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台北和平之春

记者 郑东阳

在不少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学者眼中，台湾社会能够从威权体制成功转型，不外乎有两个原因：政治强人蒋经国的改革魄力、民进党等反对势力的长期耕耘。但这些观点都忽略了台湾转型期其他力量的努力，包括媒体从业者的努力、执政者防止政党轮替时发生社会动荡的顶层设计等，甚至制度建设层面上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宪政体制的确立以及国民党迁台后施行的土地改革、县市自治等。

台前“行政院院长”、前国军高级将官唐飞的回忆录《台北和平之春——阁揆唐飞140天全纪录》记录的那段历史便颇有参考价值。这本书是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时，国民党人唐飞受首次执政的民进党当局邀请，担任“行政院院长”短短140天的回忆。唐飞书写了六个半月的个人历史，以此来见证这个地区首次政党轮替时的关键一刻：他所遭遇到的是怎样的混乱，即将下台的国民党与首次上台的民进党两阵营是如何的交手，以及他自责之处。

与“阿拉伯之春”相比，台北“和平之春”的转型经验的确更为难得。2000年，由于国民党阵营内连战、宋楚瑜的分裂让陈水扁渔翁得利，臺湾的首次政党轮替就这样来临。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两岸关系错综复杂，各方如何面对一个立足“台湾独立”的政党上台？“百年老店”国民党是否愿意交出政权？人们甚至闻到战争与动乱的气味。但最终，国军力守中立、股市也没有崩盘，政权也得以稳定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