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怡舟 贺拥辉

（1.湖南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湖南 永州 425100；2.东华大学 机械学院，上海201620）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大兴“肃反”历史根源分析
——以湘鄂西苏区连续出现的四次大“肃反”为例

邓怡舟1贺拥辉2

（1.湖南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湖南 永州 425100；2.东华大学 机械学院，上海201620）

土地革命时期，处于白色恐怖中的苏区都大兴“肃反”，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诬杀了大批忠诚党和革命的党政干部和红军将士，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惨痛的损失。文章通过湘鄂西苏区四次大“肃反”这一典型的个案，分析和论述苏区大兴“肃反”共同的历史根源，以期对当今的党建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苏区；“肃反”；湘鄂西苏区；四次大“肃反”；历史根源

湘鄂西苏区是贺龙、周逸群等人领导的红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创建的。苏区以洪湖为中心，在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是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然而，从1932年5月至1934年夏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和夏曦连续开展的四次大“肃反”，湘鄂西苏区渡过了极其悲壮的岁月。

一 夏曦被王明派往湘鄂西苏区

夏曦（1901-1936），湖南益阳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曾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参加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与毛泽东一道参加过“驱张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并被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一起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他的革命道路辉煌，参加过南昌起义，先后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3省的省委书记，还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湘鄂西苏区，贯彻王明“左”倾路线。

1931年3月，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书记。后又成立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自任主席。从此，他成为湘鄂西苏区负责人。他主持工作后，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组织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在苏区的党和红军中进行所谓“向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6月，中央分局在瞿家湾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并对各地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撤换了大批党政军的领导干部。1932年1月，新的湘鄂西省委的产生，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在湘鄂西苏区全面贯彻。中央分局和省委把“肃反”政策同党内斗争结合在一起，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派、第三党、取消派”，进行残酷打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苏区连续开展的四次大“肃反”。这四次大“肃反”使红三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无辜错杀者多达7000多人。[1]P101在各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为惨重的。

红二、六军团会师整编后，在二军团指挥员们痛心疾首的控诉下，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1934年11月，任弼时代表中央，在永顺县主持召开两个军团的团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对夏主持中央分局期间，错误地冤杀数千名党员干部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和清理。1935年1月，红军打下大庸后，任弼时再次代表党中央在丁家溶村主持召开大会，撤销其分局书记等主要职务，改任省副主席，后来再改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结束了其错误路线。后来夏曦承认自己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危害极大。每当提到湘鄂西苏区“肃反”问题时，他总是沉痛地说：“这是一笔我还不了的账啊！”[2]P45。因此，他力求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1936年2月，长征途中，他主动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趟水，不慎失足，溺水而死。

二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

为保证王明“左”倾路线得到贯彻，夏曦决定开展“肃反”运动。1932年1月，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以夏曦为书记肃反委员会。夏曦任命其亲信姜琦（此人其实是个心狠手辣的国民党特务）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任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夏曦就向中央报告：“改组派在苏区颇为活动”，应以“肃反”作为当前最突出、最紧迫的任务。[2]P35湘鄂西苏区大“肃反”序幕就此拉开，造成党内千古奇冤。

第一次大“肃反”始于1932年5月。4月的一次战斗中，红军抓到一名叫张锡厚的国民党特务。保卫局在审讯时，他供认是“统一国民党”成员，并且说在红军队伍里有他的联系人，准备在苏区进行暴动。于是，夏曦命令湘鄂西政治保卫局逮捕了有关人员。他亲自审问，采用严刑逼供的错误方式，使一些无辜受冤者乱说一气。夏曦根据这些所谓的“口供”，继续逮捕其他人员，层层株连，因牵扯被抓的人越来越多，“肃反”也逐步升级，整个苏区在几个月内被捕杀的达数千人。据夏曦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中指出，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杀的达千余人。其中有湘鄂西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省军委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等等，他们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的创建人和领导骨干。[3]P335他们的遇害是湘鄂西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

第二次大反“肃反”，从1932年8月下旬开始到1933年1月结束。这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因此又称“火线肃反”。第一次“肃反”之后，夏曦曾向中央报告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改组派”等反革命组织已全部破获。中央在接到报告后，专门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出了一份关于肃反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中央分局肃反的同时，又批评其“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2]P37。由于“左”倾中央支持和肯定，夏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

这次大“肃反”是从捕杀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开始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三军将士。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政治保卫局把那些受审的同志集中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这次肃反实际上把政治机关干部几乎全部杀光了，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当红军撤离洪湖苏区时，夏又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1P102

第三次大“肃反”，从1933年1月开始到5月结束。这次肃反是从逮捕段德昌开始的。在恢复湘鄂西苏区过程中，夏曦认为党组织已完全被“改组派”所利用，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1933年初，夏曦作出解散党团组织，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另组由夏曦操纵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夏曦不顾贺龙等人的坚决反对，提出要在党政军内进行更深入、更彻底的“肃反”。为此，夏亲自起草了一份《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清洗条例》，要求在地方和军队中实行。

这次肃反中，夏曦下令逮捕了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段德昌、王炳南和陈协平，他们三人都是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重要创建者。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此时的夏曦满脑子想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久，就残酷地将他们杀害。其中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姜琦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延续其死亡痛苦，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陈协平十指都被打折，当场被石头砸死。这次肃反株连广泛，数千红军将士被捕被杀。夏曾命令将抓捕的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分为十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此次清洗，红三军和地方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卢冬生因是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属于“半个党员”[2]P42。

第四次大“肃反”，1933年6月初开始，直至1934年夏结束。这次“肃反”首先从诬杀红九师政委宋盘铭和红七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开始的。夏曦杀害他们的理由是这三人反对“解散党团组织”和“进行清党”。段德昌被杀后，他们三人继续同夏曦的“左”倾错误政策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抵制“清党”。他们的这些言行均被夏视为反对中央分局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被夏作为“改组派”而惨遭杀害。随即展开了第四次大“肃反”。

这次大“肃反”一共逮捕172人。“肃反”开始后的几天之内就抓了70多人，没两天就处死了41人，再过了一两天，又杀害了28人。其中有27团团长杨云生、25团团长周大本、红3军政治部政务科长谷万春。由此可见，实际上被捕杀的人数远远大于此数。当时，对被捕人员和“嫌疑犯”的处理，除了大批杀害外，还采取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种办法。留用人员被编成两种连队。一种是“改组派连”，一种是“主席连”（被捕人员由地方党政干部组成，因为其中不少人担任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无论是“改组派”连还是“主席连”，行军时，让他们“改造”；打仗时，让他们冲在最前头，接受“考验”。那些被开除军籍的人员最终被赶出苏区。[1]P95

三 湘鄂西苏区四次大“肃反”造成的恶果

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苏区连续开展了四次大“肃反”，杀害了苏区绝大部分党政军领导干部，整掉了党的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严重削弱了红三军的战斗力，给苏区和红军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被诬杀

夏曦把正常的党内斗争无端地升级为肃反，在大“肃反”中杀人如麻，登峰造极，丝毫不讲法制原则。在斗争中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采取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邪恶手段，不惜造成滥捕滥杀。夏曦的亲信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4]P1183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

湘鄂西苏区是“肃反”最残酷的革命根据地。夏曦先后发动的四次大“肃反”，沉重的打击了湘鄂西的党组织，特别是红三军几乎到了覆灭的边缘。这四次大“肃反”杀害了苏区绝大部分党政军干部，使3万多人的红三军锐减到3000人。[2]P44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忠诚革命的优秀干部和红军将士被冤杀，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切，造成苏区军民人心惶惶，对斗争毫无热情。这也是导致后来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和苏区全部丢失的重要原因。

（二）造成了苏区人人自危的心理

夏曦在大“肃反”中定了各种名目抓人。如：几个人一起喝茶，就说是“喝茶会”；在一起吃东西就是“好吃会”；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会”等等。[1]P103又如：在大“肃反”中，将革命中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或他们指导错误造成的失利，甚至生活作风问题，都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联系起来，把清洗革命团体中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员、处理营私舞弊分子等工作，也纳入了反“改组派”斗争之中，一旦成了“改组派”，就会惨遭杀害，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随着接连不断的大“肃反”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到苏区的每个角落，因而引起党内外一片恐慌。党政干部和红军将士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消极情绪就会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这样的队伍真让人胆颤心寒，想参加的人们都会敬而远之。这一切，严重窒息了人们参加革命的积极主动性，并最终导致了整个苏区处在极其低谷阶段，这也是当时红军队伍发展很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使苏区的党政军各级机关工作大都陷于停顿状态

负责“肃反”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实际上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他们每捉到一批人，便刑讯逼供，然后就以供词作为根据，继续捕捉其他人员。如此步步株连，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人数愈来愈多，几乎遍及整个苏区。主持“肃反”的夏曦以此为依据，认为整个湘鄂西苏区的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改组派”、“第三党”、“AB团”、“国民党”等反革命组织，并向中央报告。在实际工作中，夏全力关注“肃反”，把“肃反”作为中心任务，而把粉碎敌人的进攻、扩大红军和巩固苏区摆在次要位置。

在“肃反”运动中，各级保卫机关不断在各级党政机关和红军中一批一批地逮捕干部、红军将士和人民群众，轻率地给他们戴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帽子。而且自从发现了“反革命组织”在各地的“线索”之后，就反复地动员群众检举有嫌疑的人，号召“反革命组织”成员自首。经过四次大“肃反”，湘鄂西地方县以上、红军中团以上干部差不多被杀光了，有些连队接连杀了十多任连长。这一极端错误的作法使苏区的干部队伍几乎瓦解了，苏区的党政军各级机关工作大都陷于停顿状态。如此“肃反”于党和红军无疑是一场劫难，大大妨碍了对敌斗争，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成为空谈。

四 各个苏区大兴“肃反”的历史根源

肃反主要是肃清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对处于白色恐怖中的苏区生存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大兴“肃反”，且都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如：赣西南苏区肃“AB团”，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肃“改组派”等等，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诬杀了大批党政干部和红军将士，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惨痛的损失。我们通过湘鄂西苏区四次大“肃反”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从中发现苏区大兴“肃反”共同的历史根源。

（一）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路线

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错误路线是导致苏区大兴“肃反”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具体说来，就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这三次错误路线尽管表现形式不同，错误程度上也不一致，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路线的决策者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认识不清，从而制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如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过程中，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王明以“反右倾”为名，撤换了各苏区的大批党政军中的干部，来保证其错误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还派出大批“中央代表”奔赴各苏区“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如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曾洪易被派往闽浙赣苏区……这些“中央代表”所到之处，打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改造苏区党政军”的旗号，全盘否定各地党政军的功绩和经验，把坚持实事求是、抵制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富农路线”、“改组派”、“AB团”等反革命分子，进行肆意批判、打击和迫害。

（二）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武断专行

“肃反”在各苏区愈演愈烈，从表面上看，好象是错误路线执行者的个人品质和作风问题，但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武断专行。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腐朽思想根深蒂固。专制主义思想严重影响着党内的民主生活。如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自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按当时党内规定，他有“最后拍板权”。因此，他下车伊始，就利用手中的“最后拍板权”排除异己，撤换了大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然后，根据中央苏区“富田事变”、鄂豫皖苏区张国焘“肃反”的经验，诬杀了大批党政军中的领导干部，最终形成其家长制、一言堂的作风。我们从他排挤周逸群和贺龙的行为中，可以窥见其家长制作风的一斑。在大“肃反”中，他把大批反对和抵制其“左”倾错误路线的干部诬蔑为“改组派”，乱抓滥杀，致使其个人逐渐凌驾于组织之上。其家长制作风恶性发展，最后竟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肆无忌惮的地位。

（三）惩办主义带来的无情打击

惩办主义是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作风在组织上的极端表现。它不分是非，对凡是违背他们意图的就采取组织手段进行残酷打击和严厉处罚。土地革命时期，这种惩办主义作风泛滥成灾，党内犯有路线错误的领导者，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无一不是利用组织手段加以打击和迫害，施以严加惩办的措施。1927年11月，党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这是党内连续出现“肃反”的前提条件和法律依据。在大“肃反”中，夏曦将革命阵营中的路线策略之争，思想认识问题都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联系起来，把“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这正是党内惩办主义组织手段滥用的表现。夏为了在湘鄂西苏区确立其宗派主义统治，首要任务就是用惩办主义的方法，残酷打击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大“肃反”中，他采用逼、供、信等极端错误方式，把大批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打成“改组派”。对于被打成“改组派”的干部，其遭遇惨绝人寰。潘家辰、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等人的惨死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证。

（四）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导致组织制度的缺陷

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根本组织原则。但是中共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而存在。因此，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深刻地影响到中共党的发展。在组织制度方面，由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党内注重纪律，强调集中，忽视发扬党内民主，更缺乏保证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再加上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致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遭到很大破坏，因而屡次出现党的领导人公然违背和践踏党章的行为。王明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内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作为其推行“国际路线”的主要障碍，并在肃反运动中予以“残酷打击”就是最好的例证。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实行错误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和“肃反”政策就是得到“左”倾中央的肯定和支持的。夏在湘鄂西苏区开展大“肃反”，用对待犯人和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不支持、不拥护他的同志，造成了许多同志被杀害的冤案。这种恶劣行径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文聿.中国“左”祸[M].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2]夏以溶.中国革命史话(第六卷)[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湖南人民革命史[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4]刘秉荣.贺龙全传(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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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2）06-0049-04

2012―01―06

邓怡舟（1968－），男，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

（责任编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