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引霞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市民词与士林词的艺术探微
——以柳永词、苏轼词为例

赵引霞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柳永与苏轼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立场，在宋型文化的普遍意义上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俗与雅，市民与士林，边缘与正统。然而同处于宋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他们的词既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载体，也注定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却也正是因它们之间的不同而存在。

社会阶层;柳永词;苏轼词;题材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在其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阐述文学与社会之关系时涉及作家的社会出生、经济地位、社会立场、声誉名望的变化及其在经济上对读者的依赖等问题。柳永与苏轼从上述因素考略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固有的社会阶层、依赖统治阶级的程度、维持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有他们的社会立场及主导思想等角度去探究其相同或相近题材的词的不同艺术旨归，可较准确的把握作品艺术思想。

柳永的主要活动时期是宋代较承平的仁宗朝，其时的东京已是“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1］的都市。他在及第前，曾将已有的儒家礼仪与理想抛之脑后，沉沦数年，一度靠为歌妓们写词填曲而生;纠结中终于进士及第，可任职的又都是些寒酸的小官。所以他始终未完全意义上入得上层士林的圈子。活动于宋代中期的苏轼，虽然当时的宋朝已凸显衰迹，但他本人，少年及第，一举高调跻身士林阶层，经历坎坷宦途后，最终成就了宋型文化下真正的士大夫形象。

一 柳永与苏轼的赠妓或描写歌妓之作

作为柳词主体的“淫冶讴歌之曲”多是描写与他有往来的歌妓。如描写歌妓容貌情态的《木兰花》系列、《迷仙引》(才过笄年)、《两同心》(嫩脸修娥)等。还有一些为歌妓写的悼亡之作，如《秋蕊香引》(留不得)、《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等。柳永流连市井馆阁数年，曾以为歌妓写词填曲为业，据《魏庆之词话》“柳耆卿”条:“柳三变……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2］

柳永是带着自己的情感描写这些歌妓的，从多个侧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妓们的生活和命运。如《秋蕊香引》(留不得)描写感情真挚深厚，充满感伤，令人不忍卒读;《迷仙引》(才过笄年)描绘了一个身在风尘却不甘沉沦的歌妓的典型形象。柳永是市民阶层的代表，他为乐工、歌妓们填词，依赖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而生存，又不受统治阶级赏识，故能从那些底层的歌妓们的角度出发，写出一些有血有肉的歌妓形象。

苏轼与五代以来的其他士大夫一样也有一些赠妓之作。但有两点独特处:一是苏轼的赠妓之词多为友人之姬妾、侍儿作;二是同样写美女，苏轼却别具一种高远之情致。如其赠赵晦之吹笛侍儿的《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开端数句写笛之材质，清新高远，已不同于以往之赠妓词;后以“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霜天晓》”作结，寄兴高远，欲以笛声盖贬谪之苦难。其为王定国歌儿柔奴写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亦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作结，其旷达洒脱的情态充溢其间。苏轼自己的赠妓之词，如《醉落魄﹒闾门留别》、《江城子·别徐州》等，亦写得凄婉、含情，借赠妓表达浓浓的惜别之情，无惯有之绮罗香泽之态。苏轼赠妓之作中有一首《三部乐·情景》，众人皆以为“不脱香艳体……观其暗用莺莺事，明用杜秋娘诗，为朝云作明矣”。［3］但苏轼这种风格的作品并不多，且为自己的姬妾所作，亦是当时之常事。

柳词与苏词中描写歌妓之作在艺术上有很大差别，他们所写的歌妓也不属同一性质:苏轼歌妓词，并没有太多言及歌妓本身，多借赠妓来表达自己的某些高远情愫;而柳永是从歌妓的的角度出发写她们的情感与生活，同时也表达自己与这一群体间的真情。柳永写的歌妓是谋生于公共消遣场所的一种特殊群体，而苏轼多写友人的家姬或自己的姬妾。这种差异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轼属于士林阶层，他是从高处俯视柳永生活的那个环境与其笔下的那一群体的，这与柳永以平视的角度融入她们的生活，甚至依靠她们而生存有很大的不同。而究其根源则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审美角度，所以才有了同一题材下风格面貌迥异的苏词与柳词。

二 柳永颂圣、干谒之词与苏轼赠别、寄远之作

早年的柳永虽曾流连于歌楼妓馆，但他始终不能忘却曾有的经世理想。其《长寿乐》(尤红殢翠)字里行间满溢其年少时狂放自信的性情，以及踌躇满志的人生姿态。他科举落榜后又有《鹤冲天》(黄金榜上)词，表达了科举理想落空后的愤懑与失落。可见，柳永一直在努力摆脱他当时的生存阶层。据考证，早年的柳永作过一批颂圣词，即歌功颂德以期得到皇帝赏识的词作，代表作有《玉楼春》(昭华夜醮连清曙)、《送征衣》(过韶阳)、《永遇乐》(薰风解愠)、《醉蓬莱》(渐亭皋叶下)等。这类词大都写帝都壮丽、皇家熙盛，或地方风物华美、民生安乐，但其真正动机都是希求垂青。如《送征衣》(过韶阳)是为宋仁宗的献寿之作，用词典雅、雍容华贵，无半点柳永以往词作的色彩。但他的颂圣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柳永年近半百终于进士及第，走上宦途。可为了仕途的进取，他又不得不走上干谒的道路，所以他在为官后作了一批干谒词。如《永遇乐》(天阁英游)、《瑞鹧鸪》(吴会风流)、《临江仙》(旌幢拥下天人)等。这类词的内容与风格与前面的颂圣词无多大差别，投献的对象多是一些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有很强的功用性。而颂圣词和干谒词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柳永始终未入得士林的圈子，所以他一直在努力、辗转。

苏轼作有大量赠予亲友的词作，在熙宁七年作的45首词中有近一半是赠别和寄远之作。其中现存有9首词是赠与杭州知州陈述古(襄)的，还有赠柳子玉、苏辙、杨元素等人的词。这些词多是应离别的情景而作，也有些是应心中的某一感发而写，用于寄远。如其赠陈襄的《行香子·丹阳寄述古》及《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两首词结合了一定的环境描写，寄情于物，抒写与友人的情谊。两首词分别以“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和“夜阑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作结，清新洒脱，毫无拟态。早期的苏轼词在题材与思想上与其他的士大夫词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有一种独有的清新的元素已蕴于其中。

柳永的颂圣干谒词与苏轼的赠别寄远词虽不属同一题材，但作者都有写就以望他人欣赏的目的。若从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考略，可知:柳永早年虽没能顺利走上仕途，跻身于主导整个社会的阶层，但他在不断努力，颂圣干谒只是他的方式之一。而苏轼是一举踏上了他早就设想好的政坛舞台的，当他接触到词时，他自然与其他士大夫一样，以词遣兴，唱和赠别，并将这一做法贯穿创作的始终。因此，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与人生经历导致了柳、苏不同的理想追求，也使他们的词自具不同内容与风貌。

三 柳永赋写太平的词和苏轼的农村田园词

黄裳在《书＜乐章集＞后》曾道:“予观柳氏乐章，喜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柳永的这类反映太平时期封建社会的生活和市民阶层精神面貌的词，属柳词中“别有一格”之作。著名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即以大开大阖、直起直落的手笔极尽铺叙，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杭州的繁华、富丽。该词虽是有实用目的投献词，但形容曲尽，不重于阿谀奉承，极富韵味。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该词因描写了杭州的富丽，“……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4］盖是夸张之辞，但也可见柳词魅力。柳永这类描写社会面貌的词还有《迎新春》(嶰管变青律)写北宋都城汴梁元夕夜，侧面反映北宋前期安定、富足的社会现实;《看花回》(玉城金阶舞舜干)亦是写盛世繁华。

苏轼在农村田园词方面具有开创性。苏轼元丰元年(1078)在徐州任，因徐州是年春天大旱，苏轼曾到城东石潭祈雨，后下雨，他又到石潭谢雨，于道上作《浣溪沙》五首。这几首词描绘了一个个寻常的农村生活、劳作的场景，塑造了一些生动的可爱村人形象，充满了农村特有的泥土气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历来被看作是苏轼田园词的代表作。词虽以一个地方“使君”的角度出发，但描写叙述处处体现了作者与民同在，为民着想的思想。苏轼作于熙宁九年(1076)的《望江南》(春已老)及晚年作于儋州的《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等词也是描写农村场景的。

作为与社会生活状态有关题材的作品，赋写太平的词是柳永曾生活在市民中间的证明，苏轼的农村田园词也是其士大夫身份的一种体现。柳永能从他市民的阶层与角度体验社会的太平，并恰切地描绘出那种繁华;苏轼作为地方百姓的父母官，他有责任与义务了解百姓的生活，再加上他处处为百姓的生计着想，故写出自然清新的农村田园词亦是情理之中。这其中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不同的社会立场导致的。

四 柳永的羁旅行役词与苏轼带有归意的词作

柳永词中有一类词向来评价甚高，即其羁旅行役词。如其名作《八声甘州》(对潇潇)一词东坡曾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5］正如叶嘉莹论柳永词的诗:“休将俗俚薄屯田，能写悲秋兴象妍。不减唐人高处在，潇潇暮雨洒江天”。［6］而这种“唐人高处”概指具有审美感受特征的意于言外的艺术形象、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博大的视野和磅礴的气势等特点，似有唐诗所具有的力量与面貌。柳永后虽步上宦途，但因种种的不如意，加之他性格中的易感发的因素，他在多首词中透露出一种羁旅的惆怅，或者写宦途的不如意，或者借悲秋以表达对人生的感慨。如其《凤归云》(向深秋)即是一首羁旅行役、深夜抒怀的词;《雪梅香》(景萧索)、《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等词亦与之相近。

苏轼词中有一部分可视为蕴有“归意”之作。苏轼生活的宋代中期，文学思想已步入成熟时期，“成熟时期的思想往往带有集大成的自觉意识。就学问而言，所谓集大成表现为儒、道、佛以至百家杂说的融会贯通，各种思想和知识的取精用宏。”［7］苏轼很早就接触以儒家为主而辅以其他的百家杂说，并且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苏轼的部分词作即有一些独特风味。一方面表现在他推崇隐逸诗人陶渊明，将其《归去来兮》改为《哨遍》(为米折腰)一词，其中“我今忘我兼忘世”非陶诗中语，盖苏轼自抒。还有《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中更有“只渊明。是前身。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的假想。另一方面，他有许多词作似蕴有“归”的情绪。早期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似已隐秘反映了其内心关于仕与隐的矛盾“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后来在贬谪黄州期间及其后，这种归意渐浓，《哨遍》与《江神子》都作于此时，又有《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词。苏轼在刚踏上仕途就与其弟相约晚年能从仕途及时抽身，但早期儒家思想是其主导思想，且一踏上宦途便身不由己。随着其思想的不断丰富与成熟，加之仕途坎坷不断，在一定情境中，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退居深处，归意情绪渐浓、渐显。但终其一生，苏轼在宦途辗转而无法抽身，这大概也是封建社会中士大夫的无奈之一。

柳永艰难宦途中的羁旅行役词似也有一种“归”的意味，但这种“归”是其单一思想导致的，表现为对为官现实的不满，希望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苏轼是正统的、饱含儒家情怀的士大夫，他的“归”源于复杂的思想深处，他一直在隐藏这种想法，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中显现，会暂时强于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但最终他只是借“归意”词来释放自己，表达自己的无奈。所以，是不同的主导思想导致了他们的“归”各具意味。

诚然，柳词与苏词有诸多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可能源于多种因素。而当我们将这些不同点置于一定的角度观照时，我们可以在把握这些不同点的同时，更深切地探究这些不同点产生的根源，这样更有助于理解其艺术性与思想性。张舜民《画墁录》卷一所记“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祗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綵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8］这里晏殊要强调的不是他们的词在风格上的差别，而是他们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文化立场中，不可同日而语，柳永与苏轼的差别恐也正在于此。

［1］［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6:1.

［2］唐圭璋.词话丛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6:208.

［3］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94.

［4］唐圭璋.宋词纪事［G］.北京:中华书局，2005:16.

［5］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94:127.

［6］叶嘉莹，缪钺.灵谿词说［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9.

［7］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77.

［8］唐圭璋.宋词纪事［G］.北京:中华书局，2005:14.

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Between School of Scholarly Circles and School of Civic Circles

Zhao Yinxia

The two different artistic styles of poetry represented by Liuyong and Sushi who are both famous poets in Song Dynasty in China marks two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namely sacred and profane style in poetry writing.The different styles of poetry is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writers lived.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poems written by Liuyong and Sushi reflec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arrier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by which the carrier of the culture borne.

social stratum;LiuYong;Sushi;theme civic

I206.2

A

1672－6758( 2012) 06－0102－2

赵引霞，在读硕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Class No.:I206.2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