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苓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一、问题的由来

近年来，解构主义翻译观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已有不少相关讨论见诸报章。其中有学者著述涉及到语言模糊性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关联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厘清所探讨问题的脉络，首先需要界定何为“语言模糊性”与解构主义的“不确定性”。所谓“语言模糊性”，国内学界不少学者认为:语言模糊性的最基本特征便是不确定性、多义性和边界模糊性［1］。笔者提出:语言模糊性亦可简明地表述为“词语的所指范围边界的不确定性”［2］。然而，随着对现代语言学的理解逐步深入，笔者也意识到这种界定值得商榷。在索绪尔的符号学中，人们通常认为语言的模糊性存在于一个包含差异的聚合体中。也就是说语言模糊性总是在与某一概念相关的聚合体中呈现出来。而不是作为一个泾渭分明的孤立的、惟一的个体的特性得以表现出来。即所谓“模糊”在语言里总表现为一个聚合体内部的相互对立的成员间外延的模糊。解构主义“不确定性”的概念是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基于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其翻译理论旨在“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无上、惟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分别……”［3］

笔者注意到:在相关讨论中，有学者就“语言模糊性”与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关联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在解构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之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窥见语言模糊性的影子。”而且“解构主义及其翻译理论与模糊语言学在很多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都是针对结构主义和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逻辑(binary contrast)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的反叛理念。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强调语言和文本的不确定性及流变性(instability)，两者都否认概念之间、事物之间存在一清二楚的界限，承认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4］“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主张的‘原文文本及译文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即是语言模糊性的体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的是固定的和现成的意义，其核心是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模糊语言学正好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模糊语言学理论对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是强有力的语言学理论支撑，说明了解构主义极大地体现了语言的实质——语言的模糊性。在整个解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语言的模糊性就像一根无形的纽带，贯穿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语言的模糊性是解构主义及其翻译理论的一个无形的灵魂。”［5］

显然，上述讨论旨在探究解构主义及其不确定论与语言模糊性之间的关联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澄清很多理论问题。但相关讨论涉及理论领域较多，如模糊理论、模糊语言学、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难免将多个理论流派的概念体系交织在一起，尚难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多种概念体系交织在一起而引起的混乱，应将一些主要概念还原到各自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与阐释，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来厘清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与语言模糊性的关联性问题。

二、“语言模糊性”及解构主义不确定论

由于上述讨论中涉猎“模糊理论”创导者Zadeh所诠释的语言模糊性问题，故相关讨论由此展开。

(一)模糊理论关于语言模糊性的阐释

有关语言模糊性的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学界广泛认为:模糊理论创导者、美国学者Zadeh就语言模糊性问题提出的一种基于模糊理论的解释模型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模型。其基本要义如下:

为了描述语言模糊性，Zadeh提出了语言变量和语言值的概念。据此，Zadeh又给出了日常语言的模糊语义的定义:语言变量X的语言值T的模糊语义是论域U中的模糊集合，一般记作M(T)，U中元素的隶属度由表征模糊集合的隶属函数给出。基于上述模型，Zadeh以模糊词“绿光”为例，探讨和阐释了模糊语义的含义。其结论是:颜色词“绿光”就是一个包括了若干波长的光的模糊集合。该集合中间区域是明确的，而边缘地带则是模糊的。其模糊性就表现为概念范畴边缘地带与其他颜色词，如“黄”、“蓝”等词的概念定义域的界面不清晰。这就是Zadeh模糊理论对模糊词“绿色”的模糊语义的界定与阐释，也是学界广泛认同的语言模糊性经典释义范式之一。

(二)哲学、认知科学关于模糊性的解释范式

就语言模糊性而言，除了Zadeh基于模糊理论数理逻辑框架的解释模型以外，还有一种基于哲学与认知科学理论框架的解释模型。著名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分析语言意义时提出了“家族相似论”。依据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论”，美国心理学家Eleanor Rosch提出了认知科学中的重要原理——典型理论。从范畴化的角度来看，该理论主要提出了以下观念:

语词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只有在某一概念类型的聚合体中，才会出现明显差异的成员。其范畴成员在隶属程度差异以及范畴边界具有不明晰的特性。词语的语义范畴常常没有清晰的边界条件，只有在范畴中心处，其语义特征凸显，清晰可辨，所谓典型则由此得来。偏离其所属范畴的中心越远，其模糊性就越高。正是这些范畴之间界面的不清晰，从而才导致了模糊概念或概念的模糊表达。

从上述两种解释模型不难看出，Zadeh以隶属度、隶属函数来描述语言模糊性与典型理论的渐变的隶属关系论是相互印证的。如以“绿光”为例可以得知:模糊词“绿光”的概念范畴中的成员与范畴的关系是渐变的，其语义边界自然不会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不清晰”的。显然，经模糊理论、典型理论阐释与论证的语言模糊性均指一个概念与其他否定命题之间语义边界不清晰。简而言之，就是亦此亦彼性。

(三)解构主义不确定论

前述有关解构主义翻译观讨论中涉及到一个概念——“不确定性”。尽管“不确定性”可以从若干层面加以阐释与探讨，但前述解构主义及其“不确定性”则应从西方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在西方哲学视域中，“确定论”是一种在世界万物中追求秩序、必然、统一等的思维传统。它强调“本质”、“主体”、“同一”等概念的“中心”地位(即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德里达、巴特尔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主张: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前面所说的关于“本质”、“本源”和“同一”的幻想，强调差异、变化、无序。因此，所谓惟一性的永恒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意义总是在不断地生成、延伸，而这种延伸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都是不可把握和规约的。亦即意义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流变状态之中，既无真理性可言，也无法最终定格或获取。诚然，判断与评价上述论点本身正确与否非常复杂，但有以下三点可以确定:

其一，在解构主义的概念体系里，所谓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关于世界本源与终极真理是否存在的形而上的概念。

其二，上述种种可视为解构主义及其不确定论的基本要旨。而所谓解构主义翻译观则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如Derrida所指出的“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可以进行无限的解释，可以随不同的时代的译者而具有不同的意义。”［6］

其三，既然原文意义是非惟一性的，译文就不可能具有惟一性。即原文的译文可以不断生成，但每一种译文当下的含义都是清晰和明确的。只是它们之间各不相同，且谁都不具备统摄他者的地位和影响力。这就是解构主义不确定论及其翻译观的基本要旨。

三、语言模糊性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关联性

此前的讨论中，笔者试图做了一些必要的梳理，将两个核心概念还原到各自所在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与阐释。在此，拟以上述种种讨论为前提，就语言模糊性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核心概念——不确定性、“延异”等之间关联性做比较分析。具体如下:

(一)适用范畴

哲学意义上“不确定性”旨在否定有所谓“同一”、“本质”或终极意义存在，因而作为现代西方哲学重要流派——解构主义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有关世界本源与终极问题的形而上的哲学概念。而语言模糊性只是描述与界定词义的外延适用界面(或称语义边界)“不清晰”这一特征。也就是说，基于模糊理论与典型理论所界定的语言模糊性只是一个形而下的语言学概念。由此可见，这两个概念的适用范畴是完全不同的。

(二)语义边界的界定

前述解构主义翻译观旨在表明:世界是流变的，因而关于它的描述始终处在不断生成新的意义的流变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原文的译本可以有无数个。其不确定性只是表现为不存在任何具有惟一性的恒定意义。但这一特性并未否定:原文的译文可以不断生成，但每一种译文当下的含义都是清晰和明确的。也就是说其语词当下的含义可以用“二值判断”(是与否)加以界定与描述。而语言模糊性则是指语词的语义边界(或称之为概念范畴、事物类属的边界)条件不明确和不清晰。就如Zadeh所指出的:“模糊性所涉及的是从类属到非类属的变化过程的渐定性”［7］。也就是说无法用“二值判断”界定与描述模糊词所指代某事物的语义边界，充其量只能借助于模糊理论描述该事物的类属程度(即某词语语义边界不清晰的样态)，但无法明确界定其类属定位。

(三)方法论的差异

前述讨论中可以得知:从认识论的层面来看，作为语言学概念的“语言模糊性”与作为现代哲学概念的“不确定性”都相去甚远。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考察也是如此。两者的差异在于:Zadeh的模型力求通过隶属函数运算这一数学方法来描述语言模糊性，使某词语语义边界不清晰的样态得以描述。例如，用这种数学模型来量化地描述企鹅的类属状况。该模型表明:与喜鹊、麻雀、燕子等典型的鸟类(隶属度近100%)相比，企鹅属于鸟的隶属度只有70%左右。故企鹅在中外词典中仍被称为“海鸟”或“水鸟”，这一称谓表示了企鹅的类属状况。由此可见，尽管“企鹅”这个词或概念不像喜鹊、麻雀、燕子等典型的鸟类那样，具有一个清晰的语义边界，但通过数学模型——隶属函数表达式来甄别其类属程度，仍可以使“企鹅”这一类模糊词的词义找到确定的表达，即“企鹅”是一种鸟的典型特性占70%、非典型性特性占30%的动物。这种界定具有词典意义，亦是一种确定的表达。就方法论而言，它是用精确方法描述模糊问题。其对一个所谓“模糊”问题的阐释结果往往都是非常确定的，或者说是具有稳定、明确的词典意义。与此相悖，解构主义的不确定论则力求“阻断”这类寻求确定表达与恒定意义的逻辑演绎轨迹:任何恒定不变的“意义”都是不存在的，意义都只是当下的，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的。

(四)关键词的意义与功能

讨论中，有学者还提出:“解构主义尽管从未明确指出作品意义的不确定和可以进行无限的解释的原因是什么，但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德里达创造的一系列术语，如‘延异’(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印迹’(tracing)等概念都是意义不固定，且意义多重的模糊词语。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传达和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评价过程中都贯穿着模糊二字”［5］。显然，上述观念旨在将解构主义的一组关键词——“延异”、“播撒”、“印迹”归并为“模糊词”，进而论证这些关键词渊源于语言模糊性。这一点依然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延异”这个“生造词”与“不确定性”一样，几乎可以视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标志。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个“生造词”的寓义，对于理解德里达的思想脉络甚为重要。对此，德里达有着非常独到的阐释:“延异既非一个词语也非一个概念。……如果延异有一个定义，它正是对无论在何处活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制、中断、毁灭”［8］。为了描述这样一个过程，他还生造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新词，如“播撒”、“印迹”等，其目的都是消解文本的恒定与终极意义。在德里达这里，“延异”这么一个“生造词”并不具备传统语言学中的词和概念的功能与意义。其功能与意义在于:它只是在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一种用于“解构”形而上学确定论的策略和路径，因而不可能是什么所谓“意义不固定，且意义多重的模糊词语”。在德里达的概念体系之中，“延异”、“播撒”、“印迹”等词清晰地描述了所谓文本意义的“不确定”这一观念产生的缘由和机理。这些均与语言模糊性无任何关联。

上述讨论将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还原到各自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与阐释，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来厘清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与语言的模糊性的关联性问题。其结果表明:语言模糊性与解构主义“不确定性”两者大相径庭，因而不存在彼此等同或深度关联的依据与可能性。

［1］赵彦春.语言模糊性与翻译的模糊对等［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10－14.

［2］鲁苓.源流 理据 功用［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74－76.

［3］金兵.论德里达的“确当的翻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2):75－79.

［4］魏颖.语言模糊性和解构主义翻译观［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3):75－77.

［5］蒋跃.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与语言的模糊性［J］.外语教学，2007(2):83－86.

［6］JACQUES Derrida.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62.

［7］陈治安，文旭.模糊语言学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5.

［8］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M］.Trans.Alan Bas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