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衡

(周口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南 周口 466000)

试论霍桑的“灰色”人性观

马 衡

(周口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南 周口 466000)

霍桑自幼生活在一个清教徒家庭并深受清教徒意识的影响，他也浸润于十九世纪美国流行的超验主义思想之中，然而他总是在亲近中保持距离。正是他对清教主义和超验主义人性观批判接受的态度，形成自己独特的“灰色”人性观，即从善到恶，人的心灵分为很多层，不存在绝对的善恶极端。他的宗教观，道德观以及人性观统一于诗性言说中。

霍桑 ；“灰色”人性观；道德寓意；诗性言说

作为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代表之一，霍桑一生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的真相”，[1]他的小说取材于新英格兰属加尔文教派的祖先生活的道德观，属于带有道德教诲的寓意小说。他以新英格兰早期殖民者的清教信仰为背景，围绕善与恶、灵与肉、精神与物质、沉沦与拯救等基本人性范畴，深入开掘，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心理罗曼史”，[1]由此，有人称他为“新英格兰的道德历史学家”。他感情真挚，热情讴歌新英格兰的山水风物，对早期清教祖先身上“典型的新英格兰精神”赞叹不已，并称“他们刚强的禀性与我的性格水乳交融”，[2]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始终保持着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素材的一定距离，以怀疑的批判的态度审视本民族的历史，以致成为一个温和的叛逆者。正如，他与同时代的超验主义的关系一样，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维持着与爱默生、梭罗等人的亲切友谊，甚至参与他们的实践活动，而另一方面又讥讽爱默生的追随者，说他们“模样古怪、衣着奇特，举动离奇，乏味透顶”。他既不置身其中，又不置身其外，只是一个采取中立立场的旁观者，难怪有人会说他“是个充满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人物”。[3]

一 白与黑：清教主义与超验主义的接纳与拒斥

探寻霍桑的思想渊源，从历史的维度来看，霍桑文化身份的确立离不开加尔文派的清教家庭背景和在新英格兰清教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的家乡塞勒姆，“他的塞勒姆之根拔除不了”。[2]霍桑来自一个具有浓厚清教渊源的家族，祖上几代人都是虔诚的信徒，并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中，担任要职。在《海关》中，他这样描述“第一世祖先是名门望族中一位灰朦、高大的人物”，并说“此地(塞勒姆)之所以成为我的长居地，主要缘由看来不在我，而在这位先祖。”他的这位祖先“庄重严峻、亦文亦武、形象高大”，言辞间充满敬慕之情。其实，霍桑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这样的艺术形象，他们是第一代清教徒高尚品格的卓越代表，勇敢坚毅，为了自由和民主，反抗暴政，无所畏惧，如《白发勇士》中的皇家总督的一次镇压由于一位神秘老者的出现而失败，而这位老者竟是英国清教徒革命中参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法官之一，并在结尾处告知读者，这是“新英格兰精神遗传的典型”。《恩迪克特与红十字》中恩迪克特割下塞勒姆民兵打的英国国旗上的红十字的举动，更是“新英格兰精神”的戏剧性表现。这些形象集中代表了新英格兰早期移民身上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积极开拓的先驱特征。“49年来，霍桑和新英格兰的生活水乳交融，没有哪位作家与其故土的水乳交融，来的比他更充满深情，更完整无缺。”[2]

然而，他却在自己的名字中加上一个字母以示与家族历史的某种反抗。正如他的祖先“集所有清教徒的优缺点于一身”一样，这些罗曼史中的主人公身上除了让霍桑崇敬的卓越品质之外，他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了这些清教典范对那些对“自由”持不同见解的异教派信徒的态度上，霍桑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幅难以令人容忍的残酷迫害异教徒的景象，遭到怀疑的天主教徒被带上颈手枷，敢于出言顶撞教会元老的妇人被迫在舌头上夹上一根劈开的小棍，对爱情符合天性的追求被推上审判台遭受公开羞辱，如果这只是作者对清教徒对宗教的爱侵犯自然之爱的不满的话，在《温顺男孩》中，他愤怒的矛头直指清教教义，社会都是迫害者，父母被迫害致死的异教孤儿饥寒交迫的昏死父母坟前，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为了收养他，在社会的压力下家破人亡，男孩在遭受同龄人的恶意戏弄后，贫病交加，痛苦死去。霍桑毫不留情的批判了过分严厉的清教教规。

霍桑是清教徒的孩子，他的祖先属于教友派，从小长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塞勒姆，再加上家族遗留的宗教遗产，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形成清教主义的道德观。加尔文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彻底堕落”，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也即是性恶论，人先天的罪性决定了人性中的黑色成分，加尔文神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其恩典理论,即“预定论”(predestination)。他在其不朽巨著《基督教原理》中写道:“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上每个人所要成就的。人们被创造的命运并非相同。一些人被前定获得永恒的生命,另一些人则是永恒的惩罚。因此,每个人都是为了非此即彼的两个目的而创造的。我们说,他或是被预定了生,或是被预定了死。”这种极端思维方式使得罪获得本体论的地位，具有决定人性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戏剧化为“黑色人性论”， 正如有学者指出“清教徒不能区别从善到恶之间的许多层次，而是相信极端的走向，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不能妥协而接受相异的事物”，[4]并以此为基础，导致信仰霸权，产生不近情理的教义和违背常理的教规。霍桑清楚的意识到了问题所在，霍桑认为清教徒对世界本原的困扰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上帝/撒旦，善/恶，信念/罪行，天使/恶魔，可宽恕的罪/不可宽恕的罪，他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就是他一方面接受加尔文主义中关于“原罪”“内在堕落”的思想，同时又拒斥教义中那些过分严厉的部分，反对狂热的宗教迷信，倡导一种“理性的虔诚”，认为清教主义只有在宽容、仁慈和遵循常理方面做出巨大的变革才为人所赞成。《温顺男孩》典型的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他既反对双手沾满鲜血的清教徒迫害狂，又反对放纵自己、抛家弃子的贵格派狂热者。作者心中完美形象的代表是多萝西·皮尔逊，她宽厚仁慈，和善友爱，富有同情心。

在时间的纵向维度我们面对的是他的人性观的历史渊源，在横向维度我们要面对的则是与作者同时的文化语境，19世纪的美国经济正在振兴，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追求着新的精神价值。美国思想界急于摆脱欧洲的影响，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价值根基，确立新英格兰独立的思想体系，在这种民族自尊心的推动下，超验主义应运而生。超验主义以唯理教为思想渊源，以新柏拉图主义为哲学基础，并从东方神秘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超验主义关于人的看法是积极乐观，充满希望的。关于人的本质，他们认为人是一种不断进步的精神生物，生灵的意念是人的头脑中反映出来的，可以说人创造了生灵，因而，人是神圣的。在这个意义上，超验主义相信人，对人性充满信心，人是享有“白色”的圣洁的。关于人与上帝的关系，超验主义者推崇精神万能，倡导个性自由，认为人可以通过直觉感受“超灵”。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爱默生深信人就是一切，世界为人而存在，人的发展潜力无限，只要积极向上、自尊、自爱、自助、自立、潜心修养、完善精神，就能够成为完人。很显然，超验主义思想对正统的加尔文教宿命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长久束缚于清教思想的美国人的精神松了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由，主体意识高涨，浓烈的乐观主义思潮弥漫在整个美国。对此，霍桑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与一般人的欢欣鼓舞不同，他一直忧心忡忡。他的清教思想告诉他，这种主张忽视了人性中恶的成分，忽视了人类社会和个人心中善与恶的殊死较量，德行的胜利，美好的生活绝非唾手可得，人心是战场，善与恶在这里交锋，而战争，从来就不是圭多笔下衣冠楚楚的大天使所感觉的那种易如反掌之事。在《通天铁路》中，作者让那些认为可以通过铁路不费吹灰之力到达天堂的人们堕入深渊，一劳永逸的捷径被证明是通向地狱的不归之路。他认为通往天堂的每一条捷径都是子虚乌有的；不管是机械发明，还是哲学体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铺就通往完美的平坦大道。因为霍桑认为，人类的命运，就是没有掺进那些可见的黑色或灰色的成分，看上去也是凶多吉少的。

霍桑在探索人类心灵丰富的道德嬗变过程中，用他清新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从洁白无暇到黑色堕落之间微妙的灰色地带。他既不认为清教对人性“罪恶”的绝对“黑色化”，又不赞成超验主义关于神圣人性的盲目“白色化”，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

二 善与恶统一于道德寓意的诗性言说

荣格在谈到创作时曾区分了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和作为个人的艺术家，前者指的是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想象；后者则是指艺术家在其作品中的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他所创造的艺术，他所创造的世界。两者很可能存在某种差距，这种区分突出了艺术家的二重性和艺术家在现代生活中人格的分裂。这种分裂在霍桑身上显而易见，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是一个清教徒，却以清教徒的比较严格的宗教观点看待生活，在作品中融入大量的说教，以致被人认为是“道德说教家”；然而在“想象的国度”里，他又具有发明、创造、想象、创新的精神，人文关怀气息贯穿始终。霍桑的双重身份似乎决定了他的双重人格，他一定经过一番挣扎：一方面既要保持自己精神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要竭力适应生活。诗人霍桑与道德家霍桑如何求得统一呢？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审美的，科学的，宗教的。作为个人的艺术家，霍桑是个道德家，以宗教的方式感知世界，认为“罪恶”具有先在性，深信人生而有罪，每个人都难以摆脱祖先亚当和夏娃的过失。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他是个诗人，以审美的态度认识世界，认为“罪恶”仅仅只是教育人类的一部分，通过它，人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到更加崇高和纯洁的境界。在霍桑的作品里，男女主人公身上的“罪恶”往往被归结为人性弱点，从伦理道德的方面去探讨犯罪的原因，并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寻求精神复活。所以在霍桑看来，尽管人人都有罪，人人却都必须负罪行善，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求得精神道德上的新生。[5]霍桑并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善与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是因为亚当堕落了，我们才有希望最终飞升到比伊甸园还要美妙的天堂？”诗人情怀助长了作家的人文关怀精神，避免道德家霍桑沦落成为不可救药的说教家。他的作品的审美意义拯救了道德意义。这两个世界在艺术创作中实现了最佳调整，宗教性的认知内容以审美的方式展现出来，道德家霍桑在现实生活中竭力要表达的说教通过艺术创作升华为诗人霍桑在想象世界津津乐道的人性主题。霍桑终于为自己的道德意义找到了诗性表达的方式，道德家霍桑最终成就了诗人霍桑。

霍桑关注人类命运，对在“罪”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心灵充满同情，正如牧师在其葬礼上的致词说：霍桑对待生活的阴暗面，比其他任何作家都要来得公正，像耶稣一样，他同情人类的苦难，是“罪者的朋友”，他“背负着人类的罪恶遗产，但并不憎恶这一遗产。”[6]他相信人性的丰富内涵和道德嬗变的积极倾向。霍桑对人性的探讨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处在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的我们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1]霍桑.霍桑小说全集[M].胡允桓,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3.

[2]兰德尔·斯图尔特.霍桑传[M].赵庆庆,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22-146.

[3]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朱通伯,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336.

[4]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11.

[5]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76.

[6]罗伯特·E·斯皮勒.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M].王长荣,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223.

ClassNo.:I712.074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Hawthorne’sGrayViewofHumanNature

Ma Heng

Nathaniel Hawthornewas brought up in a typical Puritan family and was soaked in the Transcendentalism. But he kept a distance from the two ideas. Because of his complicated and contradictory religious views, Hawthorne formed his unique gray view of human nature. There were many levels in the human mind from good to evil. There was not absolute extremes of good or evil. His religious , moral philosophy and human nature idea were united in the poetic expression.

Nathaniel Hawthornewas;gray view of human nature; moralimplication;poetic expression

马衡，硕士，讲师，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1672-6758(2012)06-0118-2

I71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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