些典型的瞬间和戏剧性的手法表现,使画面成为了永恒的艺术经典,永远地留在了艺术殿堂里,也留在了人类的记忆之中。[3]作为荷兰风俗画的代表性人物的维米尔,其作品的戏剧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设定、悬念设置以及场景设计的类戏剧性展示中。

二、维米尔绘画作品人物形象的设定

戏剧创作的首要问题在于人物素材的选择,人物形象设定是戏剧艺术中的人物选择一般遵循的重要原则。人物形象设定要求在刻画一个人物之时,必须要明确其形象特点,并在找准其形象中与众不同的特征基础上,着重刻画和展现其中最为突出的点。这个原则在维米尔的绘画作品中应该说是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反映。

在维米尔绘画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设定大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物形象特别清晰,个性突出。如在维米尔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主人公个性鲜明的形象足以引起人们无限的探讨。少女微侧着的身体、棕色的外衣、简单的蓝色头巾和自然垂下的柠檬色头巾,宛如夜色中的一盏明灯,光彩夺目。当观者将目光投向少女的脸庞,却又蓦然发现少女正以她闪烁的目光凝视着你,殷切的眼神和微微开启的双唇,既有着无限的生机,又有着抹不去的一丝不舍和惆怅,正如她耳边散发着淡淡光晕的珍珠耳环,让观者深深地融化在这脉脉的凝望中,物我两忘。又如在维米尔的作品《写信的女人与女佣》中,观者看到的是房间角落里站在一帧大幅油画前的两名女子——在桌旁写信的女子和婷立远眺的女佣,女主人在娴静里低头写信,而女佣却于兴奋中抬头往别处张望,卖弄着风情。它生动地反映出不同阶层女子对爱情的深切渴望。另一种是人物形象识别度不高,追求共性以阐释人生境界之静穆、庄重及永恒。如在《德尔夫特小街》中,维米尔诗意化的笔触间流动出普通家庭的寻常生活。一位年轻妇女正弯腰侧身擦洗墙壁,一位老妇倚门低头缝补,两个孩子背蹲玩耍。画中人物无一面对观众,小孩、青年、老人,展示了人生的三个阶段,也隐喻了生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静静的流淌。而《花边女工》和《倒牛奶的女仆》等作品,也以极富诗意的形式描述了编织蕾丝的女工的专注与平和、工作中的女仆的自然与朴实。第一种形象展示了维米尔“柔和与精确二者的奇特无比的结合”[4],令人难忘。而第二种形象更是维米尔人生境界的追求,祥和、永恒的人物散发着圣洁之光,普照大地。

在戏剧艺术中,戏剧艺术的对象是人,读者、观众所关切的也是人,包括人的遭遇、人的生活道路、人的命运等。在维米尔的绘画作品中,也同样完成了与之类似的一种关注。在维米尔的作品中,人物形象无论是平常的,还是静穆的,都沐浴在各种不同的阳光中,就好像各种不同状态的人犹如植物一般进行着光合作用。贡布里希曾评维米尔的画就如静物,笔者则更想借用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中的观点:对植物性生命的嗜好值得我们认真看待,我们应注意到人物的植物性存在方式。这些人物都深深地植根于各自的社会生态环境,随着阳光位置的移动而移动。[5]祥和而宁静的表层之下,更值观者深思的却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内心展现与人生境界的状态取向。在维米尔的绘画作品中,人物形象借助戏剧性的设定实现了完满的呈现。

三、维米尔绘画作品悬念的设置

谜一样的维米尔曾被称之为“荷兰的司芬克斯”,生活重压之下,却能致力于宁静生活的歌颂,抒写出一片祥和与明净。无论维米尔的人生还是他的作品风格都存在很多疑点,特别是他的创作意图都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悬念。众所周知,在荷兰前身尼德兰的画家中,如杨·凡·艾克、老布鲁盖尔等都在画中追求寓意的表达,荷兰的风俗画家都免不了此传统。而维米尔却将寓意隐藏于场景设计与光线微妙变化之后,让观者如同寻找“矿藏”一般才能解读。

《画室》是维米尔绘画作品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幅,也是极具悬念感的一幅。画中的女子在晨光中发亮,非常神秘。画中的画家是何人?画家和模特儿是什么关系?她为何含羞带怯,似笑非笑,低垂着双眼?任凭观者揣测。模特儿穿着一袭复杂的华服,而且因为拿了太多东西有点无力负荷。一直到1950年,一名法国艺评家才在无意中发现了模特儿身上衣服的重要性。解谜的关键是契萨雷里帕的《圣像学》,这是17世纪艺术家用的一本象征符号字典,提供他们绘制历史人物时所需的资讯。其中有一段描述历史女神的文字,并详列了她的特色,她头戴桂冠,拿着一支小喇叭和一本书,桂冠象征荣耀和永生,喇叭象征名声,书本则含有丰富的历史资讯,在画作完成三百年后,画中的模特儿身份终于确认,她就是历史女神克莉欧。其实《画室》中画家只画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克莉欧的桂冠。也许维米尔在骄傲地宣称:虽然我的生活很困苦,但我知道我很出色,人们会欣赏我的作品,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名字。若这是维米尔的期许,两个世纪后的确得到了印证。《画室》虽然是维米尔最复杂的一幅作品,却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它可能蕴藏着其他谜团。这幅画完成于相机问世的几百年前,但逼真、精确的程度却和照片不相上下。若说《画室》是一张照片,那么画中的一景一物都应该真实存在。事实上,有些人坚持说荷兰历史上某些明确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美轮美奂的空间并不存在。诚如是,那我们只能感叹维米尔制造悬念的能力让人惊叹。

维米尔绘画作品让人最震撼的悬念也许是普鲁斯特的解读:贝戈特在维米尔的《德尔夫特小景》前死去。[6]让观者自行去解读作品,也许正是维米尔的用意。研究者时不时会发现以前没有看到的细节,似乎又永远没办法看完他的画,因为不断地有新发现。维米尔仍然是个谜团。

四、维米尔绘画作品类戏剧性的场景设计

绘画作品属于在平面上描绘一定形状、体积、质感和空间感觉的二度空间造型艺术,其场景设计,尤其是其间的线条、色彩、明暗和透视等都将有助于广阔、自由的再现人物及事件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过程,并借由在作品中设计必要的道具,细致的表现其艺术形象活动的环境。绘画作品的艺术形象是静止的,它只能通过瞬间的形象来反映生活,并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情感。若是要完成一种类戏剧性的展示,则需要通过极强的画面表现力,使得画面中的形象能够超越相对静止的时空范畴,并引发人们的联想。[7]要达此效果,绘画作品的场景设计往往显得至关重要。

维米尔画作细节流淌,一些看似简单普通的场景,由于巧妙的安排,便有了一种别样的韵味。熟悉维米尔作品的人应该了解,其作品大都在其画室内完成,也即是说维米尔的作品在背景或场景设置上是有一定的趋同性的。但是,维米尔的“室内绘画不是复制房间、人物或东西,而是创造了一个能够通过阶级、性别、位置和社会结构等来诠释的视觉信号系统”。[8]在对其画室进行模拟的过程中,建筑学教授斯特德曼估算,维米尔画室的墙上应有三扇窗户,而其作品里往往只出现一到两扇窗户,若用几何方法进行推演,不难得出推论,维米尔应是为了遵循绘画中的透视原则,将第三扇窗户用帷幕隔开制作了暗室。由此可见,维米尔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场景的设计与布置对其而言是何等重要。当然,维米尔场景布置的类戏剧性的体现远不止画室的设计这么简单,其作品中场景设计的细节绵延不绝,好像一条绘画语言的尼罗河,它泛滥着,灌溉着他理想的国土。

在维米尔的名作《倒牛奶的女仆》中,简朴的厨房角落被刻画得细腻、充沛而饱满。细细观察画面的布局,观者会发现:穿透明窗投射到室内的流丽光影,恰好与女仆下垂的视线相汇于手中的奶罐,而窗户旁挂着的藤篮与马灯又巧妙地补足了左边墙面的空白,并和人物右边的空白形成对比。此外,这些道具也恰到好处的与女仆略略后仰的体态相呼应,堪称布局稳妥而精美。再观察桌上杂陈的食具,桌上黄褐色的面包照应着女仆黄色的上衣,深蓝色的围裙对比着深色的桌布。由上到下,再由下及上,质朴的器具与女仆的衣着、头饰浑然相融,朴实的环境衬托出温馨的情调。这些看似无心的场景设计,却无处不流露出强烈的视觉架构及质感。

《画室》是维米尔最钟爱的代表作。这幅完成于荷兰艺术黄金时期的杰作平实温暖,展现的不像是平常的家居生活,而更像是一座布景。在画面的左上方,被拉开的帷幕下,光线自左侧窗户投射而来。模特双眼微闭,侧对着画家,在其身旁的桌上,堆放着平放的石膏面具和一些凌乱的书籍及纺织品。模特身后,则是一幅绘有二十个城市的荷兰地图。在这样的场景中,描绘出的是一种安逸宁静的生活,而画面珍珠般的高光又折射出了一丝激情。此外,意味深长的是,画家似乎是为了缩减几何透视的效果,观者总是无法一览家具腿四边形后的全部形象,画架的横档遮挡了部分墙边的椅子,披布又抹掉了桌子的一部分,即便是正对着观者视线而摆放的画家坐着的凳子,也与其中两条腿予以了重叠。于是,观者的视线便很自然的落在了作品的中央轴线上,天花板上的藻井和地面上铺的方形石板缓慢地会聚,整个场景也就显得既真实,又充满错觉。

在场景的设计中,除了技术高超,我们更相信维米尔并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生活,而是把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绘出来。这样说未免过于空疏,对于画者说来,重要的是如何精妙地把回忆编织出来。

结束语

丹纳曾说:“艺术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现实,而在于表达现实,艺术用同情的力量使现实显得美丽。”[9]当我们将注意力投射于绘画作品之时,我们不单单会为作品外化的、直观的视觉语言所吸引,只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并借助于画家的巧妙处理,我们会发现,画家所意欲展示的内容可能更为丰富,所能触及的境界,也往往更高更远。戏剧性是这种审美意趣的传递所能借助的重要载体,它可以将艺术的光环与生活的实在融为一体,从而将观者放置于超越现实的精致和完全真实的生活之间。探究维米尔绘画作品的戏剧性,不仅能帮助观者深入话题,也将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去欣赏维米尔的作品,让我们在静谧温暖的画面中感受到一种恒久的魅力。

[1]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70.

[2]赵力,余丁.1542-2000中囯油画文献[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273.

[3]蔡雯娟.绘画叙事的情节性与戏剧性[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1).

[4](英)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范景中译.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241.

[5](德)瓦尔特·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J].张旭东译,天涯,1998(5).

[6](法)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M].徐和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27.

[7]李永强,闫爱华,苏阿嫦.美术鉴赏[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3.

[8]李觉辉.论哈尔斯与维米尔绘画艺术的大众审美趣味[J].襄樊学院学报,2009(9).

[9](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32.

J205

A

1004-941(2012)04-0105-04

2012-05-20

张军(1970-),女,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艺术史。

责任编辑:毕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