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上海，200083)

《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形象

刘 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上海，200083)

作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一位忧国忧民、文采飞扬的作者形象。作者吸取了民间口头文学的有益成分，在美学观上表现为“宏伟历史主义风格”。作者一方面把深沉的抒情力量和社会政治热情赋予了《伊戈尔远征记》，并使之成为作品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谴责王公们的内讧。由此，作者始终把基辅看做罗斯的中心，其理想中统一的罗斯是在基辅大公领导下的统一的罗斯。这样的处理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作者形象 宏伟历史主义风格 爱国主义

《伊戈尔远征记》(以下简称《远》)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英雄史诗。自18世纪末俄国古籍和古文物收藏家穆辛-普希金在修道院的手抄本中发现《远》以来，许多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翻译过它。在俄国仅它的现代俄语“译本”就几达百种之多，还有七十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我国也于1957年由魏荒弩先生将它译成中文出版，并于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许多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俄国古代文化研究者都在《远》的研究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研究它的专著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形成了“伊学”传统。《远》作为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毋庸置疑，对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我们今天研究它，有助于深入把握俄罗斯文学的源流和精髓。

一、作者形象问题

《远》不是由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而是一个既熟知口头文学又深谙笔录文学的作者独自一人所创作的。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得知它的作者姓名和身世。学者们推测：《远》的作者可能是名歌手米图歇；伊戈尔公爵本人；加利奇大贵族彼得·鲍里谢维奇；某千夫长之子；千夫长拉古依尔[1]。从作者的政治视野来看，他既不是亲兵，也不是近侍，也不是地方利益的维护者。正如俄罗斯学者利哈乔夫所指出的：“直到如今，想要阐明作者姓氏的一切尝试，都无法超越最不可靠的和幻想的假定的界限。”[2]

有必要引入俄罗斯维诺格拉达夫院士提出的“作者形象”概念：“作者形象——这不是简单的言语主体，甚至在文学作品的结构中，通常并不提到它。作者形象——这是一部作品真谛的集中体现。它囊括了人物语言的整个体系，以及人物语言同作品中叙事者、讲述者(一人或更多)的相互关系；它通过叙事者、讲述者，而成为整个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作品整体的核心。”[3]“作者形象”的内涵，不同于我们以往研究的作者身世、性格等传记材料，它是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但并不直接以其人本身的面貌出现。作者形象不过是作者的匠心在作品中的体现而已。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就是通过作者形象的中介来实现的。维氏认为，研究一部作品，只有从作品中揭示作者形象，才能找到作品内容诸要素的处理和组织的根由。

作者如何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立场态度，如何通过自己的立场态度统摄全局，是理解作品整体结构的钥匙。从艺术观和美学观的角度把握作者形象，主要应该考察作者对艺术世界的评价态度和他的美学观念。另一方面，作者形象也渗透有社会意识、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观念等思想性内容。从《远》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一位忧国忧民、文采飞扬的作者形象，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作者的艺术观和美学观

《远》的作者没有创造崭新的形象。他只是从民间文学、日常生活、军事和政治术语、时代的象征体系中借用现成的形象。作者的贡献在于他赋予这些形象以新的内涵，使之具有鲜明性和直观性。尽管在作品中有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军事、政治、地理等领域的术语，封建分裂时期的习俗、象征和习惯表达法，《远》的诗学体系仍然是一个严格的统一整体。这是因为所有的术语、提法、象征的形象内涵都根植于12世纪的俄罗斯现实生活，它们在作品中经过了诗学加工，都服务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小说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如实地记录下他那个时代所流行的语域。这样的作品更富于时代气息，能够让读者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一段历史的政治氛围，同时语言也表现出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文体因而更加活泼生动、耐人寻味。

《远》与民间口头文学存在密切的关系。作者吸取了民间口头诗歌的典型的修饰语“旷野”、“灰狼”、“利剑”、“蔚蓝的大海”、“锋利的箭”、“快捷的马”、“黑乌鸦”、“红色的枭妖”等。“屈辱在达日吉鲍格子孙的军队中站起来，/像一位少女，她踏上了特罗扬的国土，/用自己的天鹅的翅翼在顿河旁边的/蓝色的海上拍击。”[4]这是采自古代罗斯民间创作中屈辱少女(Дева-обида)，拍打着翅膀的天鹅姑娘(Лебедь - девушка)的形象。俄罗斯古代文学专家В. П. 阿德里阿诺沃娃-别列特茨认为《远》与民间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手法上的暗合，其原因不是作者在民间口头诗歌的影响下有意进行模仿，而是由于作者为自己设定了与民间诗歌相近的主题”[5]。

在古代罗斯文化史中，11世纪至13世纪属于所谓的“宏伟历史主义风格”(стиль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ого историзма)时代[6]。宏伟历史主义风格追求从较远的时空距离来描绘事物，认为美的事物应该巨大、雄伟、壮观。这种风格是从南部斯拉夫国家和拜占庭引进的、通行于罗斯的整个美学领域，涵括了所有艺术门类，统治着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美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延伸到自然科学的概念中。《远》作者的美学观没有超出宏伟历史主义风格的范围。在这一风格的要求下，“全景视野”(панорамное зрение)得到发展，提及遥远的地方，强调幅员的广大，全景视野在《远》中有鲜明的表现。作者的笔锋不停地从某一地点转到另一地点。无论是作者对王公们的呼唤，还是对往昔的追忆，都涵盖了广阔的地理范围。作品中几乎所有行动都强调空间上的广大：“枭妖蓬松起羽毛——/吩咐那——未知的土地，/伏尔加，/波莫列，/波苏列，/苏罗什，/柯尔松，/还有你，特穆托罗康的神像，都快来倾听！”[7]符塞斯拉夫公“鸡叫前从基辅跑到特穆托罗康，/像狼似的跑过伟大的霍尔斯的道路。//清早在波洛茨克的圣·索菲亚教堂响起了/晨祷的钟声，/而那悠扬的声音，他在基辅便能够听清”[8]。

在宏伟历史主义风格时代，很多抽象概念都以地理空间的形式加以描述和接受。譬如，荣光。某位王公的荣誉都具有空间上的扩散性，荣誉的大小以地理界限衡量。《远》也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中描述荣誉的。“他们(即罗曼和姆斯季斯拉夫——笔者注)的威势使大地震颤，/还震惊了许多的国家——/希诺瓦，/立陶宛，/亚特维雅吉，/杰列梅拉，/就连波洛夫人也抛弃了自己的长矛，/在钢剑的威势下/低下了自己的头。”[9]《远》里悲伤、忧愁、灾难等抽象概念也都像某种物质一样在地理空间中运动：“忧愁在俄罗斯国土上泛滥；/大量的悲哀在俄罗斯国土上奔流。”[10]宏伟事物并非沉重和静止的，而是在辽阔的地理空间里迅速地移动。行动的迅速象征着对空间的控制能力，这是宏伟历史主义风格审美的重要方面。《远》中描写符塞斯拉夫：“他用矛杆触到了/基辅的黄金宝座。/午夜，从他们那里，/从别尔戈罗德，他在蓝色的雾霭侵袭下，/像凶猛的野兽似的奔驰着；//清晨，他用斧钺劈去——/于是，打开了诺夫戈罗德的大门。”[11]

11世纪至13世纪宏伟历史主义风格的又一特点是强调时间的距离，历史的距离。例如，《远》先追溯了罗斯的历史，再回到伊戈尔与波洛夫人的战斗：“那是发生于往昔的战斗和远征中，/但像这样的战斗却还不曾听见说！”[12]事件和人物在历史的光环笼罩之下，获得了特殊的庄严感。在古俄文学中，宏伟风格的历史性与对永恒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要求通过仪式性来确证现在事件的永恒价值。而仪式性需要宏大的规模、庄严感、听众和观众的群体。文学作品经常是仪式的组成部分，要求大声的朗诵。11世纪至13世纪的文学作品不是为单独的读者创作，而是为了在某种宗教或世俗场合读诵而写。民间创作中的颂歌和哭诉都具有仪式性。颂歌用于迎接王公，或歌颂王公登位；哭诉出现在葬礼，或缅怀先人的场合。《远》中不乏颂歌和哭诉的成分。

三、作者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俄罗斯古代文学作品的作者们通常不隐藏自己的意图。他们把叙述的目的直接告诉读者。《远》的作者也是这样，他不断地参与事件的进程，时而用痛苦的感叹打断自己的叙述，好像想要阻止事件的发展；时而又追忆罗斯的历史，感时伤事；时而又鼓动王公们行动起来，共同对敌。《远》的作者“的确把作品从头至尾都布满了他自己。他的声音到处都能清晰地听见，回响在每一个片断，甚至每一个句子里。正是他，作者，把深沉的抒情力量和滚烫的社会政治热情赋予了《伊戈尔远征记》并使之成为作品的主要特征”[13]。

《远》的作者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从作品所涉及的史实来看，他利用了《往年故事》的材料，以及民间历史诗歌的内容，甚至包括波洛夫人的民歌。他相信读者与他一样熟悉罗斯的历史，因此叙述语言极为精练，很多词语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作者有时可能作一些夸张，但他的诗意想象总是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他甚至经常复现真实的历史细节。利哈乔夫认为：“《伊戈尔远征记》是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而它作为社会思想史的文献为研究其时代的历史思维方式提供了资料。”[14]作品中的历史事件经过了作者的精心选择，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对于罗斯历史，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不是历史学家的见解，而是12世纪的诗人的看法：三个阶段——特罗扬的世纪，雅拉斯拉夫的世纪和奥列格·戈里斯拉维奇(即“灾难之子”)的时代。这不是严格的历史分期，而是作者的诗化描述，或者说是对重大历史现象的总结：古罗斯的多神教，雅罗斯拉夫时代统一的基督教国家，王公们的内讧。作者到过去寻找当代社会政治局势的成因，认为罗斯的分裂起因于奥列格·格利斯拉维奇时代的内讧。奥列格的特点被作者赋予给了全体奥列格家族(Ольговичи)，符塞斯拉夫·波洛茨基的特点作者认为也是符塞斯拉夫家族(Всеславичи)的特点。在奥列格和符塞斯拉夫身上作者归纳出两大历史现象：奥列格家族和莫诺马赫家族(Мономаховичи)的内讧，符塞斯拉夫家族和雅罗斯拉夫家族(Ярославичи)的内讧。这些内讧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劳动：“人的生命在王公们的叛乱里缩短了。/那时候俄罗斯国土上很少听到农民们的喊叫，/但乌鸦却一面分啄着尸体，/一面呱呱地叫个不停。”[15]作者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由此谴责王公们的内讧。这种用家族血统继承性来解释王公所奉行政策的思维方式是12世纪的罗斯人的典型观念。因此，这些历史插叙既非后人添加的赘物，亦非普通的宫廷谀辞，它们处于作者的历史观的有机整体里。

作者对历史和时事的评价与当时公众的看法不相违背。作者的评价符合封建主和武士的伦理规范。他还把爱国主义的内涵赋予“荣誉”(честь)、“荣光”(слава)等概念。《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反对王公们只为自己寻求“荣光”的做法，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作者的“荣誉”的标准：“但是你们战胜了也没有什么光彩(честь)，/要知道，你们使邪恶的人流了血也没有什么光彩。”[16]他们失去了“荣誉”，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荣光”而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远》的作者反对王公们的独断专行，拥护罗斯的统一，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整部作品都贯穿着爱国主义和罗斯统一的思想倾向。作者是时代的呼声，是人民的喉舌，是他同时代思想最先进的罗斯人的代言人。作者理想中的统一的罗斯是在基辅大公领导下的统一的罗斯。为此，作者偏离了史实，把基辅大公塑造成坚强威严的形象。实际上，斯维亚托斯拉夫是历史上最软弱的基辅大公之一。他只统治着基辅城，与统治基辅公国其他城市的留里克分享权力。

作者始终把基辅看做罗斯的中心。这特别反映在史诗的结尾部分。据编年史记载，伊戈尔逃脱后，先回到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再到切尔尼戈夫，最后才抵达基辅拜见斯维亚托斯拉夫。但在《远》里没有提及他在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和切尔尼戈夫的停留，写他直接返回基辅。显然，在作者的观念里，伊戈尔作为罗斯的王公，他回到基辅才是真正重要的。基辅作为罗斯的中心与罗斯国家的统一密切相关。对基辅的偏爱不是作者的偏见，而是当时罗斯人民的共识。王公统治的顺序制支持并加强了罗斯政治中心基辅城的全国性意义。基辅是王公关系的枢纽。古老的家庭传统，长系的尊荣，宗教上的意义等使基辅成为每个王公朝夕思慕的对象。罗斯居民都热爱基辅。这种态度在赞美《创世纪》的著名宗教诗里反映了出来。在回答哪一座城是万城之母的时候，诗里竟然忘了耶路撒冷，唱起“基辅城是万城之母”来。在《远》时代，基辅已经衰落，但人们仍然怀念昔日的昌盛景象，依旧难以割舍对基辅的爱戴。

“时代的主导思想及情感，如果深入人心而使人们的意识和情绪受其支配，就常结晶为流行的一个术语，在一切场合反复应用。11、12世纪就有这样的一个术语：罗斯国土，它经常出现于王公和编年史作者们的笔下和口中。”[17]作者观念里的“罗斯国土”囊括了所有罗斯人的公国。作者把顿河地区也纳入罗斯国土，尽管顿河地区已经沦落为波洛夫人的牧场。多瑙河也属于罗斯国土，那里的姑娘们为伊戈尔返回罗斯唱赞歌，那里听得到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整个诗篇渗透着热烈的国土感情，丝毫没有地方情绪和地方偏见。史诗将伊戈尔的部队称作罗斯部队；战败之后，他们倒在罗斯国土上；失利的消息传播开去，整个罗斯国土沉浸在忧郁之中。作者呼吁的是罗斯的所有王公们为伊戈尔报仇雪恨，保卫国土。作者之所以没有向诺夫戈罗德的王公发出呼唤，是因为诺夫戈罗德不是由王公治理，而是由地方贵族组成的韦切(вече)统治。伊戈尔的胜利逃亡带来的喜悦不只是地方性的，而且具有全罗斯的意义：“所有的村落都欢喜，所有的城镇都快乐。”[18]

托尔斯泰讲过：“任何文学著作中，对读者来说最重要、最可珍贵、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写这一态度的地方。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乎有首尾贯通的构思，不在乎人物的刻画的等等方面，而在于：贯穿全书始终的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清楚而明确的。在某一段时间里，作家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点形式上的功夫，只须他对所写事物的态度得到鲜明有力的体现，作品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19]据我们所知，《远》的作者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191年，诸王公联合起来，共同征讨波洛夫人。参加出征的王公，除了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还有符塞伏洛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姆斯季斯拉夫和符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符塞伏洛达维奇的儿子们，罗斯基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雅罗斯拉夫·符塞伏洛达维奇的儿子，以及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儿子大卫。如此大规模的出征，绝非偶然，《远》应该是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的。然而，作者的意图并不局限于组织这样的联合出征，他的理想更为远大：消除王公们争夺私利的内讧战乱，重建统一的罗斯国家。这种思想对俄罗斯历史有更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英雄史诗，《远》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一位忧国忧民、文采飞扬的作者形象。作者吸取了民间口头文学的有益成分，在美学观上表现为“宏伟历史主义风格”。作者一方面把深沉的抒情力量和社会政治热情赋予了《远》，并使之成为作品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由此谴责王公们的内讧。作者始终把基辅看做罗斯的中心，其理想中统一的罗斯是在基辅大公领导下统一的罗斯。如此一来，《远》对俄罗斯文化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普希金、叶赛宁等诗人赞赏它的艺术性。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给它以相当高的评价。它不但是许多文学作品的灵感之源，还是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取之不尽的宝库。研究《远》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俄罗斯的文化、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都有积极的意义。伟大的作品是不朽的，《远》将会永远放射出灿烂的艺术光芒。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俄罗斯文学与末世论思想研究”【项目批号：06CWW004】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注释：

[1] [俄]《伊戈尔出征记》，李锡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2] [俄]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文学的金言》，陆嘉玉译，《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第95页。

[3] 转引自白春仁：《文学修辞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4]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5] Адрианова-Перетц В. П.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ореве и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оэзия.В сборнике статей Труы оmеларевнерусскоuлumерmура. T.20. М.-Л.: АН СССР, 1933, C.301.

[6] Лихачё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оревеuкульmура ео времени.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5, C.39.

[7]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

[8]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9]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10]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11]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12]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13] Еремин И. П.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ореве (Сборнuкuсслеовнuǔuсmаmеǔ). М.-Л.:АН СССР, 1950, C.111.

[14] Лихачё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оревеuкульmура ео времени. Ленингр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5, C.113.

[15]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16]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17]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1页。

[18] [俄]《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19] 转引自白春仁：《文学修辞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