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2012-04-12蔡武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4期

关键词：苏南温州区域

蔡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国内外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蔡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新发展阶段,如何调整现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在重新考察比较东亚-拉美模式和苏南-温州-珠江模式等典型国内外区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了几点关于在新的历史阶段创新中国现有区域发展模式的政策启示,即经济增长须内需与外需均衡拉动,利用外资的同时应注意资本的内化,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社会公平,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要动态调整和有效结合,产业调整应本土化、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转型升级。

区域发展模式;东亚-拉美模式;苏南-温州-珠江模式

一、国内外典型区域发展模式

所谓发展模式,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自身特有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背景下所形成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体现在思维与行为方式、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特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行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对政治、经济体制及发展战略等的选择。区域的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模式,通过影响区域发展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历史文化、特定背景的政策等要素来分析区域发展的动因和路径,揭示发展规律,并置身于国际视野与国内实践,从国内外典型发展模式的分析比较中寻求引导和优化不同区域发展道路的合适模式。

(一)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

对区域发展模式的探讨,始于国际上一些创新区域的成功。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发展模式主要有英美、莱茵、东欧、印度、东亚、拉美模式。英美模式的灵活自由与科技制度创新,莱茵模式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印度的非平衡发展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有益启示。其中,东亚和拉美两种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最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

1.东亚模式与“东亚神话”的破灭。东亚发展模式是指国际经济学界认定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东亚地区出现的区域性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和社会快速发展的现象及其运行方式。它代源于战后的日本,后来发展到亚洲“四小龙”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东盟10国和中国大陆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践行了与之类似的发展方式。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外资主导型”对外经贸战略的同时,致力于提高自身资本实力,在经济取得长期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显著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在此期间内,整个东亚地区以地区互补性和分工协作体系为基础形成了梯次分布的产业链,即日本处于领先地位,亚洲四小龙随后,东盟四国再随后的梯级“雁阵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日本积极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且在国内改造、吸收、利用后,将这些技术向“雁阵”中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转移。东亚地区这种技术和产业转移模式存在对外部技术的依附性,多为模仿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低,90年代在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浪潮中,日本这一领头雁泡沫经济破灭,东亚地区产业传递和升级趋于减缓,甚至停滞,产业链延伸进程受阻,地区内产业结构趋同,最终导致“东亚神话”的破灭。不过,东亚模式特别是其中的区域产业分工与转移机制对于中国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2.拉美模式与“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发展模式,指智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20世纪50至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依靠自身资源和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量利用欧美外资,通过实施“外资依赖型”的贸易替代模式和进口替代战略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主要拉美国家在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向发展水平较低的拉美国家转移,而是直接承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严重依附于美国。二战后,拉美国家为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大量借用外债以弥补外贸赤字,平衡国际收支,导致外资依存度过大,对外负债率普遍较高,经济对外依赖性和脆弱性增大,加剧了经济波动。由于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没能及时实现根本性调整和转变,特别是忽视了财富分配的调整与社会进步目标,发展成果大都被少数权贵所吞没,广大社会底层民众受排斥,引发了经济停滞不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民窟增多、债务危机、通货膨胀、人口与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加剧、失业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等一系列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发展中,我国应规避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苏南、温州与珠江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结合各地特殊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温州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和以东莞为代表的“珠江模式”。各区域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经济区域、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所形成的,由于区域历史传统、制度环境、人文因素等的差异,各发展模式也具有较大差异。

1.政府强势型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这个词是在费孝通先生1983年所写《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促进经济非农化和市场化的方式,该模式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传统经济发达且城市密集度高的苏南浙北地区,以苏州、常州、无锡地区最为典型,其主要特征为“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为主,地方政府主导微观经济主体”。苏南模式是依靠内向型经济起步,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因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不是依靠国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这一模式起步的基础,也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体。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区域内部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壮大,通过产权体制改革,并借助浦东大开发及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机会,苏南模式有了新的发展,以国家开发区为依托,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园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在新苏南模式的引导下,苏州地区不但稳固推进纺织服装、冶金、化工、机电等传统产业,并且及时引导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促使电子信息、新型材料、轻型、汽车及配件等六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使区域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2010年,苏州大力提升产业层次,经济发展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168亿元,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3%;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900.6亿元,增长20.9%。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2.8万亿元,增长20.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万亿元,增长22.3%。新兴产业实现产值7101亿元,增长29%,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28.9%。实施服务业新一轮跨越发展计划,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65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0.5%。

2.草根扩展式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指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家庭工业为起点,专业化市场方式发展非农产业,民间资本自发形成“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模式。早期的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其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个体和私营经济是温州模式的核心和主体。温州既没有珠三角那样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也不像苏南那样在城市密集,交通发达的江南水乡,而是远在浙江南部山区丘陵地带,交通闭塞,资源缺乏。与内地相比,惟一的优势是沿海,但又远离经济中心,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多。但它能从日用小商品起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把小商品做大,把小企业做大做强,以小商品为主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逐渐占领了国内外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模式已突破了以家庭工厂、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逐步向企业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经营全球化迈进,大力发展“走出去”的开放型经济模式。在新温州模式的引导下,温州地区形成了服装、鞋类、低压电器、眼镜、打火机等10多个产业集群,这些产业内部分工协作程度很高,产业配套体系趋于完善。2010年,温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2925.5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5520美元;财政总收入411.4亿元;全年工业总产值6516.50亿元,比上年增长24.0%。温州当前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次产业比重为3.2:52.4:44.8。

温州人均GDP与苏州相差悬殊,可能与目前温州实业发展存在瓶颈,很多商人转向投资有关。2009年温州完成GDP总量2528亿元,其中卖地卖房900亿,占35%,三产服务业占35%,制造业仅占30%。温州炒房团的民间游资据说在1200亿以上。其次,温州人口流动性大,近1/5的人口外出经商办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在外投资将近3千亿,在外创办工业企业3万家,其中亿元以上企业近500家,因此,人均GDP很难判断温州实际发展水平,人均GNP更符合温州实际情况,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要高于苏州。

3.外资主导型的珠江模式。珠江模式开始主要是指珠三角的佛山、中山、江门、东莞和顺德、宝安等县区的农村以外向型经济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一种模式。后来泛指珠三角地区以港澳台和国外投资带动的以加工出口方式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珠三角的许多地方企业,如“广东四小龙”的南海、顺德、中山、东莞与苏南模式并无本质区别,都属于(社区)政府型企业,但珠三角东部地区的发展道路与苏南有明显不同。珠东地区历史上经济并不发达,却与香港紧密相连,随着对外开放的实行,东莞、宝安等地成了香港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其农村工业化类型不同于苏南,也不同于中山、南海、顺德。珠江模式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外来型工业化模式。珠三角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发挥以深圳为龙头和桥梁的区域极化效应和扩展效应,大力发展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的出口导向经济,整个珠三角地区成为了香港(包括世界其他地区)和深圳的生产基地,“前店后厂”成为这一区域的普遍现象,珠三角也因此成为我国开放度最高的地区和重要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之一。传统的珠江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为主导,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这个时期的引资政策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贸易模式以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模式为主。但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引进外资为主的高速发展阶段后,珠三角模式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充分运用市场规则,变政策优惠吸引外资为配套产业引导外商投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在此模式引导下,珠三角地区逐渐形成了纺织、电子、玩具、钟表等传统产业集群。

二、国内外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的启示

上述各发展模式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具有不同的发展动因,但正在相互借鉴和不断完善,将逐步走向融合。各区域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区域内形成的,因各国和地区的情况不同,任何地区成功的发展模式可资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立足实际,将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与本地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相结合,探寻并创新最适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选取区域发展模式应平衡协调好以下关系:

(一)经济增长须内需与外需均衡拉动

通过对外开放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国际代工的方式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不但利润微薄而且过分依赖国外市场。东亚外向型战略造成对市场和技术的依赖,出口产业膨胀而内需产业萎缩、抗风险能力极低。珠江模式过分依赖外贸出口,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几乎所有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强调国内需求的扩张优于国外需求。我国经济存在内外需及内需中投资与居民消费的双重失衡,随着近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应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努力开发国内大市场,扩大民间消费,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有效结合,构建内源外源协调联动的增长,逐步降低外贸依存度,由依赖型外向型战略转向自主型外向型战略。

(二)利用外资的同时应注意资本的内化

利用外资是“输血”作用,而内部积累是“造血”功能。内资特别是民营资本作为一种本地资本,相比于国资与外资,更具主动性、能动性和根植性,更能形成产业的扩散和企业的集聚,促进本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增强内部积累能力,才能创造和增强发展的内动力,即使经济遇到较大挫折,也会有较强的再生能力。东亚在利用外资的同时一直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而拉美储蓄率一直很低,国内资本形成能力较弱,同时缺乏对外国资本的驾驭能力,外资依赖和经济波动严重。珠江模式利用外资推动繁荣的方式已难以持续。温州模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个体私营企业及民间资本的推动,也应重视引进外资和先进管理和技术,打破家族式企业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应合理利用外资,放手发展本地民族、民营企业,公平对待民间资本和市场,把内源力量和引进外部力量有机结合,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并举,探索最佳资本合作方式。

(三)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社会公平

东亚地区在经济取得长期高速增长的同时能够维持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而相对公平的分配又进一步激励经济增长。拉美分配不公,发展成果由少数人侵占,其结果必然导致效率陷阱和机制紊乱。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需要社会改革相配套,防止像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模式要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关注民生和社会公正,实现“包容增长”和共享发展,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不断出现“电荒”、“水荒”、“地荒”和“劳工荒”,特别是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对这些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

(四)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要动态调整和有效结合

东亚依靠政府主导取得了发展奇迹,但在后期和拉美一样,其弊端开始显现。在苏南模式形成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缺陷已凸显,而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使得温州民营资本充分利用市场发展起来了。我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敢于、善于干预的政府。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意识地与市场环境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式进行间接的、动态的干预,维护市场环境,制定科学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国际竞争和保障社会公正。

(五)产业调整本土化、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

本土化产业具有更好的根植性,地方在引资时,应注重其相关产业的配套发展,使整个产业在当地形成更强的依托和根植;专业化产业有利于做大、做强主业,形成自主创新品牌和核心价值,企业应立足主业,在专业优势地位巩固的基础上,向产业链两端延伸,进而向其他多元领域拓展;产业的市场路径应是在扩大国内市场,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条件下,积极开拓更广阔的外部市场。地区产业调整应立足本土化、专业化,继而向多元化、国际化迈进。

(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转型升级

上世纪90年代,东亚模式的韩国、泰国过早放开传统产业,转向高科技产业,高科技领域一时难以赶超,而传统产业又失去了优势。因此,应在结合自身比较优势,保持特色的条件下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不是越高越好,在于为我所用,须与产业升级结合,不能简单模仿,重视技术的内部消化和区域自主创新。东亚模式不仅强调技术引进消化,同时强调自身能力构建和国际市场导向,而拉美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节省了技术研发投资和市场风险,却断送了自主技术研发和自创品牌的机会。当前我国应立足实际,把产业升级与技术引进、消化和自主创新相结合,争创世界知名自主品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受劳动力、土地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积极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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