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新春， 郭素然， 刘 畅， 陈玲玲， 郭幽圻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孩子成长的土壤和港湾。随着孩子的教育发展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发现孩子的很多问题行为源自家庭本身，如家庭结构的不健全(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家庭功能的缺失(如重养轻教)、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收入低下、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不当的教养方式(如溺爱、专制、虐待)等。上述和家庭有关的因素与孩子的学业成就低下、同伴关系不良、厌学情绪、团伙犯罪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研究者在关注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的同时，也逐步重视家庭环境对孩子认知、个性、社会性等多方面发展的影响。由此,家庭的功能逐渐多元化，由原来传统的抚育照料功能转变为既包含抚育又包含教育的功能，而后者在家庭教育提出之前主要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任务。

一、亲职教育的兴起

近些年来，有关家庭教育的报道与新闻层出不穷，如“虎妈蔡美儿”、“狼爸萧百佑”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对家庭教育问题的关注。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其实施的主体是父母，对象是孩子。自其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后，诸多隐藏在家庭内部的影响孩子发展的因素被挖掘出来，如家庭成员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等与孩子问题行为的关系；父母的养育方式与孩子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父母的严厉惩罚方式和孩子网络成瘾的关系；父母的溺爱、过度保护与孩子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等等。上述种种现象说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父母的教养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孩子表现出的很多问题不是源于自身而是源自父母。有的家长未尽教养责任，即缺乏家庭教育意识，缺乏父母角色知觉，更有甚者出口成“脏”、赌博偷窃，给孩子树立了不良榜样，致使孩子模仿，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有的家长虽然意识到父母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但在教养的过程中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精神需求、教育需求以及年龄特点等，即缺乏做父母的技巧。为使父母更加合理地投入到孩子的抚养教育中，研究关注的问题逐渐从传统的家庭教育聚焦到现代的亲职教育，即让父母学会如何做父母。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做了父亲和做了母亲，这是人的第二次降生。我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做了父亲或母亲，就意味着他对人类事业这一伟大活动在道德上做好了准备，他这才是真正的降生。”可见，做家长是人的第二次降生，如何做父母，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父母的身份资格是在子女出生的那一刻便取得了，但这只是取得做父母资格的自然条件。如同孩子只有学习才能成才一样，家长也唯有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学习，才能取得做父母的社会资格。

初为人父人母的80后，他们的孩子生长在一个与自己孩童时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因而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父母所不曾遇到的。当这一代父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如果父母说：“跳！”孩子只能问：“跳多高？”然而，当自己成为父母时，得到孩子的回答却是：“为什么？”这一声“为什么”在今日的父母心中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具体而言就是：“以前我的父母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今我要我的孩子做什么，他偏就不做什么。”于是，这一代父母逐渐体认到了社会在逐步变化的事实。[1]

在社会文化快速变迁、面临众多挑战的背景下，80后父母遇到教育问题时从自己的长辈那里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而面向自己的同辈时，感受到的更多是和自己同样的困惑。因此父母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职能，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掌握和孩子沟通的技巧，在面临困惑时主动向相关机构寻求指导；另外，在家庭发展的每个阶段，亲子关系面临的挑战不同，家长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当有了孩子，就有了问题”意味着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必定会面临孩子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问题。Harmin和Brim于1980年提出的亲职教育得以提倡，就是因为传统父母角色的扮演已经无法满足现今家庭的需求，[2]因此亲职教育备受重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父亲角色的变化

随着亲职教育的兴起，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开始强调的都是母亲职能，即母亲在孩子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如陌生情境法、亲子依恋模型以及教养方式等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围绕的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很少有研究会涉及到父亲；而活跃在亲职培训舞台上的、因孩子的问题而求助于咨询师的、与教师沟通较多的,也往往是母亲。父亲的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忽略，致使亲职教育等同于母亲职能的教育。

纵观历史上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文学作品，后者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前者，并且描述父亲和母亲时突出的特点也大有不同。例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展示的虽然不是掌握着家里生杀大权、高高在上的严父，而是一个为儿子送行操心、艰难买橘子的很贴近生活的父亲形象，但父亲的情感表达委婉而沉默，儿子对父亲的情感表达也是委婉和沉默的，默默地注视父亲的背影，偷偷地流泪。事实上，父亲长期以来就如同书中描述的一样“默默地”，处于不被关注的地位。而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的母亲像大多数典型的母亲形象一样，为儿子出游的担心和操劳溢于言表，儿子也是直接表达出对母亲的报恩之情。对比两个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父亲和母亲是两个迥异的形象，他们两者在子女心中、在文学作品中以及在学术领域受到的重视程度均有不同，母亲是传统意义上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父亲则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社会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父亲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着时代的需求发生了系列变化。父亲角色经历了从严格的一家之主(道德导师)、冷漠的经济提供者、性别角色的典范到与妻子共同照顾孩子的父亲形象的变化过程。[3]就严格的一家之主而言，父亲代表着整个家庭的权威，在整个家庭结构中处于最上层，他们制定家规，并监督家庭成员遵守家规，掌握着家庭的生杀大权，因此传统父亲多半表现出权威、刚毅，甚至是冷漠的形象，致使孩子对父亲往往敬而远之。随着社会的变迁，大家庭解体并逐步由核心家庭替代，父亲的角色已经由传统的“严父”转变为“经济提供者”。此时父亲以养家者的身份自居，而家庭内的其他工作，尤其是子女的照顾与教育则完全交由母亲负责，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只负责赚钱养家，对于子女的照顾教育全然隐身于外，使得“亲职”一词几乎等同于“母职”。就性别角色的典范而言，父亲需要为孩子树立一种男性形象，发展孩子的男性特点，如勇敢、探索、坚强(男儿有泪不轻弹)等，将男性刚强的特点展示出来并影响孩子的性别角色认知。而与妻子共同照顾孩子的父亲，指父亲真正回归到家庭中，和妻子一样照顾孩子的生活，关心孩子的教育，融入到孩子的世界中；这种角色的父亲，不仅仅应具备赚钱养家的能力，还需要加强“做父亲”的能力。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上述父亲角色中，除了最后一种，都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制定规范、赚钱养家、树立角色典范大多是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此时评价父亲往往以他的工作能力为重，并未涉及到父亲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怎样教养孩子。所以更确切地讲，前三种角色下的父亲并没有将父亲职能的真正内涵表现出来。而作为和妻子共同照顾孩子的父亲，既供养生计，给妻子一定的支持，又亲自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关心孩子的学习活动及人际活动、给孩子制定规范，与孩子各方面的成长发展息息相关，才将父亲的职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这系列角色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父亲职能的凸显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框架。

三、父亲职能的凸显——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模型，将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按照关系远近分为四个层次：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以及宏观系统。[4]其中微观系统(Microsystems)指个体必须直接面对和亲身接触的，对孩子而言如学校、家庭、同伴群体等，对父亲而言如工作单位、家庭等；中观系统(Mesosystems)指的是个体所处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相互作用，对孩子而言如家-校关系，对父亲而言如工-家冲突等；外观系统(Exosystems)指在个体成长的生态环境中，一些环境因素并不直接接触或参与，但可以对个体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对孩子来说父母工作的单位，对父亲而言孩子所在的学校；宏观系统(Macrosystems)指影响个体的特定文化和亚文化等。生态系统理论自提出之后主要应用在儿童发展的分析中，但是父亲同样也是处于不同系统中的个体，如家庭系统、职业系统、社区系统等，其中和父亲息息相关的是家庭系统。家庭是由父亲、母亲及其子女三元素组成的一个系统，各个元素具有其独特性，但是又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进而形成诸如夫妻、亲子以及兄弟姐妹等子系统。父亲角色的变化同样也会受到各个子系统内部元素的作用以及各个系统之间的作用，其中，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在其中的作用尤为明显。

(一)宏观系统

从社会历史背景来讲，我们可以从父、母的汉字字源对传统社会中性别角色或父母角色进行理解。“父”的甲骨文字形，像右手持棒之形，就好比手里举着棍棒教子女守规矩的家长；而“母”的甲骨文字形，像母亲有乳之形，这是母亲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哺乳功能的直接体现。古老的汉字将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地位差异，以及男女的社会、家庭分工模式清晰地展现出来——父亲在家庭中是道德教导的角色，这可以从“养不教,父之过”的传统观念中得到确认，而母亲则是哺乳养育的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父亲“教”的职能逐渐淡化，其重心转向男性在社会中的“成功者”角色及家庭中的“经济提供者”角色，父亲在家庭与社会中所表现的更多是“男性”的形象，而不是“父亲”的形象。因此，“教”与“养”的责任顺理成章地转移到母亲身上，家庭与社会也忽视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父亲出于自身、家庭与社会等种种原因，逐渐淡出了子女教养的过程。

“父亲职能”在研究领域真正被重视，是和“二战”引起的社会变化密切相联系的。二战以后，由于大批男性在战争中丧生，出现了父亲在家庭中的缺席现象；同时由于离婚率的上升,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产生了很多离异家庭，这也是造成“父亲缺席”现象的又一原因。而大量研究表明“父亲缺席”对儿童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从而使得父亲角色进入了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此外，父亲职能的变化也受到了妇女解放运动、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妇女解放运动倡导妇女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男女权利完全平等，争取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致使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也促使了女性走出家庭，承担一定的社会职业角色。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淡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凸显。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与独生子女成长有关的现象和问题一直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尤其是他们的家庭教育问题。对于如何教养孩子，许多母亲不能像过去养育几个子女时那样积累充足的教养经验，这无形中要求父亲也能参与到孩子教养当中，适当弥补母亲教养经验的不足和缺陷。同时,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导致父母对孩子期望更高，所以越来越多的父亲也参与到孩子的家庭教育当中，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此外，虽然“独生子女”一代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父母关注和家庭资源，但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也使他们面临着早期同辈玩伴的缺失，这将剥夺他们很多享受人际互动乐趣的机会，不利于孩子个性、社会性的健康发展；而父母陪伴孩子玩耍，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兄弟姐妹角色的缺失。与母亲相比，父亲会更多地通过身体运动与孩子玩耍，做一些较剧烈的、冒险性的活动。所以，作为孩子“玩伴”的最佳人选，父亲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当然，父亲职能的凸显也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5]前喻文化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向传递文化，即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如友伴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师兄弟之间等。所谓后喻文化指长辈向晚辈学习。在提及后喻文化时，米德认为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必然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而谈及中国时，米德指出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但却鲜有变迁之际，很快会出现传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并且，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突然。所以，尽管“向孩子学习”或“反向社会化”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肯定是这场“代际革命”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国家。现今，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化潮流，80后很快被90后、00后所代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些知识信息无需由长辈传递，晚辈便可获得。相反，新一代能够更快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掌握并创造社会的新动向，这也使得父亲需要回归家庭，通过与孩子的互动才能更加了解日益快速发展的世界。

(二)外观系统

从外观系统来看，父亲职能的凸显不仅是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也是回应学校男性教师缺失的现实需求。父亲淡出家庭教育，其实质是男性文化在儿童教育中的整体淡化。除了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母亲承担了大部分的教养工作，父亲作为一个“养家者”在外工作之外，这一问题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时期，女教师群体占绝大多数，而男性教师则凤毛麟角。可以说，在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两个重要场所——家庭和学校，都缺少了男性文化的色彩，使孩子长期处于浓烈的女性文化氛围之中，这是极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的。在短期很难改变学校男女教师比例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和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能也日益凸显。

(三)中观系统

从中观系统分析，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投入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是父母的工作特征，如父母的工作时长、工作内容与性质、工作压力等。研究发现，母亲工作时间越长，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投入也就越多；相反，父亲长时间的工作，会是他们参与儿童教养的阻碍。[6]另外，父亲的工作性质也会对其参与儿童教养产生影响。例如，对于军人、海员、农民工等某些特定职业的父亲而言，他们需要长期在外地工作，与子女的直接互动很少，而父亲的长期“缺席”会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也提示父亲需要去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尽量想办法去解决与子女的互动问题，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到子女的教养中。

(四)微观系统

从微观系统来讲，家庭结构的变化、母亲投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儿童本身的特点也影响着父亲职能的改变。

工业化进程与都市化进程促使家庭模式由原来的三代同堂、以父子轴为重心的大家庭转变为今日以夫妻轴为主的核心家庭结构。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性别平等呼声逐渐升起，女性寻求经济独立自主，纷纷投入就业市场，双职工家庭逐渐增多。而女性外出就业使得双职工夫妻重新架构经济来源，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带往一个全新的局面。而在一个家庭中，当妻子与丈夫一起承受家庭经济压力，在职场上合力为家庭经济努力时，丈夫自然也应该回归家庭，相互协调承担起各项家庭责任。简而言之，女性走出家庭，就是男性被要求回家的开始。父亲的职能被研究者重新建构和母亲角色的改变有关。

孩子的年龄、性别也会对父亲参与教养产生影响。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许岩[7]的研究发现，小学一年级儿童的父亲对子女的规则约束显著多于幼儿园儿童的父亲。这可能是因为，当儿童进入小学后，学习活动逐步取代游戏活动成为儿童主要的活动形式和发展任务，其成长的主要环境由家庭转移到学校，儿童需要理解和遵守更多的规则，如学习怎样和人相处、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等，他们需要成人的教育和规范，因而父亲对小学儿童实施的规则约束比幼儿多。除此之外，很多研究都发现了孩子的性别会对父亲参与教养产生影响，Lundberg，McLanahan和Rose[8]发现，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中父亲对男孩教养的参与水平高于女孩。其有两种可能的解释：(1)父亲对男孩较为偏爱，因为较之于女孩，父亲能从男孩那获得更高的效能感；(2)由于父亲自身的性别，父亲在教养男孩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相对于年幼儿童，Phares，Fields和 Kamboukos[9]发现在青少年中，父亲对男孩或女孩的参与教养的差异并不大，只是在日常照料方面，父亲对男孩的参与要显著高于女孩。国内的研究则发现，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其父亲参与教养的各个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中国当代的国情密不可分，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使得男女两性平等的观念逐渐取代性别偏见，加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大大简化了由性别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在城市中，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传统的性别偏见正在日趋淡化。[7]

四、父亲职能的表现

父亲职能的凸显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其实际效能和作用。而父亲作为家庭系统中的核心成员，他的参与不仅对孩子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对母亲、父亲自身以及整个家庭系统都具有积极意义。

父亲是促进孩子成长、家庭和谐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父亲参与教养对孩子的学业成就和道德发展等方面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父亲参与到儿童的教育中，会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态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McBride等人的研究发现，对5-12岁儿童来说，父亲在其学业上的参与和投入对儿童的学业成就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度在控制了母亲的投入之后依然显著。[10]这可能是因为当父亲参与到儿童的学校学习活动时，他们就会对孩子的心理需求以及怎样与孩子和教师共同努力提高孩子的教育质量等问题，有一个清晰的理解。[11]

早期很多父职研究聚焦于父亲缺失对孩子身心发展的影响。Judy 等人认为父亲缺失会对儿童认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12]Carlson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影响不同，相比于那些与双亲共同生活的青少年，那些单亲家庭中与母亲共同生活的青少年具有更高水平的问题行为；并且，相比于父亲参与度较低的家庭，那些自称没有父亲的青少年，其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更为严重。[13]同时，父亲缺失对孩子道德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父亲参与的重要意义，Cynthia等人对少年犯的研究发现：在父亲缺失家庭中儿童面临高犯罪的风险，在存在继父继母的家庭中，特别是母亲-继父的家庭中儿童的犯罪率最高，并且父亲的作用不能被继父所替代；[14]与此相应，Pfiffner等人研究发现，父亲缺席家庭的儿童比父亲在位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倾向。[15]可见，无论从积极或消极的角度，孩子的认知、人格和社会性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会受到父亲参与教养的重要影响。

父亲与孩子之间并非只是单向的产生作用，亲子互动也会给父亲自身带来很多收获，促进其成长。一方面，父亲在参与孩子教养的过程中，能够更了解自己，使自身更加成熟、更有责任心以及个性更加健康和完善；另一方面，后喻文化背景中的反向社会化会使父亲收益颇丰，并在与子女的互动中学习到更多“为人父”的养育方法和亲子沟通方式，这些收获和进步会激励父亲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参与教养。

此外，父亲参与教养的影响也会辐射到母亲。当父亲对抚养孩子投入更多时，母亲对婚姻的满意度会更高，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分担了母亲养育孩子的责任与压力。夫妻双方对婚姻的满意度会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稳定性，所以在控制了夫妻双方的价值观、教育程度等变量时，父亲参与得越多，婚姻关系越稳定。[16]此外，一项针对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母亲对父亲参与的满意度与母亲的产后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相关，母亲的满意度越低，其抑郁症状越严重。[17]在一个婚姻关系稳定、家庭气氛和谐的家庭中，孩子会更多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父母对孩子的积极影响也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可以说，父亲参与教养不仅对孩子的成长发展产生直接作用，同时也会通过自身成长和对母亲的影响发挥间接的作用。

那么父亲的存在究竟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哪些资源呢？Amato是最早强调需要对父亲身份进行概念化的研究者之一，他不仅关注父亲参与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一个父亲的资源定向模型，即父亲本身能为孩子提供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18]这个模型虽然同样适用于母亲，但Amato在控制了母亲资源对孩子的影响之后，仍然发现了父亲的独特贡献。

人力资本指父母对社会贡献的能力、知识和个性等，可以简单地用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在研究中进行操作。虽然在Amato的模型中指的是父母的人力资本，但是父亲和母亲为孩子提供的资本是不同的。例如，就个性而言，父亲常常存在一些区别于母亲的个性特征，更具有冒险精神、更富有进取心，在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会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空间，让孩子在亲自探索和体验的过程中增进自信心和效能感，从而对孩子塑造积极的个性品质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往往也预示着行为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依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孩子也会无意识地对父亲进行模仿学习。所以，这种行为方式、价值观的代际传承也是父亲提供给孩子的一种无形人力资源，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经济资本既包括父母的经济收入(现金的与实物的)，也包括经济收入所带来的各种生活经验。一方面，父亲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会以独特的教养方式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渗透给孩子；另一方面，父亲通过经济支持,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获得丰富的生活经验，如旅行，参加夏令营、特长发展班等，这些生活体验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开阔孩子的视野。此外，父亲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给孩子提供物质支持的重要保证，如购买书籍、电脑等工具，也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社会资本附着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与邻居、社区等之间的关系上，对于维护和促进孩子认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有积极意义。社会资本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关系，即父母之间的关系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孩子的发展而言，父母之间如能以沟通、协商的方法解决矛盾，则能被孩子观察到；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强势的父亲一方，如能采取平和的方式化解冲突，更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榜样。这不仅影响到孩子处理与同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孩子将来处理自己家庭的关系。

五、父亲职能的独特性

尽管父亲和母亲一样能为儿童提供各种类型的资源、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父亲参与教养的确有着母亲角色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依照父亲角色理论，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儿童的成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Tamis-LeMonda 等[19]认为和孩子共同游戏是父亲主要的抚养行为，这能诱发儿童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在游戏中成功的探索经验又会使他们获得信心，面对陌生环境时会表现出勇气，而父亲与儿童游戏的作用不能被母亲行为所代替。Lamb等认为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主要建立在母亲的抚养和对儿童需要的高度敏感之上，儿童与父亲的关系更多是建立在活跃的游戏中；儿童在遇到痛苦时更多地到母亲那儿去寻求安慰，而需要玩耍时则更多地想到父亲。而父亲缺失就会使儿童失去与父亲游戏的经验，缺少父子之间的关系激活机会，进而影响儿童心理的发展。

弗洛姆[20]在《爱的艺术》中提到，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的爱不应该成为孩子成长的障碍，也不应该助长孩子的依赖性。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可见父亲和母亲对孩子而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的不同。接着弗洛姆又提出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可见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不能由母亲代替，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当然，家庭是一个生态化的系统，凸显父亲角色时不能完全脱离母亲角色。要使父亲参与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仍然需要母亲的配合和支持，即父亲的高度参与以父亲、母亲都希望如此为前提，这样才会对孩子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父亲职能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凸显出来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尤其进入到独生子女时代，不少中国父亲开始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并已经领悟到自身参与到孩子成长过程的必要性，不希望自己在子女教养方面被隔离，有的父亲甚至比母亲更为投入，并且成效卓著。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父亲参与到孩子的教养中去，履行自身的职能，不仅对于孩子、母亲以及整个家庭，甚至对于父亲自身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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