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学

(1.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谈现代诗学的开端首先要有个标准问题，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说：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从前者而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等著作无疑是现代诗学的源头。从后者而言，又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正如有的研究者提出：“以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标志，表明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他们分别从政治层面、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为中国新诗的发生在诗学观念上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无法回避的伟大起点。”[1]这些观点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现代诗学发生的理论源头，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

但是，各个论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均忽略现代诗学发生最核心、最内在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要素。哲学规定文化的方向(尼采语)。哲学是包括诗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的核心要素，决定文化各个部门的最终趋向，文化各个部门的发生或隐或现均与某种哲学思潮相关，没有哲学之根的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揭示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则现代诗学永远漂浮在时代表层，不能触及宇宙人生的根本。现代诗学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为何称之为“现代”？它不是在语言形式的意义上，不是在现代生活的意义上、也不是现代社会的意义上与传统不同，而是由于现代哲学与传统的不同。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基于“天人合一”基础上的自然哲学。这一哲学的最高概念是“道”或“天”。“道”是宇宙的本源，“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一规律也为宇宙万物所遵守，万物皆遵循自然本性，人也应当与“道”或“天”的规律保持一致才能获得幸福和心灵的安宁，这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论。但中国哲学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对宇宙本体的论述极为简单，而重在人如何遵循“道”或“天”的规律以获得人间幸福。因而，中国哲学虽不缺乏宇宙论，但中国人实际上并不关心宇宙论，而主要着眼于人间幸福的创构或追求心灵和谐。与这一哲学状况相一致，中国诗歌内容主要在人事表达，举凡民生疾苦、人生感怀、人际往来、咏史怀古等题材占据了中国诗歌史的主要部分，即使是最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山水田园诗这一部分，其宇宙论的色彩也极为有限，人间幸福而不是真理也是这一部分诗歌主要关心的问题。中国古典诗人中没有一个人是以宇宙真理的表现为诗歌的主要内容(即使像《天问》这样具有一定超越色彩的作品也还只是停留在神话和传说阶段，甚至只是追问社会历史问题)，没有一个诗人以宇宙真理的追求为生活的目的，没有一个诗人纯以严格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人间生活和社会伦理是几乎每一个诗人的主要描写对象。

但是，自近现代以来，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随着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革新，现代诗学的核心——哲学思想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20世纪富有思想革新锐气的中国诗人那里，诗歌的哲学思想不再表现为传统的“天人合一”模式，诗歌不再以表现人间幸福或追求心灵的和谐为写作理想。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表现形而上的境界，追求宇宙真理成为诗歌理想。这些理想范型正是西方哲学的范畴，是国人深入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觉悟。

我们很容易勾勒出新诗史上的这一脉形而上写作倾向。五四诗坛上，郭沫若服膺惠特曼、泰戈尔等人的泛神论，歌颂宇宙中那种遍在的“一”和动荡不息的宇宙创造精神；冰心雅好泰戈尔的哲学，以为“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2]，这使他们的诗歌带有一定的超验色彩，尽管这种超验性还处在草创期的肤浅阶段。但这种肤浅在随后的《野草》里得到有效克服。《野草》中的《墓碣文》、《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希望》、《题辞》等篇，生存悖论触目可见，虚无主义兀立其中，而在这种困境中诗人意志弥坚，拷问不绝，充分展现了作者对形而上精神开掘的深度，这是鲁迅受尼采、克尔凯郭尔等西方哲学家影响的表现。

30年代的象征派继续传送了新诗形而上思想的脉息。40年代初，新诗的形而上理想在冯至和穆旦等诗人那里第一次结出了它的硕果。冯至的诗有对世界死亡和蜕变关系的哲学思考和对宇宙万物泛神论式的存在观照。冯至希望他的诗“像一面风旗”，能“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显示了他对抽象精神的良好觉悟。与冯至宁静的沉思不同，穆旦的精神则显示了丰富的张力和紧张的痛苦，他精神上形而上的冲动异常强烈，在那些表现现实的诗篇之间，不时有非常纯粹的形而上精神喷出地表。《诗八首》极力从可感的爱情活动中暗示不可感知的绝对精神，通过最丰富的爱情的幻变暗示绝对精神的不变。穆旦、冯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诗有了真正的形而上精神，他们的诗歌显示他们对终极问题产生兴趣。新诗的形而上精神至此初具规模。

但是，现代诗人无一不面临严酷的现实和生存危机，这使得他们不能进行纯粹的形而上沉思。《野草》、《十四行集》和穆旦的诗集中不全是形而上的诗篇，即使在那些比较纯粹的形而上诗篇里，也无不渗透苦涩的现实性因素，它们是“现实的与哲学的”[3]。“常想飞出天外，却为地面拉紧”[4]并不仅仅是穆旦的感受，也是现代有形而上写作倾向的诗人的共同精神处境，纯粹的形而上写作对于他们是奢望的。

这种奢望直到80年代才变成现实：那时，人们享受了难得的精神解放空气，而生存危机的压迫也亦解除，这使得一批诗人精神单向突进，心无旁骛，直入形而上世界，他们的代表者是顾城和海子。顾城的诗歌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死亡，他整个的创作几乎与之相关：“我喜欢童话的另一个原因，跟那种空虚的压迫是有关系的，我的自性由于恐惧而收缩，由于童话而解放。”“哲学也是在不断受挫受伤而产生的不失本性的一个解。”[5]对死亡的精神突围带给顾城深刻的精神觉悟，这导致他的诗歌少有的纯粹和明净美。如果顾城是由生死困境深入精神底层，那么海子则飞向天空，追问不可捉摸的实体：“诗，说到底，就是寻找对实体的接触。”[6]并由母性实体走向父性太阳王。在顾城海子的这种上天入地式的精神寻找中，我们已经几乎看不到人间烟火气息，纯粹精神来到五千年充满人间情味的华夏大地上。当然，新诗至此还没有为自己建立一套成熟的哲学，朦胧诗过后，新诗的哲学精神迅速淡去。

新诗的形而上精神从这种回顾中可见一斑。是谁打出了这种诗学理想的第一面旗帜？

他是王国维。在风云激荡的近代历史上，王国维几乎是一个独异的存在。他不关心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民族命运问题，却对人生产生迷惑，认为人在宇宙当中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他由此深入思考，向西哲求取答案，系统研读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著作，觉悟到哲学的核心问题：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即英文词Metaphysic，它是由词physic(存在物、自然、物理等)和前缀Meta-(在……之后，在……之上，在……之外，“超越……”)这两部分构成，指对现存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觉悟和探究。形而上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超越性，是对实在世界的超越，对感官无能为力的世界的觉悟。西方纯粹的形而上学家所体悟的彼岸世界实际上与现世世界存在严重的断裂感，理性不可捉摸。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和理性色彩趋向各异。王国维对人生问题产生迷惑后，从西哲那儿觉悟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可疑的精神世界。他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对人类的重要性，意识到这个问题超越时代、历史、和社会之上的意义。他由此得出结论：哲学的目的就是求真理，这个真理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艺术(包括诗歌)的目的与哲学一样，也是求真理，只是手段不同：“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7]这就与中国传统诗歌“诗言志”、“诗缘情”的人间表达区分开来。这样，王国维就在严格的哲学知识论话语基础上确立了现代诗学的精神形态，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最深刻的根本性的标志。

从哲学上为中国现代诗学寻找一个根本性的依据，这个工作王国维做得最早、最好。比王国维稍早一些的“诗界革命”中，梁启超提出诗歌创作的“新意境”要以西方的“精神思想”为目标，这对中国现代诗学是有转型意义的。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即使是梁启超称赞的黄遵宪的《今离别》、《吴太夫人寿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也只是在语句层面别开生面，还没有涉及到精神思想。这一点梁启超本人也是知道的：“然以上所举诸家(按：指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8]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于王国维的鲁迅早期的美学著作《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涉及到现代诗学转型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受到李震先生的关注，认为它是在“世界文学背景和本土文化语境”、“人类文明视野与文化批判意识”、“西方近现代哲学高度与理性精神”[9]164-166上来谈论中国诗学问题，并展开对传统诗学批判和开启现代诗学。这决定了其在中国诗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意义，它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9]164，“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10]

李震先生的一系列发现是富有启示的，结论却值得商榷。

首先，李震先生认为的标志《摩罗诗力说》为现代诗学转型的标志的几个原因在王国维的诗学著作中几乎都存在。王国维依据他的形而上诗学理想批判中国没有纯学术，传统哲学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传统诗歌在人事表达，这些正是立足于本土文化语境来谈论诗学问题；而在对传统哲学和诗学的批判中又表现了他的文化批判意识。王国维的形而上诗学理想来自于西方哲学，涉及人类面临宇宙的根本性思考，其人类文明视野不可谓不开阔。除了哲学研究，王国维还深入研究了欧洲多位诗人和文学家，如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拜伦、托尔斯泰、黑贝尔、斯蒂文森等，关注其形而上思想[7]369-450，可见王国维关于诗歌的形而上理想不只是有哲学依据，也有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至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高度与理性精神更是王国维诗学的典型特点。总之，李震先生所据以认为《摩罗诗力说》为中国诗学现代转型标志的几点原因几乎都存在于王国维的诗学论著中，虽与鲁迅倾向有别，系统各异，但均立足于现代文化大背景的转型立场是无疑的，为何“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赋予鲁迅而不是王国维？何况，王国维的诗学著作还早于鲁迅几年完成：王国维重要的诗学著作《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作于1905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发表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河南》杂志。

再者，《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摩罗诗力说》基本指向是现实功利，即呼唤“精神界战士”，最终实现“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目的[11]。鲁迅并没有在这篇文献里明确指出哲学的最高价值问题，他引用尼采等人主要是把他“作为诗人或者文学家来介绍的”[12]，这相对于王国维严格的哲学知识论立场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使得《摩罗诗力说》在现代诗学起点的核心意义(哲学)上并不突出。倒是李震先生没有注意到，鲁迅先生其实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献《破恶声论》中，明确提出了形而上学问题：“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13]23这一思想是光辉的，在现代文化转型的意义上与王国维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然而，可惜的是，鲁迅先生没有把这一思想向诗歌领域发展，没有进而指出诗歌的形而上理想。这样看来，舍弃现代诗学转型的最核心因素——哲学，把“现代诗学转型的开端与标志”归功于鲁迅是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1] 许 霆.百年中国现代诗学起点论[J]．文艺理论研究,2011，(5).

[2] 冰 心.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M]∥冰心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56.

[3]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 穆 旦.穆旦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17.

[5] 顾 城.顾城文选·卷一[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310.

[6] 海 子.寻找对实体的接触[M]∥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017.

[7]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M]．姚淦铭 王 燕，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8]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M]∥饮冰室文集点校．吴 松.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827.

[9] 李 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3).

[10]李 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现代诗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4).

[11]鲁 迅.摩罗诗力说[M]∥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7.

[12]汪 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

[13]鲁 迅.破恶声论[M]∥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