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波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执着灵性优容
——追忆黄曼君老师

吴建波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010年11 月 22 日中午，黄曼君老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24日，我们在武昌殡仪馆瞻仰他老人家的仪容，我感觉他除了眼睛闭着以外，脸上仍然同往日一样，明朗而灿烂。我送的挽联是:

不是门生重我亲我鞭策我

胜似导师敬您爱您想念您

说起来，我和黄老师的缘分有些特别。

我在华师的学业，是在京山分院完成的，大学期间，无缘结识黄老师。1977年留校任教后才来到桂子山。第一次见识黄老师的功夫，是他在大学课堂上给我们上现代文学示范课。那两节课，讲的是20年代的话剧。这一教学内容有两个难点：一是早期话剧运动的史料梳理，二是那些非一流剧作的评价和赏析。当黄老师分析到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时，我简直惊呆了——这个戏竟然可以在课堂上“传神”到这种程度。他传达丁西林的轻喜剧风格，比到剧场看话剧演出还过瘾。后来我请教他，他说了三点：理性评价深入其中，叙述作品分寸得当，审美传达活灵活现。于是我照葫芦画瓢地在课堂上讲《一只马蜂》，比我自己原来的讲法自然是强多了，可从来没有达到黄老师那样的效果与境界。我慢慢悟到，他那种独有的“味道”，是学不到、模仿不了的。看似一个小剧本的赏析，实际上是他整个人格、学问以及性格魅力的展示。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我就觉得黄老师可亲可敬。

我是“工农兵学员”，大学期间所学有限，留校任教以后，读书与求学，用的都是“补课”与“回炉”的方式。等我学了两年外语以后考硕士研究生时，恰逢黄老师那年不招生。于是错过了做黄老师学生的机会。但因为一直呆在华师现代文学教研室，受黄老师教益的机会，还是多多的。大到正规课堂授课讲学，小到教研室日常工作、平时神侃闲聊，黄老师的学识、人品，像春雨一样，无时无刻不使我等后生晚辈浸润其中。譬如我讲《曹禺》公开课，就是黄老师亲自审定讲稿，帮我设计教学方案。我写的那篇论曹禺《原野》的文章，黄老师看了后打电话祝贺我。从他对论文的优点和不足的剖析，我知道他是认真地读了我的文章的，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后来他又鼓励我把写的几篇论曹禺的文章组成“曹禺研究系列论文”报学校科研奖，还为只得了个三等奖而愤愤不平。

1991年秋天，黄老师外出讲学，走访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现代文学博士点，选中了我同行，这真是我的幸运。三个星期下来，在黄老师的带领和教导下，我才有了一点“进入”现代文学界的感觉。那时，现代文学界对我来说，仅限于文字，陌生而模糊。见到了严家炎、樊骏等近十位前辈专家，并聆听他们的教诲、闲谈，加上黄老师一路上详尽的讲解，现代文学研究才成了活的历史戏剧一幕一幕展现出来。学术背景、历史事件、人物关系、趣闻轶事等，黄老师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一次，我是真正惊异并近乎崇拜黄老师的天生禀赋和学术才能了。在他那似乎漫不经心甚至“天真幼稚”的背后，是对于学术历史的胸有成竹，对于人情世态的精准洞察。而他又永远那么真诚亲切、浪漫儒雅，和他那一辈研究者比较，颇有点“顽童”之风。我感慨，有些貌似对立的人格与性情元素，在黄老师身上，竟形成一种奇妙而天才的组合。那是一个学术文化的英雄主义时代，黄老师是那一代大侠中异常优秀而特别的一个！

90年代，对报考博士生的年龄限制是40岁。当我抢在自己39岁(1993年上半年)考上武汉大学的现代文学博士生时，谁知我们这个学科却在1993年下半年被批准了博士点，我又一次错过了做黄老师学生的机会。但因为我是在职攻读学位，工作和家庭都在华师，所以和黄老师仍然关系不断。从教学科研到日常生活，黄老师仍然像导师一样关心我。天长日久，我和黄老师的缘分不断加深。用陈菊先老师的话说是“忘年交”。或许因为没了师生关系的限制，便没了师门规矩与功利色彩，我们都感觉更随意自由、亲密无间。大到国家大事、学术问题，小到家庭琐事、男女私情，几乎无话不谈。黄老师经常一有了新的学术灵感，就打电话和我交流。我的论文注释找不到出处了，可以深更半夜跑到他的书房里任意翻检藏书。我和老婆吵架了，黄老师就来家里劝架。我至今记得他关于夫妻关系的一句经典言论：“夫妻感情就是一连串的细节”。1995年他60大寿，我写了一篇祝词，评价他的学术贡献，他老是念念不忘(其实他后来学术上有了新的发展，他的弟子写的学术评论大大地超越了我)。他最初几年带博士生，老是找我参与讨论问题，还异想天开地要我做什么“副导师”。就连我过去的女友来了，黄老师也要请吃饭跳舞。他家的轿车，我可以随时开走。有一次，他批评我太虚无懒惰，说得激动了，竟然大骂了我一通。像我的父亲，又像多年的老友。

黄老师在世时，我受其恩泽很少自觉反思，他老人家走了，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味他的治学精神和风格。想得最多的是他的勤奋执着，视学问为第一生命。黄老师除了偶尔唱唱歌(这些年都没舞可跳了)以外，几乎没有娱乐可言，每天连看电视也不超过规定时间。他每日生活的兴奋点与乐趣，都在学问上。一个新的观点或材料，一条新的学术信息，一篇新的论文，甚至一段精彩的论述文字，都会使他激动不已。即使和最亲密的朋友谈私房话，主题也永远是学术。这与他在毛泽东时代所受的理想主义教育有关，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立言”的传统有关，更是他自己个人的价值选择，否则无法解释他在人生暮年与生命弥留之际还对学问持有狂热般迷恋。他经常告诫我要警惕20世纪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侵蚀，他认为尼采“死了上帝活了艺术”，价值是靠个人认定的。想想我辈学人之所以成不了“学术英雄”，就在于受了生存与世俗的羁绊，多了一些杂念，少了一种献身精神。面对他的成就与影响，我由衷感慨：“天道酬勤”！即使整个世界沉落了，个人都可以凭借信念昂然独立。

想得较多的是他的灵性。与黄老师不论深交与浅交，都会被他那种与生俱来的灵性所魅惑。他对于人生的敏感多情、体验深刻，对于文本的体味细致、感悟独到。这二者的结合，使他对于作家作品与历史的解读，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天才功夫。他一讲起作家的人生趣事、一欣赏文本的微妙之处，听者就着迷。我至今认为，他一生著述写得最好的是关于郭沫若的几篇文章，那是在全身心地拥抱欣赏，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样的理想、单纯、多情达到了高度的融合。还有就是他在教学和日常闲谈中对于一些文本的特别解读。在强调理性及理论工具重要的同时，他尤其重视感性对于研究的不可或缺。他常说：感性体验是理性评价的基础，审美不准确精细，理性评价就是空中楼阁。搞文学史研究，对文本与历史细节要用心，要有独到体味，否则就没有发现。我受他的影响久了，也对研究生灌输“读文本与历史”要有“第一感觉”，要找到自己独有的历史感。我认为黄老师的文学史研究是在重视理性原则的同时贯彻了感性原则的。

可是，黄老师给我的最大感动，除了他的学术经验，除了他的关爱，还有他内心的隐痛。我终身难忘他的那一次“哭诉”——

那是2007年8月，我们学科在九宫山主办“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研讨会。和往常外出开会一样，他总是要求我与他同住，我自然乐得其所。当一整天的交流应酬完了，他躺在床头、取下眼镜、关了房灯之后，就是他最为放松、最为真实的时刻了。那天晚上，开始也和过去一样，海阔天空的，我也没怎么特别在意。但后来，他竟然像一个孩子受了委屈那般絮絮叨叨地讲别人对他的误会和诬告，说到最后竟然双手握紧拳头捶打着被子失声哭叫：“他们为什么要那样看我？”透过窗外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我看见两行眼泪，久久地滞留在他衰老而凄楚的脸庞上。那一刻，我的灵魂震动了，猛然想起魏连殳的哭嚎声，“惨伤里夹杂着愤怒与悲哀”！

我是第一次见到黄老师这样。平日里，他总是满脸笑容，明朗而天真。他看人看事，总是理想而善意；待人待事，总是真诚而宽容。过去他眼睛视力欠佳，我们总笑他“云中看月、雾中看花”。在我们每个学生和同事的记忆里，总是会记得黄老师常常真诚地赞赏某一个人和某一篇文章。我们经常私下感叹，研究人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竟然如此“阳光”，真是一个奇迹！但是在今夜，我亲眼目睹了这个阳光的人所受到的伤害！那一刻，我不由得记忆起林徽因对徐志摩的评价：

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 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谪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说来志摩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结果。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

当我一字一句地重新咀嚼这段文字时，惊讶地发现只要换掉“徐志摩”三个字，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评价黄老师了！把黄老师与徐志摩简单比较当然不合适，但林徽因理解的徐志摩的人格精华，恰恰是黄老师人格的精华！“对人同情、和蔼、优容”，这才是黄老师真正的闪光之处。林徽因曾为徐志摩鸣不平，我们今天也要为黄老师受到的委屈和误会“平反”！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这么一种宽以待人的人格，却容易招人误解与攻击。正像胡适总结徐志摩的人生观只有三个词“爱、美、自由”一样，黄老师同样的单纯信仰也常常碰壁。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我们的教育与学术机制，往往缺少产生与保护像徐志摩与黄老师这样的天才、这样的诗人、这样的大孩子的功能！

就在这一晚，我痛心地谴责自己：作为后生晚辈，平时只顾受惠于黄老师的乐观与浪漫，却忽略了他的隐痛，见不到阳光下的暗影。只因为他太善良与仁厚，只因为他太理想与乐观，所以总是以“阳光”示人，受到了伤害也只是默默掩盖、忍痛疗伤，至多不过找人倾诉申辩而已。他太需要理解，需要宽慰，需要爱！

黄老师，在你离开我们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你的理解，对你的爱，报答你亲我、重我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