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次博学鸿词科对诗坛的影响<br/>——兼谈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及与朝廷的离合之势

清代两次博学鸿词科对诗坛的影响
——兼谈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及与朝廷的离合之势

2012-04-12张丽丽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4期

关键词：朱彝尊博学士人

张丽丽

(上海大学,上海200444)

清代两次博学鸿词科对诗坛的影响
——兼谈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及与朝廷的离合之势

张丽丽

(上海大学,上海200444)

博学鸿词科是制科的一种,该科的诏开对时局的影响包括方方面面,清代分别于康熙己未年和乾隆丙辰年举行了两次博学鸿词科,将这两次词科作一比较,可以看出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的轨迹,并以此总结清诗发展的规律。

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

一、“博学鸿词科”简介

“博学鸿词科”一词,“鸿”亦写作“宏”、“弘”,“词”亦作“辞”。从唐至清,博学鸿词科从科目选转变为制科。清代共举行了两次博学鸿词科,分别为康熙己未词科及乾隆丙辰词科均属于制科范畴。另外,康熙十八年的其实是“博学鸿儒科”,并非“词”科,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云云,只是清代人习惯以“词科”名之。作为不定时而开、君主直选的非常之科,词科与时局关系极大,然而两届词科与诗坛的发展关系如何却较少为人关注,尤其是将两届词科放在清代文化认同变迁的大背景下、将其与清诗的发展流变作纵向的观察比较者更少得见,本文不揣浅陋,在此做一粗浅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康熙朝博学鸿词科

(一)康熙词科诏开背景

《清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云:“圣祖康熙十七年,春正月,诏举博学弘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时海内新定,明室遗臣,多有存者,居恒著书言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帝思以恩礼罗致之。”[1]大致交待了康熙己未词科诏开的非常背景,该科之开,不仅是“满汉之融合关纽”[2],也是南北融合、天下大同之关纽。

中国历史悠久,改朝换代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历代兴革总会产生一批遗民,但唯有明清易代产生了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震荡,也将遗民文化推上了一个历史的巅峰。因为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乃是夷夏易位、汉族文化沦亡的危机关头。在儒家传统中,历来有夷夏大防的传统,华夏居天下之中,享优越发达的文明及文化成果以御四夷,夷狄僻处关外,文明程度极低,是低汉族一等的种族。然而,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却被满清入关无情打破。一时间,遗民纷纷惊呼,此乃“亡天下”矣!大批汉族士人不仕异族,加入遗民行列,顺治年间投笔从戎,于行伍间抗争;顺治末年抗清斗争低迷,士人转入文化领域,执笔为刃,继续在文化上抗衡朝廷。这比之战场上的硝烟,更使清廷统治者心惊。

满清于关外之时已经认识到汉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加以学习借鉴,入关之初虽曾有反复,但总的来说一直在谋求满汉异质文化的融合。康熙亲政后,时局基本平稳,军事上大规模的抗清运动已经消歇,清廷基本建立起了对全国的统治,经济上也在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由乱而治,实现了初步的稳定。但是,由于文化上缺乏认同,导致汉族士人总体仍有对清廷统治的抵触,遗民纷纷弃举业、游四方、唱故国哀思、存后王之待,康熙帝认识到当下迫切需要谋求与汉族文化的认同,取得满汉异质文化的和谐,从而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聚合力。因而康熙帝自觉地学习、借鉴儒家道统,以此为指导思想,康熙十六年(1677年)圣祖作《日讲四书五经序》云:“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3]这是道统治统合二为一的宣言,并表明向慕之心、继承之志云:“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序,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近自然,然后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耳。”[3]1440正是为了充分传达清廷崇儒重道的诚意,以招揽汉族士人,遂有康熙己未词科之开。

康熙十七年(1678)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明年三月召试体仁阁。”[4]此次开科,清廷充分尊重汉族士人,并给予了极大的优容,主要表现在试前给俸、宽容阅卷、慷慨授职和不次擢拔等方面。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诗风的发展流变,从大处着眼,拙文《博学鸿儒科与清初诗风之变》已有阐述[5],下面将以具体的诗人个案为例,详细剖析诗人及其创作所受的影响。

(二)词科对诗人的影响:以朱彝尊等为例

己未词科之开,比之窜伏草野的遗民诗人,出仕士人的创作有了更大的转变,比如朱彝尊。朱则杰曾说道:“清代初期,亦即顺治、康熙时期,整个社会逐步经历了一个从旧朝灭亡到新朝巩固,同时从战争到和平、从乱世到盛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典型地体现在朱彝尊的诗歌创作之中。”[6]

浙江秀水朱氏,与前明渊源深厚,明亡朱彝尊仅十六岁,便参加过多次义军起义和遗民的秘密集会,复明无望后陆续远游入幕长达二十余年,这期间仍未放弃复国理想。《王礼部诗序》中说:“甲申以后,屏居田野,不求自见于当世。……盖自十余年来,南浮浈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7]朱彝尊是对前明怀有真诚的感情,并投入切实行动中的,但却于康熙十八年入试,布衣变为青紫。从现存资料看,朱彝尊确是厌倦了驴背颠簸的生活,需要一个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但刘世南仅仅谓其“功名之念颇切”[8],未免流于皮相。朱彝尊奔走抗清三十五年,五十一岁时方才出仕。五十一岁号称“知天命”之年,中国古代士人五十岁常常以“知天命”来放弃追求、进入安心养老的状态,朱彝尊却一反夙愿、出仕满清,可见在奔走抗清、南北漫游期间,朱彝尊一定看到了很多,也经过了慎重的思索。若非出于对“国朝”的认同,曾经胼手砥足但望复国的朱彝尊,恐怕很难解除内心的道德束缚,即使“出”,也不会如此泰然和欣然。

在奔走抗清的日子里,竹垞诗作不乏记录风云变幻堪比诗史者,如《捉人行》、《马草行》;有抒写漂泊途中的触景生情者,如《大庙峡》、《香炉峡》;有历史兴亡感慨遥深者,如《岳忠武王墓》、《处州怀古》;还有大量寄托悲慨情怀的寄同志之诗,《吊王义士》、《逢姜给事埰》等,名篇《梦中送祁六出关》乃赠“通海案”被遣戍之祁班孙之作,有豪气、有傲骨、有真情:“酌酒一杯歌一篇,沙头落叶何纷然。朔方此去几时返,南浦送君真可怜。辽海月明霜满野,阴山风动草连天。红颜白发双愁汝,欲寄音书何处传?”此时诗作大多类此,或气骨凌厉,或寄托深远,为骚诵,为关塞之音,或有时吴伧相杂,都不乏情真意足、格高调劲之作。

然而在大江南北二十余年的漫游期间,尤其是在目睹前朝遗迹的时候,冷却了复国热情的朱彝尊开始理性地审视前朝历史和新朝建设的成就,在诗词作品如《土木堡》、《百字令·度居庸关》等中都有反映。其创作从早期“琵琶欲咽”的慷慨之音,尽变为温丽杂悲壮,如《蝶恋花·重游晋祠题壁》云:“……又是天涯芳草绿,年年汾水看归雁。系马青松犹在眼,胜地重来,暗记韶华变。”其中的春风又来、韶华暗变正是历史前进中士人情怀变迁的写照。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朱彝尊以布衣之身入京待考,携南宋遗民旧题《乐府补题》求和者,不可谓其无故国之思,但皇帝却对其甚为瞩目,必欲召至彀中。此后更是“珥笔禁近,受眷最隆”,以布衣获非常之遇,青云直上,但入翰林使朱彝尊的诗歌创作为之一变。

自从任职翰林院检讨,也许是因为一向心意所在,或是因为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也可能是政治气氛所致,朱彝尊开始由“诗、古文相抵砺”,转向经术考据的研究,实现诗人向学者的转变。但与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恰好相反,他的诗歌创作却进入了低潮。“杜陵诗格沉雄响,一著朝衫底事差”[9],十四年间留诗寥寥,且多数是感恩酬答的无聊之作,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平庸。一方面朱彝尊平步青云,内心真诚地感恩圣朝;另一方面来讲,歌功颂德正是文学侍从之臣的本职。其在《沈明府不羁集序》里说:“今也……仕乎朝者赓扬盛际,归乎田者歌咏太平”是真心的写照,如康熙二十二年的诗作:

本作渔樵侣,翻联侍从臣。迂疏人事减,出入主恩频。

短袂红尘少,晴窗绿字匀。愿为温室树,相映上林春。《二十日召入南书房供奉》

鱼钥千门启,龙楼一道通。趋翔人不易,行步马偏工。

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恩赐禁中骑马》[10]

都能读出朱彝尊结束了布衣疲驴的游幕生涯、忽然得以笔侍禁近的感激和得意之情。此外,康熙帝对诗风有如下规范:“温柔敦厚,诗教也。……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御选唐诗序》,《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二)要求以儒家诗教为核心,歌咏太平盛世的清平之响,陶冶人心,导善民情,使世风进一步归于温厚平和,这是京师御用诗人首先要附和的。朱彝尊的诗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一系列诗序中,如《忆雪楼诗集序》:“且夫诗也者,缘情以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从创作主体的道德人格出发,追求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表现在诗歌风格上,讲究“雍容典雅,斤斤守其规镬,诗则力追正始,温柔敦厚,出之不穷”,推崇蕴籍怀藏的中和之美。这些诗序都是作于“鸿博”入选、平步青云后的三十年间,与康熙帝的几无二致。此后朱彝尊的诗歌内容泰半为颂圣应制、应酬交际之作,即使是两次蒙冤受屈的罢官事件,在他诗中都未留下明显的痕迹,正大典雅,惟性情模糊。这样的诗风并非朱彝尊所仅有,当时的京师诗坛弥漫着这种诗风,更由京师而至全国,这却正是统治者所期望的。

三、乾隆朝博学鸿词科

(一)乾隆词科诏开背景

康熙帝英明神武,于清初变幻的时局中,果断重开已停数百年的制科以吸纳人才、招揽人心,其政绩为继位统治者所艳羡。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下诏再开特科,以“润色鸿业,膺著作之盛,备顾问之选”[11]。谁知这一盛举却遭到了“冷遇”,举者寥寥,逾年仅举荐三人,雍正帝接连三年下诏督促、责备。识者认为,词科遭遇大臣的观望迁延,正因为清廷文化政策趋于刻核、大兴文字狱之故[12],此言良是。康熙朝国家已实现稳定繁荣、有盛世景象,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康熙朝后期各项政策已有趋于严苛之势,至雍正朝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康熙词科各路臣工举荐踊跃,进入和平繁荣的雍正朝却纷纷噤若寒蝉,此中情势变化,使人深思。

高宗即位后,再三敦促,各省大臣始尽心搜罗,共荐举267人。乾隆元年(1736)丙辰九月召试一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第一场试赋、诗、文,第二场题经、史、制、策各一。最终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次年七月补试续到者于体仁阁,首场制策二,第二场赋、诗、论各一。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乾隆词科意在仿效其祖胜绩,也学习其祖给俸优待征士,但仅习得其形,最终却为士人诟病。该科共荐举二百余人,但取士极隘①其所取的15人中,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授为翰林院编修,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翰林院检讨,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鍠、陈士璠、齐召南授翰林院庶吉士。这15人在乾隆年间所作出的贡献和影响,似乎还及不上被黜落者,因此落人口实。,遗贤不少,“颇失士林之望焉”[13]。

丙辰词科与己未词科两科之间对比来看,有许多不同,无论举荐或应试及后来的阅卷取士,乾隆词科都比康熙时严苛太多。如康熙己未科与试者一百五十四人,取中五十人;乾隆丙辰科与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补试,仅取中四人而已,可见取士之隘。更不用论中选后所授官职的悬殊。己未取者,皆为清华之选;丙辰取者,一等授编修,二等进士、举人授检讨,余授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相比差了一个等级不说,将来还有外放为知县的,这就跟考中平常的会试甚至乡试没什么区别了。

关于这种种区别,正如孟森先生分析的:“己未惟恐不得人,丙辰惟恐不限制。……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妆点门面,乃士有冀幸于国家,不可以同年语也。”[14]时势变迁,当初朝廷下诏求贤,惟恐贤才不至,人心不归附,故而统治者能够谦恭下士。康熙词科后,磊落不平的前代遗民亦降心俯首。到了乾隆之世,汉族士人已心甘情愿为统治者所用,特科之开,奔竞惟恐不及,朝廷自然无需汲汲求贤,这时的特科起到的不过是装点休明的作用,因此苛绳隘取也不足为怪。

(二)词科对诗人及创作的影响:以胡天游等为例

乾隆词科与试者中,诗名最盛的莫过于胡天游,因此杭世骏《词科掌录》将其列在第一位介绍,并誉之“藻耀高翔,才名为词科中第一”[15],其人在应词科时已年四十,此前已得诗名于天下,但丰才啬遇而遭黜落,令天游受重挫而诗风大变。

胡天游在应征之前的生活较为简单,以乡居为主,诗作相对平和而淳朴,其诗写景如“白鸟飞断菱花风。唤取一片天上有情月,来濯冰壶空复空”(《镜湖秋泛曲》),静谧安详,写情之作如“依家家住西湖水,长把秋心种莲子。只隔屏风几尺山,塘中应有歌声起”(《莲子忆辞》)更有民歌似的轻快缠绵。此时的诗作中虽亦流露骨鲠的奇气,却也奇得面貌开朗,且充满了自信,《五月,尽日同吴五子谦、吴大虞士,过梅山张二百斯读书处分赋》中表现出诗人超常的自信:“争输健句突快骑,斗写拟剪长云绢。更愁蛾眉自倾国,入宫即擅荆姬腰。”这样的自信,加上此前没遭遇什么挫折,使胡天游对应试充满了热情,因丁忧之故错过了词科,却又汲汲应补试,足见胡天游对该科的重视。《送周石帆应鸿举北上》即送友人应征之作,其中颇可窥见其人心境:“覃花邀内史,粉舞对邯郸。别给铜池柳,宜含画省兰”、“豹待评陵客,麟迎博士冠”等,可见诗人对中选的热切。入京之后诗人很是兴奋,写下了大量歌咏太平的诗作,但是入试之时,鼻血大作,再污考卷,最终放废而出,这给了踌躇满志的诗人以致命的打击!此后诗人流寓京师及四方,抑郁困顿,满腹豪情顿时折为桀骜怪奇之气,喷薄而出。不平之气使诗人誓不附和当时诗坛盛行的软熟诗风,决心以狂傲怪奇之笔杀出一条生路,尽泄胸中磊落不平之意。其眼中观物,“夜半惊古龙,雄啸破秋梦。千年吞北斗,光芒睒霄动。自非斩蚩尤,得遣黄帝拥。一去寻无踪,但见风雨送。”(《古剑》)其眼中之景,是“翔翔二十载,尽计只成谬。鬼神多绊搅,世事靳相授”(《将登华岳》),至于其自伤之作,更是在在多有,把压抑的心情化作一声长啸:

我欲鞭昆仑,鞭赤山血流。我欲剪北斗,天舌施其喉。杜宇浪变化,水魂空疠游。

吐尽怪石言,不写恨意周。康回怒披发,天吴崩九头。柱折海倒立,万古排怨訧。(《摅意》其一,卷二)

这样的作品,在一片肤廓软熟的乾隆诗坛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其时掌乾隆诗坛大纛者为沈德潜,附和统治者需求,大作“盛唐”之诗,然而乾隆之时的境况,并非一片开明盛世。雍正朝文字狱肆虐,打击面极广且手段严酷,极大震慑了士人。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又掀起了一场场血雨腥风。随着对钱谦益诗集的查禁和《贰臣传》、《逆臣传》的编写,最后确立了以植纲常、辨名节为目的的褒贬裁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乾隆朝的文化政策愈发加强了对士人思想的禁锢,士人局促卑微,纷纷转而埋首典籍,于考据间消磨智慧,这一点在丙辰词科已初见端倪,入选诸人多不以诗文名,相反却多考据学人,这也是朝廷动用科举力量指挥士人的一个例证。乾隆时产生了大批充满考据之学、委顿无生气、丧失个人性情面目的学人诗,但那些不得志的“失意”诗人,如胡天游等人的诗歌创作,才是乾隆之世的真诗。

四、结论

康熙初年,天下未稳,汉族士人珍视儒家道统及汉族优秀文化,对异族有抗拒之心。身为统治者必须附和人口占绝大多数、且拥有更高文明程度的汉族文化,取得汉族士人对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文化认同乃是政权稳固的决定因素。康熙朝的文化政策正是如此,尤其是博学鸿词科的征召,使汉族士人认识到满清统治者崇儒重道的诚意,加上国家建设的发展,诗歌中的故国之思渐次淡去,如朱彝尊等,他们首先感受到国家欣欣向荣的力量,身逢汉族文化重建的喜悦,因此写作出盛世之歌,使清初诗坛从悲歌慷慨的遗民诗,转向为温柔敦厚的神韵诗,此时诗坛的创作中心正是处在庙堂之高。

乾隆朝统治已极为稳固,士人殆无文化认同的偏见,其时连满、汉之分也悄然为人淡忘。统治者对文人不过“倡优畜之”,因此再开词科只是点缀升平,该科的影响力,不论当时或后世,均远逊于己未词科。朝廷对于人才并不热心招揽,致使人才大量流失。词科落选的征士如胡天游,从此作兀傲不平之鸣,而厉鹗潜心幽寂枯淡之作,此外乾隆朝辞别官场的士人更是大有人在,“乾隆三大家”如袁枚寄情于诗,以“性灵”对抗“格调”;赵翼、蒋士铨与史和戏曲之外,亦有不俗的诗作传世。此时诗坛创作的最高成就,却是在民间那些仍有淋漓真气的诗作。

[1]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6:491.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9.

[4]《清实录》卷七十一[M]//陈文新.历代制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84.

[5]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1月。

[6]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53.

[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七[M]//四部丛刊影康熙本.

[8]刘世南.清诗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50.

[9]汤大奎.灸砚琐谈:卷上[M]//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10]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一[M]//四部丛刊影康熙本.

[11]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三〇,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1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