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鹏 军

(华南师范大学 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宋末元初之际，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在厓山发生，其结果完全改变了宋元两军的力量对比，也完全改变了双方的战局。这场极其惨烈的战争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南宋王朝的彻底灭亡，也使远在天南的广东厓山成为具有重要军事史、政治史意义的战略要地，成为追忆历史兴亡、纪念英雄烈士的文化遗址。不仅如此，由于这场惨烈的战争导致了对于南宋王朝而言灾难性的后果，使得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整个中国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现实，遂使厓山具有了昭示民族精神、反映历史兴亡的象征意义，成为宋代及其后绵延不绝的岭南遗民精神的寄托与象征，成为岭南历代文化记忆中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内涵和历史意味的标志，甚至是岭南遗民精神、不屈精神意志的一个思想原点和文化象征。

一、厓山书写的缘起

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专设“厓门”一条云：“厓门，在新会南，与汤瓶山对峙若天阙，故曰厓门。自广州视之，厓门西而虎门东。西为西江之所出，东为东北二江之所出。盖天所以分三江之势，而为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陆丞相、张太傅，以为天险可据，奉幼帝居之。连黄鹄、白鹞诸舰万馀，而沉铁碇于江。时穷势尽，卒致君臣同溺，从之者十馀万人。波涛之下，有神华在焉。山北有一奇石，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恶之，命削去，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白沙先生谓当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此石下’，瑁不能从。光禄郭棐谓，如白沙者，则君臣忠节胥备，其有关于世教更大。而予则欲书‘大宋君臣正命于此’，凡八字，未知有当于书法否？”[注]屈大均：《广东新语》，第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对于厓门巨石上所书何字、当书何字所作的不厌其繁的辨析，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将评价宋代灭亡经验教训的深意寓于其中。明代许炯《厓山旧志》开篇即云：“《厓山志》继《宋史》而作者也。宋亡于夷狄，古今之大变；君臣士卒同死社稷，古今之大节；继绝举废，崇德报功，古今之大典。斯志之所以作也。……宋亡二百馀年，元亡又百馀年。时移运改，陵谷变迁；山高水深，草生邱墟，而谈其事者耿耿若在目前。信乎忠义之在人心，有须臾不可离者！以祠以庙，风采凛然，亿万斯年，犹有生气。”[注]黄淳等：《厓山志》，第5-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标点为笔者所加。对于此，明代黄淳也感慨道：“自古未有夷狄之入主中国，亦自古未有夷狄得祸如此之酷，足为万世夷狄之戒。中言全节大忠，以祠以庙，亿万斯年，凛然犹生，又足以作万世忠义之气，是大有关系文字，当与厓山并存也。”[注]黄淳等：《厓山志》，第7-8页。标点为笔者所加。从对与厓山有关的重要人物、史实与遗迹的着力考察、仔细辨析中，俱可见人们对于厓山及其历史内涵、象征意义的关注，也可以看到厓山及有关人物事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事实确乎如此。宋代以来，历经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直至现当代，不管时代风气、民族关系、国家局势怎样变化，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文学家对厓山及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予以特别关注，并以文学作品进行描述、表现和抒发，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小说、戏曲作品，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值得关注并且可以称之为“厓山文学”的创作现象。

在历代关于厓山的文学创作中，诗歌是最重要的书写形式，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书写形式。厓山的故事和人们关于厓山的历史记忆首先是通过大量的诗歌来记录、抒写和传播的。这大抵与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家及其他文人儒士的创作中占有最大比例相关，也与诗歌的内容和体制特点、诗歌在众多文体中的显赫地位密切相关。

清邵廷采《宋遗民所知传》指出：“两汉而下，忠义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此则天运，非人力可及焉。是以迁洛之顽，经三纪而不变；辅横之客，群一死以如饴。六七王之泽不可忘，赤帝子之炎莫能逼也。”[注]邵廷采：《宋遗民所知传》，见《思复堂文集》卷三，第194,205-20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他又在《明遗民所知传》中说：“於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马廷鸾等，悠游岩谷竟十馀年，无强之出者。其强之出而终死，谢枋得而外，未之有闻也。至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的确，当历史过程以转瞬即逝的方式发生之后，就再也无法复原或重现。最早的厓山故事来源于宋朝文臣武将的诗歌书写和着意传播。他们作为厓山战役和宋末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留下了原初的厓山诗歌和厓山记忆，从而成为后来历代厓山书写的起点。

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深远的诗人当属文天祥。其《过零丁洋》已经成为流传最广远的古典诗歌之一：“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47,50-51，52，52页，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版。从厓山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最为人们所孰知的一首诗歌。又《坐北舟中望厓门诗》云：“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从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海水浑。昨宵南船满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此诗写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宋元决战事，是一首具有诗史价值的作品，亦可视为历代咏厓山诗的发端之作。又《哭崖山》云：“宝藏如山席六宗，楼船千叠水晶宫。吴儿进退寻常事，汉氏存亡顷刻中。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早来朝市今何处？始悟人间万法空。”《南海》云：“朅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一山还一水，无国又无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都是以厓山为中心，表现国破家亡、兴亡陵谷巨变的沉痛诗篇。他后来还作《集杜诗·南海》，在序中云：“余被执后，即服脑子约二两，昏眩久之，竟不能死。……厓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刑，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闲不可出矣。失此一死，困苦至于今日，可胜恨哉？”[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60页。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俱可见面对天地苍茫、时空无垠的南宋故臣文天祥坚定的忠君思想与复杂的精神感受，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历代厓山诗歌感慨兴亡、怀念故国的思想基调和沉郁忧怨、劲直猷上的风格趋向。

南宋以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少诗人曾对厓山予以关注，留下了许多关于厓山及其历史故事的诗篇，成为厓山书写与厓山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岭南诗人无疑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他任何地域的诗人都不能像岭南诗人那样如此直接、如此近距离地感受、体会甚至见证厓山的厮杀呐喊、血雨腥风，品味和反思厓山战役之后的兴亡成败、江山易主。因此，古今遗民思想中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信仰、忠义品格、英雄气概、烈士情怀，等等，在岭南诗人的厓山书写中得到了空前充分、空前深入的表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进士、曾参与文天祥抗元斗争的广东东莞人赵必王象，入元后即不受奉禄，隐居于乡里，以遗民自居。其《南山赏梅分韵得观字》中有句云：“梅花酷怕渠点涴，所以未破冰雪颜。与其玉堂兮金屋，孰若竹篱茅舍幽且闲？与其状元兮宰相，孰若收香敛华林壑间？逆知梅意同我意，诗人合作如是观。”[注]温汝能纂辑，吕永光等整理：《粤东诗海》，第100,101,10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又《钱尹权宰》二首之二云：“老我江湖倦送迎，故人此别若为情。绨袍气谊千金重，故纸功名一缕轻。我辈何心争鹜粒，人生到处有鱼羹。何时握手孤山路，共折梅花醉月明。”又《怀梅水村用张小山韵》云：“十年骑鹤梦悠悠，天地无情白髮愁。归到咸阳还似客，几回肠断望并州。”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厓山，但诗人隐逸自适的人生态度却反映了宋代岭南遗民的政治选择与文化精神，成为后世岭南遗民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注]方勇曾指出：“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广东东莞遗民诗人群体的形成和存在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厓山战役的直接影响，另一是赵必王象的领袖作用。”见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第98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元代虽然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于前朝往事颇多忌讳，但还是有一些诗人或由于到过厓山，或忆及有关人物史事，写下了一些表现历史兴亡、纪念民族英雄的厓山诗歌。元浙江山阴人张宪《崖山行》云：“三宫衔壁国步绝，烛天炎火随风灭。间关海道续萤光，力战崖山犹一决。午潮乐作兵合围，一字舟崩力不支。樯旗倒仆百官散，十万健儿浮血尸。皇天不遗一块肉，一瓣香焚海舟覆。犹有孤臣卧小楼，南面从容就刑戮。”[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80,155,129页。福建浦城人杨载《题文丞相书梅堂》有句云：“大厦就倾覆，难以一木支。惟公抱忠义，挺然出天姿。死既得所处，自愿乃不疑。恻怆大江南，名与日月垂。”四川仁寿人、曾随父母避乱广东的虞集《挽文丞相》云：“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37页。王頲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收录此诗题作《挽文文山丞相》，第七句作“何须更上新亭饮”。江西南丰人刘麟瑞《丞相陆公秀夫》云：“八面兵威八面攻，冯夷飞血洗千篷。波翻水寨乾坤震，风仆樯旗社稷空。百辟散班奔蠲首，孤臣扈跸憩龙宫。茫茫南国重回首，一片丹心照海红。”广西柳州人姚燧《题陆秀夫抱帝入海图》云：“紫宸黄阁共楼船，海气昏昏日月偏。赤县已无行在所，丹心犹数中兴年。身藏鱼腹不见水，手挽龙髯直上天。板荡纯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无前。”[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81页。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江西南丰人刘壎《过厓山宋故宫行朝诗》五首其一有句云：“竭蹶意委顿，臣谋匪不臧。运去天莫留，力尽心弥强。终不负吾主，名义天地长。”[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79页。据《解题》，此诗五首总题《补史十忠诗》，本首题《参政行丞相事陆公秀夫》。

假如说宋代诗人的厓山诗歌是厓山书写和厓山记忆的开端，那么元代诗人所作的厓山诗歌则是这种文学书写与文化记忆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而且，对于汉族人士而言，在异族统治之下有意进行的厓山书写和有意强化的厓山记忆，当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用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频繁发生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一般含义之外，又增添了关乎民族兴亡、文化存灭的敏感而深刻的时代精神，当然也显示出厓山精神对元代汉族士人的深刻影响。

二、厓山记忆的展开

对于正统观念之下的汉族士人、特别是对于他们的政治信念和文化信仰而言，取代元蒙统治的明朝仿佛具有先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经过九十年的蒙古贵族统治之后终于脱离了异族统治的明代士人，即便经历了明代前中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黑暗和文化专制，也天真地觉得汉族的江山重新回到汉族统治者手中是天道使然。在民族矛盾又退居比较次要地位的背景下，明代的厓山书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论从作品的数量来看还是从影响来看，都较此前大大发展了一步。这主要是因为由汉族人建立的明王朝给了汉族士人又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传统并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机会。这在从宋末到元代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带来的对于汉族正统文化的追忆、对于宋代兴亡教训的反思、对于汉族遗民文化精神的体认就远较以往广泛而深刻。

明代的厓山诗歌主要由因仕宦及其他原因到过厓山或岭南的诗人或未到岭南的其他诗人的作品构成。无论是否亲历厓山与岭南，由于历史时空的变化和历史经验的积淀，诗人们对于厓山发生的震撼古今的历史事实、人物故事的认识和书写都更加充分，更加深切，也更能唤起后世人们的精神感应和思想共鸣。

在厓山记忆与岭南遗民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广东新会(今江门)的陈献章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这不仅因为他着意创作的大量关于厓山历史与人物的诗歌在明代岭南诗人厓山书写中所具有的开创性价值，成为明代岭南诗人厓山书写的重要标志；而且因为他集哲学家、思想家、学者、诗人于一身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岭南地区以外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和产生的超地域的深远影响。陈献章的屡次凭吊和多番歌咏，不仅大大加强了厓山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的文化可能性，而且大大加强了岭南以外的广阔地区的人士接受并认同厓山象征意义的可能性。这对于厓山书写、厓山记忆和厓山象征的建构与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意义，对于以厓山记忆和厓山象征为思想原点的岭南遗民精神的形成，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如同习惯于以诗歌记载和表达哲学思想一样，陈献章也经常有意识地以诗歌表达对于厓山人物故事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的追怀，留下了数量颇多、内容丰富的厓山诗歌。《祭大忠祠》云：“天地神祠此大忠，百年舟楫更谁同？苍厓不是无春色，吹尽斜阳一笛中。”[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12页。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似未收此诗。《重过大忠祠》云：“宋有中流柱，三人吾所钦。青山遗此庙，终古厌人心。月到涯门白，神游海雾深。兴亡谁复道，猿鸟莫哀吟！”[注]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第36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又见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12页。《游崖山次李九渊韵》二首之二：“不待祥兴后，神州已陆沉。孤臣空有泪，大块本无心。索寞皇图旧，经营庙宇新。暂携二三友，斜日共登临。”[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77页。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第398页)第一首第三句作“兴亡先有识”，误。《吊厓》云：“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义重君臣终死节，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众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注]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第402页。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13页)题作《厓山大忠祠》。《与廷实同游圭峰，别后奉寄，且申后来厓山之约》二首之二云：“千寻岭上更登台，再到丹丘忘却回。雨歇山斋人已去，月明江舫梦还来。不拚铁柱磨针利，岂乏金篦刮眼开。回首厓山多感慨，英雄枯骨漫成堆。”[注]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第439页。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94页)收录，第二首第二句“丘”作“邱”；第五句“拚”误作“拌”。《吊陆公祠》云：“伤心欲写厓山事，惟看东流去不回。草木暗随忠魂吊，江淮长为节臣哀！精神贯日华夷见，气脉凌霜天地开。耿耿圣旌何处是？英灵抱帝海涛隈。”[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31页。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似未收此诗。非常明显，陈献章对于厓山精神象征、文化内涵的把握已经非常深入全面，厓山及有关人物、事件中所蕴含的忠义、节烈、英雄精神得到了空前突出的强调，其中对于神州陆沉、华夏易主、君臣共命的感慨凭吊之意也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国家兴亡、民族存续、华夷之辨的着意考究也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深沉的遗民情怀。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陈献章这样如此周详全面、如此满怀深情地记载厓山、歌咏厓山。厓山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象征由于有了陈献章诗史性的书写而变得空前深刻辽远。

不仅如此，陈献章还积极参与了纪念厓山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实际行动，率先提议在厓山建立慈元庙(又名全节庙)，寄托对于南宋王朝的怀念和追忆之情。其《东山至厓山，议立慈元庙，因感昔者梦中之言，成诗呈东山》诗云：“海上一陵何处封，刘翁今日问陈翁。天翻地覆诸王世，草死崖枯十月风。慷慨尚馀精爽在，依稀犹作梦魂通。江山指点真还我，栋宇商量果待公。”[注]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第463-464页。又见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02页。关于此事，《新会黄志》引《贾志》云：“孝宗弘治四年(一四九一)辛亥冬十月，建全节庙于厓山，布政使刘大夏与检讨陈献章所议也。”[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02页。他还于生病初愈之时亲自撰写了《慈元庙记》，云：“宋室播迁，慈元殿创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陆丞相负少帝赴水死矣。元师退，张太傅复至厓山，遇慈元后，问帝所在，恸哭曰：‘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庙，以祀文相国、陆丞相、张太傅。”又云：“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使华容刘公大夏行部至邑，与予泛舟至厓门，吊慈元故址，始议立祠于大忠之上。”[注]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第50页。可见陈献章在设立慈元庙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还有《力疾书慈元庙碑记》诗记事述感云：“北窗一榻羲皇前，青灯碧玉眠三年。慈元落落吾所怜，雨崖山高青阁天。厓门之水常涓涓，一碑今为东山传。虚言不扶名教颠，久病江湖落日前。呜呼此意谁与言！”[注]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第324页。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03页)收录此诗，末句“呜呼此意谁与言”重复一遍。

明代还有许多诗人怀着纪念宋朝、凭吊英烈、追怀往事、感慨兴亡的共同心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歌咏厓山及与之融为一体的人物和事迹，拓展了厓山书写的丰富内涵，也使日渐明晰的厓山记忆更加深刻、更加广阔。福建晋江人、广东提学赵瑶《观厓山奇石》云：“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86页。黄淳等撰《厓山志》(第602-603页)卷五收录此诗，题作《观厓山奇士书》，“士”当为“石”之误。江苏武进人、广东按察司佥事徐紘《读大忠祠记》云：“厓门陈迹久荒凉，争为孤儿力主张。草色近随春雨绿，林容高并晚山苍。千年庙貌三臣祀，万古忠魂一瓣香。此日岿然人极在，不知元宋孰兴亡。”[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14,114,118-119,187页福建兴化府莆田人、肇庆同知顾叔龙《与白沙先生泛厓山谒大忠祠》云：“我来敬约白沙翁，夜话沧溟一棹同。山路至今犹劲草，海涛终古撼悲风。君臣鱼水魂应在，胡虏腥羶事已空。铁缆江头三片石，前身吾讶是三公。”湖南茶陵人李东阳《大忠祠》四首之一云：“国亡不废君臣义，莫道祥兴是靖康。奔走耻随燕道路，死生惟着宋冠裳。天南星斗空沦落，水底鱼龙欲奋扬。此恨到今犹不极，厓山东下海茫茫。”之三：“北风吹浪覆龙舟，溺尽江南二百州。东海未填精卫死，西川无路杜鹃愁。君臣宠辱三朝共，夷夏兴亡万古雠。若遣素王生此世，也须重纪宋春秋。”[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17-118页。又见黄淳等：《厓山志》卷五，第597-598页。丹徒人、广东提学副使丁玑《凭吊大忠祠》云：“诸老丹心悬落日，楼船王气逐秋风。生如卖国荣犹辱，死得成仁败亦功。蹈海名高齐义士，运筹人泣陆宣公。崖山一片凄凉月，谁遣啼鹃入故宫？”[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19页。黄淳等撰《厓山志》(第603页)卷五收录此诗，题作《大忠祠》。江苏华亭人夏寅《大忠祠》云：“六龙行拥万貔貅，云断苍梧忆舜游。何处英魂愁不散？只今遗恨水东流。亦知沧海非天堑，要使厓山异石头。元宋兴亡俱已矣，堂堂祠庙在千秋。”安徽合肥人杜璁《崖山吊古》云：“崖山独占海滨奇，云树深深路转歧。太后妥灵全节庙，宗臣遗像大忠祠。存孤隐忍天徐定，夹日宁论力不支。地下有知应自慰，胡元今已属明时。”

可以认为，明代是厓山诗歌最为繁盛、厓山书写最为充分、厓山记忆最终定型并充分展开的时期，也是厓山的精神象征与岭南遗民精神正式形成的时期。厓山书写和厓山记忆不仅对于许多岭南文学家、儒生士子日显重要，而且也愈来愈经常、愈来愈充分地进入了其他地区文学家、儒生士人的思想意识之中，成为岭南文化和中国文化共同的精神资源。这不仅对于岭南文学精神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革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事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充分关注的文化事件。

由明朝至清朝，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彻底改变了明朝形成的民族关系和政权形态，这种变化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都可以说是非常特殊也是极其深刻的。明末清初，汉族人士的民族意识和遗民精神的生存与发展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但与此同时也得到了空前的高涨和着意的弘扬。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厓山书写和厓山记忆进入了一个特殊而且重要的阶段。

在厓山象征意义的发掘与建构和岭南遗民精神的发现与形成过程中，明末世乱之际出现的一批岭南人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岭南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批杰出人士的出现，不仅使厓山书写得到进一步丰富，使厓山记忆和厓山象征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彰显，而且将岭南遗民精神与世变之际的政治选择、人生命运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种文化精神获得了具有理想追求色彩的实践品格，也使岭南文化精神中的英雄气概、烈士情怀、报国激情得到了一次空前充分的展示，将岭南遗民精神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高度。

广东顺德陈邦彦《崖门吊古》四首之一云：“万顷烟波接杳冥，双峰如阙控重溟。草藏宋血还馀碧，浪洗胡尘尚带腥。鱼腹有灵迎玉玺，龙髯无地树冬青。中原极目今戎马，凭吊先朝一涕零。”[注]温汝能纂辑，吕永光等整理：《粤东诗海》，第976页。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66页)收前二首。其《狱中自述》云：“去岁承恩桂海漘，何期国步倍多迍？室中自起金戈衅，天外俄惊铁骑尘。入梦翠华频想象，招携乌合每逡巡。经年辛苦惭何补，应识皇明有死臣。”[注]温汝能纂辑，吕永光等整理：《粤东诗海》，第976页。笔者对原标点略有调整。都是铮铮铁骨和反抗精神的诗性显现。广东南海邝露《吊厓》云：“组练曾驱锦浪堆，中流弥识济川才。挥戈不返羲和御，入海空闻薤露哀。璧月玺浮天上下，鲲溟龙战水潆洄。扪萝已灭磨厓字，风雨年年长绿苔。”[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59页。也都是通过对厓山的凭吊感慨古今兴亡、抒写国破之痛的心声，预示着又一次异族入主中原的世变之际厓山书写的延续和厓山记忆的复苏。

稍后出现并堪可代表明清之际岭南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岭南三大家”，同样对厓山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对厓山象征和岭南遗民精神进行了着力的表现。屈大均《文烈张公行状》有云：“夫吾粤固多忠义。宋厓山之变，英豪痛愤，谓蒙古灭中国，人人得而诛之，于是竞起兵以伸大义。自熊飞起于东莞，终元之世，粤人所在，横戈舞干，怒气凌云，无一日不思为宋复仇者。计元八十年间，与粤人力战，盖无虚岁。元可以得志于中原，而不能加威于吾粤。”[注]张家玉著，杨宝霖点校：《张家玉集》，第207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此文虽是为表彰东莞张家玉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而作，但更重要的是屈大均对于岭南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一气贯注的烈士情怀的表彰与赞誉。他的多首诗歌也反映了对厓山及其精神象征的关注，更加清晰地表达了既属于他个人又具有代表性的岭南遗民精神。《吊厓》云：“虎头门外二洋通，想像精灵满海东。一代衣冠鱼腹里，千秋宫阙蜃楼中。乾坤开辟无斯变，龙凤驱除亦有功。万古人伦能再造，高皇神烈自无穷。”[注]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第17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54页)收录此诗，第七句“伦”误作“偏”。笔者按：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不收此诗，可怪也。《吊永福陵(在冈州厓山)》三首之二：“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注]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1273-1274页。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83页)题作《吊厓山宋永福陵》，收录前二首，第一首首句“林”作“楸”。将亡国无家、坚守信仰、至死不渝的遗民心态和精神感受表达得空前充分，这在此前的岭南诗歌中并不多见。《恭谒三大忠祠》之一：“宋代江山今已非，海门阴雨见龙旗。中华此度君臣尽，万国何年玉帛归？地有三公为狱渎，天馀一客在芝薇。南园俎豆凄凉甚，欲识忠魂是落晖。”之二：“祠堂寂寞越城边，一片风吹绿草烟。词客旧多亡国恨，骚人今有礼魂篇。将军(张公世杰)力向天风尽，丞相(陆公秀夫、文公天祥)心为海日悬。羡绝当年孙典籍，太平光在圣人前。”[注]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27页。以历史故实人物映衬古今沧桑，将雄浑之气与沧凉之感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屈大均诗歌创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个性。

与野蛮杀戮的南下清军和清朝统治者结下家仇国恨的陈恭尹，也毫不意外地在诗中表现了对厓山的追忆和凭吊之情，表达极其深痛的故国故园情思。《厓门谒三忠祠》云：“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注]陈恭尹著，郭培忠校点：《独漉堂集》，第3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又见张大年选编：《厓山诗选》，第122页。《留别诸同人》云：“霏微残月晓风寒，生死交情话别难。入楚客无燕匕首，送行人有白衣冠。舟辞香浦鸿初到，马踏梅关雪渐看。后会不须期故国，中原天地本来宽！”[注]陈恭尹著，郭培忠校点：《独漉堂集》，第42,801页。《哭王础尘》十首之一：“素车相送粤江边，生死论交二十年。牛斗之间光尚在，如何埋得向黄泉？”之五：“长将行迹寄天涯，三十鳏居不自嗟。客有问君君大笑：丈夫无国更何家！”[注]陈恭尹著，郭培忠校点：《独漉堂集》，第262页。笔者对原标点稍有调整。陈恭尹《王础尘行状》中有云：“君字础臣，中岁易臣为尘，而曰：‘吾无复望矣。’元配顾氏早卒，君年二十六，矢不复娶，曰：‘无以家为也。’”这种“既已无国，何以家为”的感受最能引起作者的共鸣，也最能打动那些同样处于失去家国、面临不幸之中的人们。而从陈恭尹对华夷之辨的着意强调、对遗民身份的深切体认中，益发可见对遗民精神的有意坚守。

广东南海梁佩兰是岭南三大家中最年长的一位，原为陈邦彦弟子，起初也抱有甘当遗民的决心，后来却有仕清的经历，因此不再可能是“明朝”人，当然也不可能称之为“遗民”。但是梁佩兰在追随陈邦彦左右的时候，也曾写下表现亡国之痛和遗民情怀、表彰民族气节的诗篇。如《秋夜宿陈元孝独漉堂，读其先大司马遗集感赋》六首之一：“大节平生事，文章复不刊。墨痕犹似渍，碧血几曾干？自得乾坤正，谁知事势难。草堂灯一点，霜气迫人寒。”之四：“至今亡国泪，洒作粤江流。黑夜时闻哭，悲风不待秋。海填精卫恨，天坠杞人忧。一片厓山月，空来照白头。”[注]梁佩兰著，吕永光校点补辑：《六莹堂集》，第5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尽管梁佩兰后来尽违初心，在有意无意、半推半就之间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但这些诗作仍然可以视为岭南遗民精神的表现，应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梁佩兰其人其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价值，就是从中可以看到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残酷、由己与不由己的两难，当然也可以由此感受到生前悲欢与死后荣辱之间的种种变化。

在宋代以及元代厓山书写的基础上，明代的岭南诗人对厓山的关注与书写更加充分饱满，更加深刻全面，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深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岭南诗人的厓山书写与明代其他地域诗人的厓山书写相呼应，形成了一个令瞩目的厓山诗歌创作高峰。这种厓山记忆和岭南遗民精神，前有以诗人哲学家陈献章为代表的一批岭南士人的阐发弘扬，后有以学者思想家屈大均为代表的又一批岭南士人的身体力行，在经过了明代前中期至明末的延续发展之后，终于得以成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以岭南诗人为主体的厓山文学创作形成了具有重要思想史、文学史意义的厓山象征；厓山记忆及其精神象征的内涵就是以厓山为精神原点的岭南遗民文化精神。

可见，从南宋末年开始，特别是到了明代前中期以后，随着汉族江山的逐渐恢复，汉族统治的日益稳固，厓山与厓山故事愈来愈经常地进入岭南诗人的视野，厓山所承载和表现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精神也愈来愈深入地进入岭南诗人及其他人士的心灵。在许多岭南诗人的思想意识中，厓山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成为承载和传达民族意识、烈士精神、不屈意志、故国情怀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在这种连续性的文化感知、思想反思和文学表现中，厓山逐渐成为岭南遗民文学的一个精神原点，厓山象征直接促成了岭南遗民精神的发生，并由此向其他地区、向后世传布和延伸开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岭南遗民精神的生成

黄宗羲曾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说：“嗟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心人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1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笔者对原标点略有调整。可见对遗民现象的深刻感慨和对遗民品格的极度推重。清末民初广东东莞人陈伯陶曾在所编《胜朝粤东遗民录》中说：“盖明季吾粤风俗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国亡之后，遂相率而不仕不试，以自全其大节，其相劘以忠义，亦有可称者。……此亦可见吾粤人心之正，其敦尚节义，寖成风俗者，实为他行省所未尝有也。”[注]陈伯陶(号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自序》，见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附录，第1375-137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张其淦在此书的跋语中亦有云：“有明一代，士大夫争尚气节，死事之烈，逸民之众，超越前史。……迨夫甲申之变，怀宗殉社稷，杀身成仁之士，史不绝书，往往阖室自焚，肝脑涂地。……当是时也，吾粤陈文忠公、陈忠愍公、家文烈公，起兵殉义，英魂毅魄，岭海生光。其馀义师蜂起，指不胜屈，琐尾遗黎如陈乔生、独漉两先生及家璩子先生，咸有著作，表见于后世。维时同道，得朋履洁全贞，所在多有，其姓名泯没而不彰者，何可胜道？”[注]张其淦(号罗浮豫道人)：《〈胜朝粤东遗民录〉豫道人跋》，见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附录，第137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笔者对原标点略有调整。所论虽不无出于乡邦观念和遗民情怀的有意推重之意，却提出了岭南遗民与遗民精神的表彰、延续及其对于文化承传的意义等重要问题。而《胜朝粤东遗民录》一书的编纂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文化学术意义。

可以看到，文天祥的厓山诗歌标志着厓山书写的开端，不仅基本确定了厓山书写的内容选择和情感运思方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厓山诗歌的风格特色与美感特征。其后的厓山书写和厓山记忆也经常以文天祥的人格与事迹而传之久远。后世诗人歌咏凭吊最多的对象就是文天祥，而广东、北京、真州等地文天祥祠的建立，更使这种无形的情感有形化，物质化，更加易于以睹物思人的方式抒发这种深沉复杂的精神感受，也利于厓山记忆的传之久远。在大量的厓山诗歌中，经常被纪念的当然还有幼帝赵昺、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另一方面，在厓山书写中，诗人们最多谴责的，并不是对宋朝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统治者，而是为蒙元王朝效力建功最多的汉族人张弘范。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厓山诗歌中，诗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汉族人士的“忠奸”之辨,而不是一般所说的“夷夏”之辨。

随着中国宗法制王朝的数次更替，特别是由元到明、由明到清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文化隆替，在元、明、清至民国初年持续出现的大量厓山诗歌中，厓山书写得到有意的延续和加强，厓山记忆的民族文化、政治历史内涵也不断深化与丰富，从而使厓山书写与厓山记忆成为一种具有重要文学意义和政治意味的文学创作现象甚至是精神文化现象。而其核心便是以忠奸、善恶、夷夏、生死、兴亡等的辨析、追问与评价为旨归的遗民精神和故国情结。

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虽然广义的遗民现象源远流长，遗民现象和遗民精神历代均有其承传方式与表现形态，但是有两次遗民精神的勃发表现得最为强大，影响也最为深远。一次是蒙元入主中原以后出现的南宋遗民，另一次则是满清统治全国之后产生的明遗民。很显然，对于汉族士人来说，异族入主中原并成为稳定的统治者，成为遗民精神发生的最直接触发点。汉民族文学与思想中的遗民精神总是与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之际被突显与强化的夷兴与夏亡、本族与异族、正统与异端的观念息息相关。而岭南遗民现象和遗民精神的兴起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则与厓山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不论是对于厓山的诗性书写,对于厓山的文化记忆，还是对于厓山象征意味的体认，无不与作为曾经改变历史方向、决定历史命运的厓山直接相关。从厓山记忆与岭南遗民精神发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因素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即厓山所发生的那场最终决定宋朝与元朝命运的决战及其留下的深远历史影响。

岭南遗民精神正式发生于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之际，这一点与整个汉民族精神传统中的遗民精神的发生是一致的。岭南遗民精神由宋末元初江山易主易族之际的岭南人的厓山书写、厓山记忆、厓山象征开始，在明代广东新会思想家、哲学家、学者、诗人陈献章的着意阐发弘扬之下得到包括岭南和岭南以外愈来愈多人士的认识与认同，这是厓山记忆、厓山象征与岭南遗民精神的第一次充分彰显。与此同时，由于陈献章等人的直接影响，明代其他岭南以及非岭南人士的厓山书写、厓山记忆使岭南遗民精神得以光大，并产生愈来愈广泛的影响，甚至启发了明代其他地域的人士对于遗民和遗民精神的书写与体认。

厓山与岭南遗民精神的再次彰显,则发生于又一次天崩地解、江山再度易主易族的明末清初。明清之际的岭南遗民精神一方面是岭南宋遗民影响之下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从宋到元、从明到清这种历史的相似性使岭南士人更加直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遗民文化精神的现世价值。在许多岭南士人看来，南宋为蒙元所取代，明朝被满清所取代，二者不仅具有极大的历史相似性，而且距广东是如此之近,甚至厓山战役这样的重大事变就发生在岭南人的面前，真切的时局动荡、改朝换代的巨变就发生在他们眼前，历史仿佛重新上演了一次令汉族同胞惨不忍睹、伤心不已的亡国哀曲。于是，在明清之际的岭南，产生了另一批遗民文人群体，而且这一群体较宋末元初那一次更加强大。这是岭南遗民精神最充分的一次彰显，也是最有光彩的一次闪耀，标志着岭南遗民精神的形成。这种惊天动地的岭南遗民精神与一向倍受关注的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遗民精神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具有直接见证历史事变和遗民精神演变的价值。因而明清易代之际的岭南遗民精神及其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极堪关注。

历代岭南诗人的厓山书写、厓山记忆和由此形成的厓山象征，还有与厓山精神密切相关、浑为一体、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的岭南遗民精神，不仅是岭南人心灵精神史、思想文化史的一项核心内容，反映了岭南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且应当成为中国人心灵心态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应当看到，这份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内容,在今天仍具有扬弃借鉴和深入体认的现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