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2005年笔者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从学术逻辑上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人支持，一些人反对，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一些自称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也反对。当然，这些人是不可能从学术逻辑上为西方经济学的任何一个理论进行辩护的，他们反对的只是“全盘否定”这个词，似乎这个词本身就是应当被全盘否定的，似乎辩证思维从来就是反对全盘否定的，从而全盘否定某个学说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立的西方经济学似乎是不严肃、不科学的做法。

这只能表明，这些人的科学素养还有所欠缺，因为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上全盘否定以前被当作科学的学说的事比比皆是，而且不这样，科学就不能进步。在这里，我们仅从恩格斯的两处关于自然科学论述来看看“全盘否定”旧学说或者说与旧学说的彻底割裂在自然科学史上是如何体现的。这也表明，像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始人那样钻研一下自然科学，具有一下现代自然科学的素养，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一、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的论述

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恩格斯斥责有人质疑马克思抄袭洛贝尔图斯之后，提出问题：那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对此，恩格斯举出了化学史上的一个例证来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1](P20-21)

恩格斯解释说，“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次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1](P21)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资本论》是必读的。上述论述想必那些反对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人也看到过，但是，他们没有从中看到不“全盘否定”燃素说即“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就不能使化学发生革命，同样地，不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又如何能使经济学发生科学性的革命呢？

正如最早析出氧气的老普利斯特列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一样，正如洛贝尔图斯认为剩余价值学说虽然适用于历史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一样[1](P22-23)，今天的一些人也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学说，不适用于他们所理解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他们非要到西方经济学去借鉴点这个，借鉴点那个，并反对全盘否定他们要去借鉴的这个关于资本的乌托邦学说体系。这只能说明他们是中庸的，而不能说明他们是辩证的，只能说明他们是洛贝尔图斯的信徒，而不能说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

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

在谈到归纳法时，恩格斯批评海克尔：“当归纳法的结果——分类法——到处出问题时（Limulus是一种蜘蛛，Ascidia〔海鞘〕是一种脊椎动物或脊索动物，肺鱼亚纲和原来把它当作两栖类的整个定义相反，是一种鱼），当每天都有新的事实发现，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分类法时，海克尔恰恰在这个时候狂热地拥护归纳法”。[2](P570)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全盘否定即“推翻全部”。

更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详细评价了维德曼的中庸的电池学说，并把这个评价延伸到自然科学之外。

当时，“尽管电是这样无处不在的东西，尽管它在近五十年愈来愈多地被拿到工业里面来为人类服务，电这种运动形式的性质却仍然是一个最大的谜。电流的发现比氧的发现大约晚二十五年，而前者对于电学同后者对于化学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可是就在今天，这两个领域中的差别还是多么大呵！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原子量，现已达到的各种结果都具有了秩序和相对的可靠性，已经能够有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象计划周密地围攻一个堡垒一样。在电学中，只有一堆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最后证实也没有最后推翻的实验所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象一群游牧的骑者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的确，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象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电学还处于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暂时还不能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正是这一情况使得片面的经验在这一领域中占有优势。这种经验竭力要自己禁绝思维，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是错误地思维着，而且也不能忠实地跟着事实走或者只是忠实地叙述事实，结果就变成和实际经验相反的东西。……所以，在今天的电学中，还存在着老早过去了的时代的观念（那时人们不能不满足于把任何作用都归之于随便抓到的、浮现于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原因，不管运动是否能无中生有）——和能量守恒原理直接矛盾的观念。而且即使把这些观念的最糟糕的方面加以删除、削弱、冲淡、削减、美化，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善：混乱只会更加严重。”[2](P453-463)

于是，电池本来“不过是把游离的化学能转化为电的一种装置、一种器具而已”，“可是照传统的观点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困难。这种观点认为电池由于电池中液体和金属相接触而产生一种‘电的分离力’，它和电动力成正比，所以它对于一定的电池就代表一定量的能。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是电池本身所固有的、即使没有化学作用发生也具有的能量来源，即电的分离力，和由化学作用释放出来的能量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它是离开化学作用而独立存在的能量来源，那么它提供的能量又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这个不大清楚的问题成了伏特所建立的接触说和其后不久就产生的电流化学说之间争论的焦点。”[2](P462)

对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接触说早就被全盘否定了。但是，当年维德曼作为“一个片面的经验主义者，他力图从旧的接触说中救出一切可以救出来的东西。”[2](P464)。尽管维德曼不得不承认，接触说“对于解释电流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既没有由欧姆在理论上，也没有由费希纳在实验上加以证明。……它唯一还能依靠的所谓基本实验，永远只能够提供一些在数量方面不可靠的结果”，但是维德曼却仍然要求人们“承认电运动总是由接触引起的——即使只是金属的接触！”[2](P464)

恩格斯在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维德曼对电池产生电流的解释之后指出，“当读到上面所引的维德曼对电流产生的解释的时候，会感觉到摆在面前的是和大约四十年前正统的和半正统的神学家用来对付施特劳斯、维耳克、布鲁诺·鲍威尔等从语文学、历史学方面对《圣经》所作的批判的辩护词一样的东西。在两种情况下所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也必然是相同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是要从思维科学的攻击下挽救旧的传统。那顶多也不过允许自己用数学计算的形式来思维的地道的经验论，却自以为自己所运用的纯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运用的主要都是些因袭的观念，都是其前辈的思维的大部分已过时的产品，如阳电和阴电、电的分离力、接触说。这些东西成为经验论的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在这些计算中，由于数学公式的严密性，很容易使人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诸如此类的经验论对同时代的思想成果是如此地怀疑，而对其前辈的思想成果又是如此地盲目信任。甚至用实验确定了的事实，在经验论那里也渐渐和这些事实的相应的传统解释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在解释最简单的电现象时，也用了偷运来的例如两种电的理论来加以歪曲；这种经验论已经不再可能正确地描写事实了，因为在它的描写中，那些传统的解释也一块混进去了。一句话，在电学这个领域里，我们碰到了和在神学的领域里所碰到的同样发达的传统。而因为在这两个领域里，最新研究的成果、在此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或者尚在争论的事实的确定以及必然由此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在打击旧传统，所以这个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必须求助于各色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支吾搪塞，求助于掩盖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而最后却因而堕入矛盾的迷宫中，无法找到任何出路。当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那种以‘接触力’为根据的电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从惟理论上来加以调和的时候，正是这种对于全部陈旧的电的理论的信仰，使得他在这里陷入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2](P476-477)

恩格斯对于维德曼的批判不仅完全适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也适用于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不敢或拒绝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人。这些人不仅同样运用的主要是些因袭的观念和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过时的产品，如效用、理性经济人、比较优势、自由竞争等，而且也求助于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并在好一点的情况下利用数学公式的严密性来使人们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而在坏一点的情况下则连数学公式的严密性也放弃了。同样地，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成果是如此地怀疑，而对马克思的前辈和因循这些前辈的错误观点的一些后辈的思想成果却又是如此地盲目信任为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与文明成果而非要加以借鉴。一些人不仅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而且把错误的传统解释混进去不正确地描写事实，在解释价值时，也用偷运来的效用论来加以歪曲。尽管最新研究的成果，比如微观经济学批判和宏观经济学批判，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事实，都在无情地打击西方经济学，这些人仍然企图用站不住脚的支吾搪塞来掩盖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绝望地试图把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惟理论上来加以调和。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到，“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上面对于维德曼的电流解释的批评是咬文嚼字；即使维德曼起初在表达上有疏忽大意、不精确之处，可是最后他毕竟提出了正确的、合乎能量守恒定律的解释，因此，一切都还是不错的。”[2](P477-478)恩格斯对于这种反驳的举例回答，我们就不摘录了，只提一点，如果有人说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也提出了合乎生产过剩的解释，那只不过说明凯恩斯是第二个维德曼而已。而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

三、结束语

如果说，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道尔顿的发现给整个化学科学创造了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的基础，那么马克思的发现和他的著作就不仅给整个经济科学创造了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了巩固的基础，而且完成了最主要的工作。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3](P567)。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序言中曾有一段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4](P1)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是本着科学精神来进行研究的，并认为自己所创立的理论是科学的，从而也不可能有限制全盘否定错误理论的禁区。至于有人认为，经济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是科学的，不可能遵循严密的逻辑，那只能说明他本人所从事的和理解的经济学是神学，他本人是神甫一样的学者，而并不能说明别人所从事的经济理论研究也不可能是科学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今天还不能、不敢或拒绝根据科学精神来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之中，那么我们就只能“堕入矛盾的迷宫中，无法找到任何出路”。

当然，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不是指在中国西边的国家里的经济学，而是指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直接对立的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说，无论这些学说是在马克思生前提出来的，还是在马克思身后提出来的。

[1]马克思.资本论（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