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立国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北朝咏侠诗

贾立国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咏侠诗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为唐代咏侠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咏侠诗在北朝的生存与传播对于这一诗歌门类境界的开拓和格调的提高意义尤为重要。北朝咏侠诗总体风格不同于南朝的浮华轻艳,呈现出刚健劲直、粗犷豪放的风格,这与北朝的地域文化特性是分不开的。庾信、王褒由南入北后,带来了南朝咏侠诗成熟的艺术技巧;同时由于身世遭遇的巨大转变,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的熏染,使他们逐渐洗去在南朝所形成的轻艳华靡诗风,一变而为刚健清新、悲凉深沉,大大拓展和丰富了咏侠诗的审美境界,成为南北诗风融合的典范。

地域文化;北朝;咏侠诗;刚健劲直

一、地域文化特性与北朝侠风

与其他诗歌门类一样,中国古代咏侠诗从产生以至于唐代蔚为大观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中南北朝是古代咏侠诗较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这个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此时南北朝咏侠诗的艺术风貌南北差异较大,北朝咏侠诗作者和作品数量虽不及南朝,但总体风格则完全不同于南朝的浮华轻艳,而呈现出刚健劲直、粗犷豪放的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与北朝的地域文化特性是分不开的。

《北史·文苑传》概括南北文风的差异时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2781-2782近代学者对南北文风差异问题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其文曰:“梁陈以降,文体日靡。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崔浩、高允之文,咸硗埆自雄。温子升长于碑版,叙事简直,得张、蔡之遗规;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逸响。子才、伯起,亦工记事之文,岂非北方文体固与南方不同哉!自子山、总持,身旅北方,而南方清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子渊,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诗歌劲直,习为北鄙之声,而六朝文体,亦自是稍更矣。”[2]561文中对南北文差异的概括基本是正确的,但过分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风变化的作用。我国疆域广大自然会形成地域性的文化差异,南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南北文风的不同,南北朝咏侠诗不同风貌的形成也不例外。

北朝侠风炽盛,以河朔为代表的北方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尚武崇侠之风。如《汉书·地理志》称赵、中山之地:“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3]1655蓟地“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3]1657。即如秦地,亦是“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3]1642再加南北政权对峙,北朝长期在鲜卑贵族统治之下,形成了多民族融合接触的局面。由于多民族的杂居状况和时常发生的争斗使得北朝汉族人也受到了游牧民族粗犷豪放性格的影响,崇尚武勇精神。北朝强宗豪族大多聚族而居,建立起了坞堡,亦崇尚武勇以抵御侵扰。如《魏书》中记载当时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地方刺史亲往讨伐,李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官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4]1176这种宗族坞堡势力强大而侵扰百姓的事情一如汉代的豪侠,其中所引民歌也正说明了北朝强悍尚武之风。

北朝崇尚武勇的民风在很多民歌中都有反映,如《企喻歌》:“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5]2152《折杨柳歌辞》:“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5]2158《瑯琊王歌辞》:“新买五尺刀,悬于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5]2153快马、宝刀皆民之所好,文人亦不例外。北魏崔鸿有《咏宝剑诗》云:“宝剑出昆吾,龟龙夹彩珠。五精初献术,千户竟论都。匣气冲牛斗,山形转鹿卢。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5]2212,作品表现的同样是对利器珍爱无比的心情。

此外,北朝征战不息,攻伐相继,整个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乱世的环境更促成了游侠风行的局面。正如汪涌豪《中国游侠史》所指出的:“由于终北朝之时,政治昏暗,战争不断,豪暴贪婪无度,人民失去恒产,整个社会充满着纷扰离散的不安定因素,秦汉以来趁乱崛起的游侠得以被时人认同,并继续得到发展。”[6]105《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等史籍中所载的著名任侠之人数量极多,如北魏高树生性通达,重节义,好交结英雄,不事生产而尚气侠;裴庆孙性倜傥,重然诺,任侠有气;北齐高翼为人豪侠有风神,常倾尽家资招聚剑客;高乾亦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结交;刘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北周宇文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韦祐好游侠,喜藏亡纳死,交结轻猾亡命之徒,等等均见诸史书。甚至有些深于儒学之人也性喜游侠,如李业兴爱好坟籍,深通儒学,众儒皆叹服其学识渊博,但他也性好豪侠、重意气,喜欢赈穷救急。至于民间不知名的侠者,更是数不胜数。这是形成刚健豪放的北朝咏侠诗的现实土壤。

二、北朝咏侠诗的刚健劲直之风

北朝咏侠诗作者主要有温子升、颜之推、王褒和庾信等人,咏侠诗作品数量也较南朝要少,却都有着刚健劲直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南朝咏侠诗那种轻艳华靡之风。温子升,字鹏举,太原人,是晋大将军温峤之后,北魏时任南主客郎中、侍读兼舍人、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等职,东魏时任大将军府咨议参军等职。世居江左,是典型的北朝文人。其咏侠诗《白鼻騧》云: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5]2220

此诗选取了少年游侠生活中的一个剪影,表现其豪放不羁的性格。“少年多好事”点出任侠使气,好管不平的特征,西都路上纵马驰骋,不知要去做什么犯禁之事。而路上偶逢,即入酒家放怀畅饮,显出少年结客、意气相倾的坦诚豪荡。唐代诗人王维《少年行》中“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恐脱胎于此。此诗语言简练,风格质朴,丝毫没有南朝咏侠诗中那种华贵柔靡的气息,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

再有北齐颜之推《从周入齐夜度砥柱》:

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5]2283

颜之推,琅琊临沂人。初仕梁,为湘东王常侍,元帝时为散骑常侍。后奔齐,曾任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后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北史·颜之推传》载颜之推祖、父皆以义烈称世,颜之推亦“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1]2794,颇有侠者作风。其《从周入齐夜度砥柱》乃缘事而发,据《北史》载,江陵为周军所破时,“大将军李穆重之,送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远书翰。遇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奔齐,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1]2795,李穆乃北周大将,抓住颜之推因为重视人才将他送给其兄作高级文员。而颜之推内心却悲慨已极,因此借侠客慷慨自许。诗中的侠客行色匆匆,星夜赶路,迷蒙夜色中,只见“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侠客的身影依然那样醒目。颜之推此行是逃往北周之敌国北齐,北周是鲜卑政权,非我族类,而且是仇敌之国,北齐高氏总归是汉人政权,所以作品最后两句“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突然转为第一人称叙述,说明侠客此去,是往北海寻求救国良策,这一侠客分明就是诗人自己。玩味诗意这种悲慨决绝之感,正见出颜之推是以侠慷慨自许,反映出强烈的现实精神。

至于王褒咏侠诗,多军旅之思。从军与任侠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表现出豪放劲健的风格。如《从军行二首》其二:

黄河流水急,骢马远征人。谷望河阳县,桥渡小平津。年少多游侠,结客好轻身。代风愁枥马,胡霜宜角筋。羽书劳警急,边鞍倦苦辛。康居因汉使,卢龙称魏臣。荒戍唯看柳,边城不识春。男儿重意气,无为羞贱贫。[5]2330

诗中写的是少年游侠的群体形象,在边城紧急的情况下曾经结客报怨、重义轻生的游侠少年远赴边关救国家于危难,侠义人格与英雄人格。诗人用了许多笔墨写出了边塞环境的荒凉苦寒,以此来反衬游侠意气纵横、斗志昂扬的大无畏精神和从军立功的热切愿望。再如《关山篇》:[5]2330

从军出陇阪,驱马度关山。关山恒掩蔼,高峰白云外。遥望秦川水,千里如长带。好勇自秦中,意气多豪雄。少年便习战,十四已从戎。辽水深难渡,榆关断未通。[5]2329

此诗表现的内容和风格与上一首如出一辙,借北国边关苍凉阔大的物象为作品增添了雄浑的气势。曹植开辟了咏侠诗中侠行边塞的模式,其《白马篇》及后世拟作,主要侧重于描写游侠少年的精神风采和杀敌雄姿,而王褒咏侠诗对边塞风物的描写则可谓另辟蹊径。

三、南北文风融合对北朝咏侠诗的影响

在谈到南北文风的差异时,研究者多关注于南风北渐问题。北朝独特文风的形成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文化的选择利用有一定的关系。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洛阳和实行汉化,多采用汉魏以至西晋的制度,审美心理和文字风格方面也多崇尚汉魏西晋。因此对于南北文化的交流,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影响过程中,北朝文人对南朝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有选择的,在模拟南朝文学时,始终未丧失北方特定地域所形成的审美意识,而且北朝文化也会显现出对南方文化的积极影响。在由南入北的诗人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影响的效果。从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方面来看,王褒和庾信都是由南入北的诗人,他们的咏侠诗呈现出的就是南北交融的特点,这对于拓宽咏侠诗的艺术境界、提升咏侠诗的艺术品位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北朝文人模拟庾信、王褒诗风的同时,庾信、王褒也自觉地吸收了北朝文化的营养,融合南北诗风。王褒有一些咏侠诗反映上层贵族子弟的任侠之风,如《游侠篇》:

京洛出名讴,豪侠竟交游。河南期四姓,关西谒五侯。斗鸡横大道,走马出长楸。桑阴徙将夕,槐路转淹留。[5]2333

从题材看,王褒此诗延续的是南朝咏侠诗所常见的描写贵游公子斗鸡走马等所谓任侠行为的内容,但却洗去了南朝咏侠诗那种浮艳华靡之风。这首诗描绘了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贵族子弟较为粗犷的游侠生活,颇有粗豪之风,与南朝那些浮艳华靡之作不同。

另一咏侠诗作者庾信在南朝时所写的咏侠诗充满了轻艳华靡的风气,如《结客少年场行》:“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歌撩李都尉,果掷潘河阳。隔花遥劝酒,就水更移床。今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5]2349虽沿用咏侠乐府《结客少年场行》古题,但内容不出宫体范围,充斥着柔靡的脂粉女人的香气,并无一丝游侠少年慷慨豪荡的作风。在宫廷文人的世界中,侠客不仅身骨酥软地跌入脂粉花丛之中,甚至被画入屏风成为艳冶闺房的一种装饰,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其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内容。但是由南入北后,身世遭遇的巨大转变,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的熏染,使他逐渐洗去在南朝所形成的轻艳华靡诗风,一变而为刚健清新、悲凉深沉。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赞美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其艺术造诣确实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高度。

在身旅北方接受了北朝文学的劲健浑灏之风后,庾信咏侠诗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与他的身世遭际是有直接关系的。经侯景之乱梁已濒临破灭,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却因江陵沦陷而无法南归。经历了亡国之变的庾信不得不先后仕西魏和北周,“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1]2794。他的咏侠诗常饱含家国之痛、身世之悲,笔调苍凉劲健,大大开拓和丰富了咏侠诗的审美境界。如《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其六:

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宁知炭可吞。一顾重尺璧,千金轻一言。悲伤刘孺子,凄怆史皇孙。无因同武骑,归守灞陵园。[5]2368

庾信十五岁就作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十九岁任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深得宠信,如今却不得已屈身仕敌,其内心是非常痛苦而无奈的。作为一种情感的宣泄,他找到了咏侠诗这一载体。诗人采用了刺客之侠豫让的典故,豫让“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为报知遇之情而殒身不恤、慷慨赴死,这正反衬出庾信自己作为一个文弱书生身不由己、无力回天的悲凉心情。“悲伤刘孺子,凄怆史皇孙。无因同武骑,归守灞陵园”,分别以汉代刘孺子和史皇孙之事表示对梁敬帝和梁皇室子孙之死的哀悼,庾信说自己本是梁之臣子,却不能像汉司马相如看守孝文帝陵园那样去守梁主的坟墓,感情真挚沉痛。此诗借咏侠抒发了自己不能以身报国的失志之痛,这是对传统咏侠诗模式的一种突破。

再如《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其十:

悲歌度燕水,弭节出阳关。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故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5]2368

诗人由易水寒波想起了曾经在此慷慨悲歌的侠士荆轲,表现出他内心对铲除强敌的渴望。而自己委身事敌的现实又让他心存屈辱、愧疚难安,所以又用兵败投降的李陵和不辱使命的苏武两相对照,写出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感慨深沉,意绪悲凉。《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其二十六则由咏侠而激起了内心的豪气: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5]2370

庾信用萧条凄惨的北国风物传达出内心百转千回的痛苦,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所咏人物同样是作为侠士和使臣典范的荆轲与苏武,而自己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未能办到,拔剑挺身以报国仇也未能办到,庾信怎能不愧悔自责。“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正是想借豪侠之气一洗儒生的懦弱。全诗在浓浓的乡关之思中弥漫着一缕尚未消磨的豪壮之气,笔调苍凉劲健。

客观地讲,庾信虽也写过一些柔靡浮华的咏侠诗,但他早年在宫廷诗人力求新变的艺术追求下,对诗歌的艺术形式所作的积极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如诗歌的音乐美、色彩美、用典的巧妙自然等都是值得称道的。在他经历了家国之痛、由南入北后,这种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也找到了得以充分实现的土壤,其咏侠诗融合南北之长,既表现出充实的情感内容,又呈现出苍凉浑厚的艺术境界,这对唐代的咏侠诗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前面的论述可知,由于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北朝咏侠诗总体上呈现出与南朝咏侠诗不同的风貌,展现了刚健劲直、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庾信、王褒入北后,带来了南朝咏侠诗纯熟的艺术技巧;加之诗人命运的巨大变化,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的熏染,使他们逐渐摈弃了南朝咏侠诗的华靡轻艳之风,一变而为刚健清新、悲凉深沉。可见咏侠诗在北朝的生存与传播对于古代咏侠诗这一诗歌门类境界的开拓和格调的提高意义重大,为其在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J206.2/4

A

1004-941(2012)04-0089-04

2012-06-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贫民文学的两次兴起”(项目编号:05BZW035);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咏侠诗史研究”(项目编号:2011SJD750025)。

贾立国(1970-),黑龙江依兰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谢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