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小学三年级，我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隐痛。为什么痛呢？因为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老师叫：“×××！”“在！”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人们心目中的神明，也无非是由于其“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己“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中，却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块。

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是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提？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分吗？

有一年，和丈夫带着一团的年轻人到英国和欧洲去表演，我坚持选崔颢的《长干曲》作为开幕曲。在一站复一站的陌生城市里，舞台上的碧色绸子抖出粼粼水波，唐人乐府悠然导出：“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渺渺烟波里，只因擦肩而过，只因你在清风我在明月，只因彼此皆在这地球，而地球对个体生命来说又实在太大，所以不免停舟问一句话，问一问彼此隶属的籍贯，问一问昔日所生、他年所葬的故里。那年夏天，我们也是这样一路去问海外中国人的隶属所在的啊！

我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那是端午节的晚上，在澎湖的小离岛。为了纪念屈原，渔人那一天不出海。小学校长陪着我们和参加家长会的渔民朋友吃饭。那些面对台北人和读书人自觉卑微的渔人，一喝了酒，竟人人急着说起话来，说他们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淡水，在台北人看来，也只不过是咸涩难咽的怪味水罢了——但是对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只是想为孩子们设置阅览室，没有料到他们红着脸粗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在同盏共饮的黄昏，也许什么都不能，但至少我在这里，在倾听，在思索我能做的事……

《舊约·创世记》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噤而不答。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遂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乖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生命的大教室里。

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一句话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如风摘自北京燕山出版社《张晓风精选集·典藏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