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政仙，黄焰结

（1．上海市虹口区业余大学，上海 200080；2．安徽工程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翻译视角

刘政仙1，黄焰结2

（1．上海市虹口区业余大学，上海 200080；2．安徽工程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对翻译话题的研究。前期看待翻译的视角机械单一，对象和非对象所指的语言符号存在绝对的可译和不可译的区分，不利于翻译实践。后期的翻译观重语言的功能用途，灵活可变，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翻译视角

欧洲自古就有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现实的反映，因此了解语言的结构也就可以了解现实世界的结构。20世纪最有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哲学家当数奥地利人维特根斯坦。维氏是系统地从语言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1]（P140）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发生过重大转变，前期的《逻辑哲学论》（Tractadus）以理想语言为基础，试图探索语言本质的静态逻辑构造论；而在后期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等著作中，他放弃了以逻辑原则为意义标准的思想，转而采用日常语言规则为意义的标准，从语言的实际运用和语言的功能作用出发，以清除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误解，从而解决哲学问题。

有意思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翻译话题的研究。这并不奇怪，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最突出地体现在分析哲学或以分析为特征的语言哲学中，而翻译恰恰又是一项“跨语言的活动”。维氏在《哲学研究》第1部分第23节（Wittgenstein 1999：11e－12e）列举了若干种语言游戏：命令、描述、报告、思考、检验、图示、讲故事、游戏行为、唱歌、猜谜语、开玩笑、讲笑话、解数学题、翻译、提问、感谢、诅咒、问候、祈祷等等。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明确地把翻译视为语言游戏的一种。从中我们能解读出什么呢？我们又将如何看待他在哲学中的翻译视角呢？本文拟对照维氏前后期的哲学研究来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对象与非对象对应语言符号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翻译视角重在揭示语言意义转换过程中所涉及的意义理论。在《逻辑哲学论》（Wittgenstein 2002）中，维特根斯坦持逻辑原子主义观，认为语言是由描述世界的命题组成的，命题是思想的表达，只有命题才有意义。但在语言中，命题或思想的逻辑形式被隐藏起来，所以我们无法一眼就能看到，因而需要严密的逻辑分析。他用演算来描摹语言的特点。所谓演算，即严格限定的逻辑规则的结构化系统；逻辑规则机械地运行，因而演算就像填满了原材料的机器，精确、有序、恒常地生产已经决定好了的产品。举个简单的例子，从0到9的10个数字所形成的所有运算规则就是一套人们机械遵守的规则，运算结果也是单一的和确定的。在语言方面，语言规则就是逻辑规则，它们形成一套单一而又严格的使用系统，预先决定词语意义的产生，与我们生活中人的实践无关，而且人的实践也不能改变这些规则。

按照维氏前期所称道并引用的奥古斯丁的语言观（Wittgenstein 1999：1e，§1），语言的基本单位是符号或词语，符号和对象（即经验对象，包括现实对象、思想对象和心理对象）之间建立规则性联系。也就是说，词语的意义即是它所指的对象，随着对象的出现已经预先存在了。对于任何一种语言，人们都可以确定它的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根据语言规则确切地定义符号。这种在语言中具有共性使用的语言规则被维氏称之为“定义”（Wittgenstein 2002：21，§3．343）。因为“定义”的相同性，所以表达同一对象的不同语言间的词语一定是可以翻译的，它们的意义也是对等的。譬如英语符号“computer”可以等值地翻译成汉语的“计算机”，因为英国有computer这个对象，中国有计算机这个对象，它们的定义是相同的。但是，对于经验之外的对象（确切地讲，应称之为“非对象”），人们能不能翻译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们不可能通过指称的方式在符号与非对象之间建立规则性联系，或者说，人们不可能确切地定义非对象的符号。这意味着指称非对象的那些符号之间一定是不可翻译的，其意义是不对等的。譬如英语符号“dragon”不能等值地翻译成汉语的“龙”，因为，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都没有dragon或“龙”这个对象，其定义是不同的。

在指称论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图像论（the picture theory），其表述就是：命题由词语组成，命题的意义就是它所描画的事实，依存事实并预先存在于语句之中。一个命题在经过翻译之后，它的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不再表现为命题。维氏（Wittgenstein 2002：25，§4．025）说，“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不是把这种语言的每个命题都翻译成那种语言的命题，而只是把命题的成分翻译过去。”只要命题成分的意义在两种语言中都相同，那么新的表达式的意义与被翻译前的命题的意义应该是等值的（当然是在正确配置的情况下）。譬如英语句子“This is a computer．”就等值于汉语句子“这是一台计算机。”所以说，命题（真命题和假命题）之间的翻译能否等值，并不取决于源语和目标语两种命题表达式的形式，而取决于内容。对于包含有非对象的非命题，因为非对象的不可译问题，翻译不可能达到意义等值。譬如，英语句子“This isa dragon．”就不对等于汉语句子“这是一条龙”。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可说之事”的“说”就可译，关于“不可说之事”的“说”则不可译。

二、“意义用途论”基础上的功能翻译视角

维特根斯坦基于演算所产生的包容一切的单一性语言规则，否定了词语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后期，维氏认识到这种机械的决定性语言观对语言的使用极其有害，因此重起炉灶，从“语言游戏”（language－game）出发来探讨日常语言规则的意义标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主要是我们的日常语言或话语语言机制。语言游戏突出了语言运用是一种人类活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Wittgenstein 1999：11e－12e，§23）。这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类作为社会人在其所共有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设想、实践、传统及自然习性方面达成的根本共识，在语言文化中是预设存在的规范（customs）（Grayling 2001：93，97），或者说是语言使用的外部环境。可见，“语言游戏”强调的是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以及生活中运用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寓于社会生活中，是以目的为取向的社会活动，而不是寄生在死板的逻辑教条中的机械使用。简言之，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是语言规则理解意义上的哲学语法。他将意义或概念实际上等同于制约语言使用的规则，因此遵守语言规则就是产生意义，掌握规则就是掌握意义（Ahmed 2010：75），也即语言规则构建了意义或概念的本质。

如前，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游戏活动。一方面，人类语言的共通的规范很容易保证两种语言的可理解性和可译性，如“computer”和“计算机”。另一方面，翻译作为跨语言和文化的活动，必然涉及两种语言的生活形式的碰撞，两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规则运用，那么如何转换它们呢？

维特根斯坦说：“无限长的路轨相应于规则的无限制的应用。”（Wittgenstein 1999：85e，§218）这意味着遵守规则不是教条，人们对于规则的使用是非常无限的，人们可以创造性地理解规则和运用规则，并不会因为要遵守规则而损伤了他们对于语言使用的创造能力。而且，遵守规则是在不同语境下的应用，因而规则会被赋予不同的理解，也即产生不同的意义。这就是说，意义产生于使用之中，或语用决定意义（meaning in use ormeaning as use）。譬如，上文所说的汉语符号“龙”是完全可以翻译成英语，让英语读者理解的。其一，为了避免“dragon”的贬义，“龙”可以翻译成英语词汇“tiger”（虎），以前所说的“亚洲四小龙”就经常译作“Four Asian Tigers”，因为“tiger”与“龙”都有“朝气蓬勃、坚忍不拔、努力奋斗、充满希望”的象征；其二，可以将“龙”翻译成汉语拼音“Long”，然后解释或注释说“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和吉祥物，象征威严和力量”；其三，可以翻译成“Chinese dragon”，以英语为母语的受众首先能理解它是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动物，再稍加解释它的汉语含义，他们也就知道其与英语中的“dragon”的意义区别了。实际上，随着中英双方交流的频繁，相当多的英语受众现在已经无需解释就能理解“Chinese dragon”的意思了。

上面的几种翻译可以视语境而定，但有人会反对说，这些翻译太不精确了。不过，按照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允许概念的模糊性，它强调的是概念外延的个别性和多样性。在我们日常语言中，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概念的运用不是被规则严格地规定了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是日常概念的长处。有时候，在有些环境中，模糊的概念或者概念的模糊用法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上述“龙”的各种英译只要能达到沟通交流、传播文化的目的就完成翻译的任务了，不必强调语言间的绝对等值，这不仅不必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场合，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程度的精确概念来表达思想。所以说，决定我们应该如何运用概念的是具体的生活和语言环境，从而灵活使用语言规则，不要被规则所羁绊。对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来说，翻译就在于翻译意义，而意义又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规则使用。可见，可译性的根据已不再是符号定义的相同性，而是词语或语句功能的相似性。换句话说，维氏的翻译标准是翻译的用途或功能，虽然两种语言的语句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绝对功能对等，但根据“家族相似”的概念，能发挥用途的翻译就是成功的翻译。

三、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翻译视角的批评

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从以理想语言为基础到以日常语言为依托的转变，意味着他对语言的论述从逻辑演算发展到了语言游戏，从以逻辑原则为意义标准的思想发展到采用日常语言规则为意义标准的思想。前期基于“演算”的语言规则虽精确严密，但机械单一，流于语言意义决定论的模式，脱离生活实践。在此基础上，翻译只是语言之间具有相同所指对象的能指符号（词语）的等值交换，或者是包含有相同所指对象的命题（语句）之间的等值交换。这样的翻译是一种机械的直译（literalism），或谓之为“词对词的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它只是就命题的成分或词语进行了交换，而语法结构则照搬原文。譬如，英语句子“This is theman Isaw．”翻译成汉语句子就是“这是那个人我见过”，而不是符合汉语句法的“这是我见过的那个人。”这种机械的死译方法在历史上曾被视为“忠实”的典范，不乏追随者和实践者（Ray 1976：263）。我们不排除这种翻译方法在文本比对方面的学术价值，但在应用交流方面无疑是失败的。另一方面，维氏基于指称论和图像论，认为非对象词语和含有非对象词语的非命题的不可译性，实际上否定了人类生活的实践功能和交流的可能性，不仅违反了生活实践，也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性。

维氏后期基于“语言游戏”的语言规则论述正是对前期思想的批驳，阐明了意义是建立在使用语境的语言规则上。不同的语言虽然有不同的语言规范或生活方式，但一方面我们不否定人类语言之间或多或少的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意义即使用”则强调了翻译的语境和功能，译者可以根据目标语语境对原语进行功能对等或对应翻译，从而保证了交流的顺畅。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的思想影响深远，在语言学界可以说是现代语用学兴起的源头，而受语言学影响至深的翻译研究无疑也直接或间接受惠于维氏的思想。美国著名翻译学者奈达所倡导“翻译就是翻译意义”（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Nida＆Taber 1969）的翻译思想与维氏后期哲学的翻译视角如出一辙。所谓“动态对等”，就是说目标语的词语对其受众的效果与源语的词语对受众的效果相同，后来德国学者科勒（Koller 1989：102）也提出了类似的“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我们没有证据说奈达或科勒的翻译理论就直接来自于维特根斯坦，但维氏后期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种基于“意义即用途”的动态对等的翻译视角不是没有缺陷，譬如对文化的过滤、对源语文化的殖民以及对译者的隐形等等，就受到后来的翻译学者的批判。不过，这已与维特根斯坦无关了，毕竟翻译只是维氏研究哲学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他的哲学只是为翻译研究提供视角而已。

四、结语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意味着他看待翻译的视角的转变。前期的翻译观机械单一，对象和非对象所指的语言符号存在绝对的可译和不可译的区分，不利于翻译实践。后期的翻译观重语言的功能用途，灵活可变，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启示。确切而言，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专门研究翻译，翻译只是他研究哲学的工具而已。不过，他的翻译视角与语言学翻译研究从形式走向功能的脉络是一致的。本文之所以从维氏前后期的哲学思想出发来探讨他看待翻译的视角，一方面旨在从哲学中寻找翻译理论的来源，激发进一步研究的灵感；另一方面则为翻译研究提供哲学思考，让其上升到一个翻译哲学的高度。至于对维氏的翻译视角的批评，只是揭示他的哲学思想下翻译观的局限，提醒翻译研究者应批判性参考和借鉴他的思想。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Ahmed,Arif.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 CriticalGuide[M].Cambridge：CUP,2010.

[5]Grayling,A.C.Wittgenste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Oxford：OUP,2001.

[6]Koller,Werner.“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Theory＂[A].Andrew Chesterman.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Helsinki：Oy Finn Lectura Ab,1989.

[7]Nida,E.A.and 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8]Ray,L.＂Multi-dimension translation：poetry"[A]．R.A.Brislin.Translation：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C].New York：Gardener Press, 1976：261-78.

[9]Wittgenstein,Ludwig.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trans.D.F.Pearsand B.F.McGuinne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10]Wittgenstein,Ludwig.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nd edition）[M].trans.G.E.M.Anscombe.Oxford and Malden：Blackwell,1999.

〔责任编辑 冯喜梅〕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sofW ittgenstein＇s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U Zheng－xian1，HUANG Yan－jie2
（1．Part－time University of Hongkou District，Shanghai，200080；
2．Anhui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Wuhu Anbui，241000）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volves an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he offers in his former philosophy verges onmechanical equivalence，and there also exists an absolut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 vs．translatability and non－object vs．untranslatability，which does harm to translation practice．On the contrary，laterWittgenstein，focusing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meaning as use，offers a dynamic translation theory，which inspires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s well as researchers．This paper dealswith Wittgenstein＇s perspectives of translation in h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order to search after the sourc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and hence bringmor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ittgenstein；philosophy of language；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H059

A

2011-09-10

刘政仙（1971－），男，安徽合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研究；

黄焰结（1971－），男，安徽安庆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研究。

·高等教育·

1674-0882（2012）01-01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