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个人的生命与1个官员的手表

这场车祸就不应该发生。发生了之后，也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子。

8月26日凌晨，陕西延安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上，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和一辆装有甲醇的罐车追尾起火。客车车头嵌入油罐车罐体将近2米，甲醛大量流入客车，引燃车厢内的被褥和行李，火势迅速蔓延，而全车唯一的前车门严重变形，无法打开，火海中的客车瞬间变成人间地狱。车祸导致36人遇难，仅有3人逃生。

一两天后，这场车祸就从新闻焦点变成了新闻背景。因为一张灾难现场微笑的照片，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成了人们痛批的对象。随后通过人肉搜索，网友们发现杨达才拥有多块名表。8月29日，杨达才开通微博回应质疑，解释为何微笑，并承认买过5块名表。但很快网友发现他拥有的名表不止5块，事件继续发酵（详见本刊时政版第28页）。至此，车祸本身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个官员的微笑和手表，成为了持续关注的焦点。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照理说，在如此惨烈的车祸面前，最受关注的，首先是探寻原因：车祸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如何防止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谁应该为此负责？……与此同时，记取生命的逝去：他们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登上这辆车？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离开给家人带来多大的痛苦？……这才是一场灾难发生之后应该有的样子。

就安监局局长来说，首先要责问的，是安检措施是否有疏漏？比如卧铺客车是否存在问题？停车休息制度是否被严格执行？当他面对公众的时候，无论提问还是回应，核心都应该围绕着这些来进行。“微笑”需要解释并道歉，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至于他拥有多少名表，和车祸本身就更远了。不得不说，从一场36人遇难的车祸到一个官员的言行穿戴，已经大大地跑题了。

那么，这种扭曲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合理性又在哪里？

人们之所以对一个官员的表情和穿戴那么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能看到这些。以杨达才为例，他平时工作状态如何？人们不知道。他的财产收入状况如何？人们也不知道。于是只能通过照片去观察这个人：他在灾难现场笑了；他在不同场合戴着不同的名贵手表……然后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去推测一个官员是否工作称职，是否有贪污腐败。因为条件限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倘若因此责怪民众轻重不分，反倒是本末倒置。

进而，现实还告诉我们，这样一种监督方式，不仅可行，而且有效。去年7月22日，同样在凌晨，同样在高速公路，同样是双层卧铺客车，同样是发生火灾，41人遇难，当时也是说要加强监管，要停运整顿，要推行凌晨停车休息制度，可是短短一年，又发生了36人遇难的惨案。对普通人来说，要监督政府的日常工作，最后带来的往往是深重的无力感。而相反的例子，则是“天价烟”直接导致南京市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因受贿罪锒铛入狱。而这一次，杨达才也因戴名表导致陕西省纪委的介入调查。这些，足以让参与者充满成就感。

从大处出发，无从着手，无能为力；从小处发力，切实可行，效果明显。两相对比，民众抓住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放松，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但这毕竟不正常，单从表面看，它让公共议题“花边化”，冲淡了核心问题。而且这种“可行有效”并不值得欣慰，它也许能带给人们一些快感，但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它和“情妇反腐”，“小偷反腐”一样，都寄托于偶然的发现。官员要对付起来也很容易，以后公共場合不抽贵烟，不戴名表就行了。众所周知，最有力的武器是制度建设：一部《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胜过无数人的网络搜索。可是从1994年全国人大列入立法项目，酝酿近二十年，至今难产。如今这种扭曲的现实，正是民众监督意识的高涨与制度建设的滞后的反映。

36人遇难的车祸，比不上一个官员的名表受关注，它说明了一件事：不被监督的权力比车祸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