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纪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文献述评

陈 纪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当前,城市化进程既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同时也成为民族关系问题得以产生的现实条件。从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等方面,梳理和评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相关研究,这对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城市化;民族关系问题;文献述评

当前,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其快速发展推动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城市不同民族群体之间交往频繁,增进彼此间的相互认知和相互包容,在总体上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然而,城市化进程作为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条件,由其直接或间接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使不同民族群体间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矛盾与冲突。民族关系问题是指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或多个民族共同体之间交往时因涉及民族利益或民族权益而产生的矛盾或不和谐问题[1]。通过研究发现,以城市化进程作为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变量,我们认为它是指不同民族群体间,以及民族群体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间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且这种矛盾与冲突主要体现在日常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鉴于此,从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等方面,梳理和评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相关研究,这对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研究

总体上看,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里的民族成份和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多,各城市社区传统的族群团体被频繁流动的人口冲击,打破了原来的人际交往圈,尤其是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社区,这个过程涉及到各民族成员切身利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好坏[2]。通过归纳以城市化进程为条件探讨民族关系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其涵盖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等方面,且它们呈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交织状态。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表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分享相对不足。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因经济利益引发矛盾、一些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切身利益的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等方面[3]。汉族群众一般在市场竞争中凭借其世俗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势,能够占据优势地位,而少数民族成员则往往处于劣势,这就导致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成员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性[4]。究其原因,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相关政策上拥有的权利资源相对较少,而城市汉族、世居和新进少数民族在相关政策上则拥有相对较多的权利资源。就是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享有权利所需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资源在城市中提供不足及自身综合素质的较弱,制约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与城市民族成员享有同等的权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市新的弱势群体,在维护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因权益享有不足而引发民族矛盾与冲突,成为民族关系问题的一种主要表现。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表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法违规行为较多。城市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问题主要表现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问题突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多而服务少的现象比较严重、民族关系协调工作难度大等[5]。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新问题表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营不服从管理、极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违法等问题[6]。当前,伴随着少数民族涌入城市,因他们计划生育意识淡薄,违反计生政策的事例时有发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业广泛且法制意识较弱,没有经商执照,沿街摆摊、串巷叫卖的情况时有出现;有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服从城市管理,给当地的户籍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隐患;极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存在着违法犯罪问题等。在现实生活中,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引发民族群体间、以及民族群体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间产生矛盾与冲突,成为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之一。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表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习俗信仰得不到尊重。在城市化这一平台中,民族间因观念、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纠纷会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由于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缺乏了解甚至因民族偏见而引起的民族冲突[7]。现实中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事件的酿成,就是因为对相关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的无知或对相关民族风俗习惯不尊重造成的[8]。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保持着本民族固有特性,一些汉族成员和社会组织由于对之认识不足或意识不够,在工作或生活中歧视少数民族和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现象客观存在。不同民族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彰显,在民族交往中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成员、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常有发生,同样也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一种表现。

二、城市化进程与民族关系问题的特点研究

从总体上看,城市化进程作为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条件,研究者们主要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来探讨不同民族群体间及民族群体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间在交往过程中呈现的一般性规律。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特点进行梳理和评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当前如何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针对性和可行性。

民族关系问题的多主体性。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具有多民族化特征、日益增强的民族意识问题等特点[9]。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具有多民族化进程加快、散居化趋势明显等特点[10]。概括而言,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多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既包括长期居住于城市中的汉族、世居和新进少数民族,也包括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流入城市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等。这些不同民族群体及其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成为民族关系问题的最主要表现。另一方面也包括地方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群体等。这些主体与少数民族群体之间产生的种种问题也是民族关系问题的组成部分,且这些问题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民族关系问题的跨地域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少数民族成分增加,人口增多,城市民族关系呈现出影响的广泛性和转化性等特点[11]。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是影响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也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12]。伴随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不同地区间的大量流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逐渐进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而东部地区的汉族则越来越多地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内部农村和城市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因不同地区之间及其区内部的人口大量流动而使不同民族群体间及民族群体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间产生矛盾与冲突,这往往演变或转化为不同地域的民族群体间产生矛盾与冲突,从而使之呈现出跨地域性特点。

民族关系问题的文化性。当前城市民族关系文化的多样性更加鲜明、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泛化等显著特点[13]。少数民族城市化、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民族意识有所增强、影响民族关系的矛盾事件有所增多[14]。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文化多元性必然在民族关系中得以呈现和反映,不同民族群体间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冲突所致。城市中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矛盾、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矛盾、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等,在一定程条件下都可能会引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民族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文化层面上导致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可见,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民族群体所依附的文化类型不同,由此带来的民族关系问题具有文化性特点。

民族关系问题的宗教性。“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宗教矛盾就很容易酿成民族之间的矛盾,宗教关系常常和民族关系有密切联系”[15]。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少数民族宗教生活的不适应问题较为突出,应通过由政府的外在调节向少数民族宗教内部调节转变[16]。城市化进程中由宗教信仰引发的社会问题往往与民族群体,尤其是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的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有时甚至难以严格地区分开来,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关系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城市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民族关系问题往往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表明,城市化进程中因干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销售假冒伪劣的清真食品、非法拆迁宗教信仰场所等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由此产生的民族关系问题使其呈现出宗教性特点。

三、城市化进程与民族关系问题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得以产生的影响因素研究颇多,主要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民族意识过于强化、区域间经济收入差距扩大、民族政策调整与执行不力等方面,来探讨它们是如何导致不同民族群体间及民族群体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总的来说,由城市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给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民族关系问题的产生。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导致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客观因素。流动人口是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引发因素之一[17]。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导致各民族人口比例变化,容易引起民族之间生存和发展的竞争[18]。由城市化进程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来既有一般性问题,如就业、收入、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问题及城市管理、生存资源竞争、犯罪、社会治安等,也有由城市化进程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来的特殊性问题,如风俗习惯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民族文化及心理适应问题等,这些问题使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得以产生。随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数和类别增多,这不仅使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摩擦和矛盾,而且在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也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可见,在较短的时期内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已客观地存在于城市的社会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成为影响城市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客观因素。

民族意识过于强化是导致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主观因素。民族意识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民族关系得以完善和发展,也能使民族关系出现裂痕和倒退[19]。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果引导不当可能会损害全局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20]。对于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在城市中自身获得的种种差异性社会体验,以及与城市民族成员相比较而产生的差距感,使其容易对自我群体产生归属倾向,总是希望以增强本民族的群体意识来弥补这种差异性和差距感,导致有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族意识过于强化。另外,当少数民族群体感受到本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受到威胁或侵害时,民族意识容易在民族成员中,尤其在那些民族精英者中得以过度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过度强化作为一种主观感知,体现在不同民族群体的社会交往过程之中,给民族关系正常发展带来负面作用,成为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得以产生的主观因素。

区域间经济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本因素。汉族与少数民族或者说东中部汉族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仍然扩大[2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各民族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更加迫切要求加快本民族的发展[22]。民族群体间经济收入差距扩大,易产生以经济地位为区分标准的民族群体分层,导致相互间产生隔离且引发其他相关问题,成为民族关系问题得以产生的根本性因素。从区域上看,因历史和现实原因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发展能力差异,使当前东中西部地区总体上的经济收入差距拉大。西部地区作为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区,这种区域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在经济方面导致民族关系问题产生。并且,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内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存在的经济收入差距依然客观存在,同样促使民族关系问题的产生。

民族政策调整与执行是导致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因素。民族政策的调整相对市场经济发展来说较为滞后,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的需要,使少数民族在心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失落感,这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不利的[23]。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就会顺利发展,否则,民族关系就难以协调发展,甚至出现紧张的态势[2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有助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以及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然而,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要求对现行的民族政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与完善及对现行民族政策加大执行力度等。当前有些民族政策的调整和执行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成为民族关系问题得以产生的政治因素。民族政策作为协调民族关系和指导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现行的民族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与完善,以及在民族社会生活中如何加大执行力度,决定着其能否为缓解民族关系问题提供政治保障。

四、城市化进程与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研究者多在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特点、影响因素等基础上,研究如何处理由城市化进程直接或间接带来的民族关系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从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民族突发事件的积极应对、城市民族工作加强与创新等方面,提出缓解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方面的对策建议,转变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各级政府与流入城市政府间的有效合作与协调,促使政府之间在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方面联手工作[25]。改变对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的看法,摒弃对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的偏见,使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维权、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市民一样的待遇,这样才能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26]。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到城市民族工作的范围中来,并逐渐构建一种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新型城市民族关系调控机制[27]。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导致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客观因素,因此,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的诸多问题成为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关于民族突发事件积极应对方面的对策建议,不断增强民族工作干部处理民族突发事件的能力,把民族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维护城市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28]。处理各类民族纠纷,应做到坚持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29]。民族关系的调节方式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方面的调节,在具体的民族关系调节实践中,应注意合理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以保证民族关系调控达到最佳效果[30]。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往往会通过民族突发事件呈现出来,且其形式多样和种类繁多,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方面的。民族突发事件具有连锁反应,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影响民族关系发展,有可能会演变成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

关于城市民族工作加强和创新方面的对策建议,要根据城市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城市民族工作,切实加快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强化城市的服务和管理功能,把民族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31]。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社区为视角,纳入社区民族工作的范围中,是做好民族关系协调工作、构建和谐社区的必然选择[32]。多数研究者认为,面临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诸多问题,城市民族工作作为维护和保障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需要在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及管理模式、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加强。因此,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是缓解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关键所在。

五、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思考

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保证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上是和谐民族关系;和谐民族关系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发展和完善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33]。通过梳理和评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表现、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等研究,这对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和谐民族关系发展的基础

一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助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为民族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政治基础。二是推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能缩小区域间经济收入差距,缓解民族群体间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增加少数民族成员经济收入等,为民族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经济基础。三是发展与创新少数民族文化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文化基础。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此,发展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由城市化进程带来民族群体间存在的文化冲突问题,为民族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文化基础。四是解决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遭遇的社会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就业、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社保等问题,需依靠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

(二)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思路

首先,既要注重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问题,也要注重散杂居地方民族关系发展问题;既要注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问题,也要注重农村民族关系发展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防止解决民族关系发展问题仅重民族地区而轻散杂居地方,仅重城市而轻农村的偏误。其次,应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如何推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问题。例如,以多民族国家建设为出发点,从“共有的历史”[34]、“文化化”[35]、“政治化”等多个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由城市化进程给民族关系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问题。最后,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当前如何通过社会政策的完善与创新,是推动当前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途径

第一,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由上述分析可知,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与城市管理部门和相关行业人员,以及部分汉族和少数民族成员对民族政策缺乏了解或认识有关。因此,加强民族政策宣传教育,能够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遵守民族政策的相关规定,以此来消解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不利的影响因素。第二,创新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民族工作。城市化进程中多民族社区逐渐增多,社区少数民族人数和类别逐渐增加,因此,社区民族工作作为推进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途径,需在其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工作机制、工作方法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创新。同时,需充分调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民族成员的积极性,把解决少数民族成员遭遇的社会问题作为社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重点,努力探索民族工作社区化模式。第三,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逐步形成由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社会组织、民族成员等组成的一种多中心管理与服务模式,即对他们所遭遇的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宗教信仰问题等提供全方位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同时,加强少数民族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共同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的社会问题。

[1]廖杨,覃卫国.民族关系问题简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7(1).

[2]高永久,刘庸.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演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3]陈乐齐.我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4]王宗礼.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对西北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战略分析与对策建议[J].甘肃社会科学,2006(4).

[5]邓晓玲,等.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探讨—以成都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

[6]韩言.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问题[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5(1).

[7]贾东海,敏生兰.城市化进程中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8]闫丽娟.民族工作的社区化:城市化进程中协调民族关系的一种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06(1).

[9]王秀英.论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特点及调适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9).

[10]韩言.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问题[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5(1).

[11]李吉和,周彩云.我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特点刍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12]吴奕.论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1993(5).

[13]李忠斌.论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结构与功能[J].贵州民族研究,2003(2).

[14]朱绍华.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对策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15]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506.

[16]周传斌,杨文笔.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宗教适应机制探讨——以中国都市回族伊斯兰教为例[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17]卢守亭,南文渊,李守宏.浅谈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J].满族研究,2005(3).

[18]赵新国.略论城市民族关系问题[J].满族研究,2005(2).

[19]李忠斌.论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结构与功能[J].贵州民族研究,2003(2).

[20]郑信哲.浅谈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21]廖杨,覃卫国.民族关系问题简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7(1).

[22]贾东海,敏生兰.城市化进程中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23]王洁.试论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以沈阳市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4(2).

[24]赵新国.略论城市民族关系问题[J].满族研究,2005(2).

[25]周竞红.城市民族关系的结构变化与调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26]朱少雄,刘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中的城市民族关系调查—以南宁市为例[J].今日南国,2009(9).

[27]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8(1).

[28]林均昌,赵强.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威海市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08(7).

[29]黄胜红.关于湖南城市民族关系的思考[J].民族论坛,2003(9).

[30]高永久,等.民族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74-175.

[31]陈乐齐.我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32]王秀英.民族工作社区化:论城市化进程中协调民族关系的一种新思路[J].黑龙江史志,2009(9).

[33]金炳镐.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

[34]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35]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C956

A

1004-941(2012)04-0047-05

2012-06-10

南开大学201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问题及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社会政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NKZXB1138)阶段性成果;天津市2010年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工作创新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研究”(项目编码:TJZZ10-109)阶段性成果。

陈纪(1973-),男,安徽霍邱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学。

责任编辑:谢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