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永杰，薛延飞

(西安理工大学思政部，陕西西安710048)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和达到的预期效果和积极效应。它集中表现为:人的思想觉悟、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的有效转化。同一切事物运动或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一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笔者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有效性实践的分析，揭示和概括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四个规律，即实践生成规律、多向互动规律、虚实转化规律和规约引导规律。

一、实践生成规律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作为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产生和发展的本体是人的社会实践，其有效性价值也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形成于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理论升华。

严格说来，中国共产党独创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轫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毛泽东针对部队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情况，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为加强党的领导而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开始了强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和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着重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并就有效开展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农村战争环境中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这一关乎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这对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抗日战争和抗日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实践中，党通过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尤其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面深入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确立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治方向;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塑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正是借助这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延安时期出现了邓小平所说的“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2］的可喜局面，取得了“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的革命战争的胜利。

由此可见，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过程，蕴含着一个实践生成规律。这一规律告诉人们，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只有实践才能产生认识的需要，提供人的认识和思想的来源;只有实践才能把人的认识和思想不断推向深入，引向新的境界;只有实践才能检验认识是否正确，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有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遵循这一规律，就必须尊重实践的权威，适应实践的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切实为实践服务，在推动实践成功的进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实践进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探索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领导体制、队伍建设、方式方法更加适应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和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实践，在不断总结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新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更加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多向互动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呈现的也是一幅普遍联系之网，是一幅主体与客体、上级与下级、干部与群众以及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此类群体与别类群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多向互动”图景。

在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有着庞大的专门工作队伍，但并没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绝对划分。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者。一般来说，各级领导干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要传授者，又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要组织者与实施者，还是广大群众与普通干部战士的启发者与引导者，但他们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即使党的领袖人物和领导者，也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因为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他们也必须参加党和军队开展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总是积极学习和总结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和思想智慧，从军队官兵和人民群众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这是他们在领导革命事业的斗争中时常受到的最为深刻的教育。在通常情况下，广大群众与人民军队的普通干部战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但他们在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各种形式的思想交流和思想互动中，也常常发挥着教育者的作用。在延安时期，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开展得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不仅军政干部与广大战士之间、军政干部与军政干部之间、广大战士与广大战士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水乳交融的多向互动结合体，而且他们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通过与政府和人民的“双拥”互动，极大地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党内特别是新老干部之间、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以及不同级别和从事不同类别工作的干部之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达到了团结统一。通过广泛开展“劳模运动”、生产竞赛和文艺运动，陕甘宁边区的工农群众、基层官兵、知识分子、普通工作人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形成了向英雄模范学习与团结奋斗、和谐友爱的社会风尚。

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蕴含了一个“多向互动”规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始终充满着各种类型与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对抗性矛盾，一般来说，无疑需要采用对抗性的办法去解决。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来说，其内部存在的多种多样的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通过多向互动的民主讨论、相互学习与沟通、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办法来化解，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永恒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有效性的基本路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其表现形态更加多样，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遵循多向互动规律从而化解社会矛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采用多向互动的手段、办法和途径也更加先进、更加多样、更加便捷，只要领导有力，引导有方，形成全社会各方面持续发展的多向良性互动，就一定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过程中达到新高度，取得更好的实效性。

三、虚实转化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物质。这一原理运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体现为虚实转化规律。它既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也蕴含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过程中。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解决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服务和保证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在延安时期，从总体上说，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其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直接目的是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则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方面，作为“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紧密结合着作为“实”的武装斗争、生产建设和其他革命工作来进行，推动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其他革命工作的发展，使“虚”转化为“实”;另一方面，作为“实”的武装斗争、生产建设和其他革命工作，也对“虚”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新任务、新课题，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适时调整内容，不断改进方法，改革完善制度，提高教育水平，使“实”转化为“虚”。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过程来看，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联系与转化，也蕴含着虚实转化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着重解决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虚”的思想问题，其效果只有通过“实”的行动才能表现出来，即思想支配行动，行动表征思想。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合理、到位，才会使人们克服消极思想，抵制落后观念，提高思想觉悟，保证实际行动的正确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延安时期，经过整风运动、劳模运动和“双拥”运动，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革命热情、战斗热情、生产热情、工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虚”的思想政治教育显示出难以估量的“实”的物质力量。而实现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革命工作的辉煌成就，又铸就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以思想进步引领实际行动和工作进步，又以实际行动和工作进步促使思想进步，虚实转化，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取得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证明，重视和加强“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就有了理论支撑、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就可以使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而重视和加强“实”的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不断取得“实”的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成功，其思想政治教育就具有直接目的、现实目标、实践意义和工作动力，又可以使无穷的物质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突发事件的多样性，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利益矛盾的多变性，要求“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使其更好地为“实”的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而“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成就，也必将使“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芒。

四、规约引导规律

规约与引导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不同方式。规约是一种强行的规定和约束，是要求规约对象必须执行的刚性样态;引导是一种通过情感、说理、沟通等方式带领引导对象实现目标要求的柔性样态。规约与引导是两种对立的不同形式，但二者又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共同作用于教育对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成功实践，蕴含着一个规约引导规律。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规约性要求十分严格。党内民主集中制制度的坚持，党的组织纪律的执行，政权建设的“三三制”结构，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政规范，其刚性规约不得有任何违反。否则，就要受到“铁的纪律”的严厉处罚。而作为人民军队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则必须坚决拥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坚决遵守人民军队的法规纪律，坚决维护人民军队的团结统一，坚决服从党通过军队下达的一切命令，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何战斗任务。对此，不能有任何含糊、任何松懈、任何动摇，不能打丝毫折扣。即使在面向军民深入开展的“双拥”思想政治工作中，军队方面制定有“拥政爱民公约”，政府和人民方面制定有“拥军公约”，使军民双方都有可遵循的规范约定。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规约实行，决不是在强迫命令下的被动行为，而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和统一革命意志基础上的主观自觉，充分尊重人的思想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但从普遍的意义上说，这种主动性并不能自发地产生，而恰恰需要强有力的积极引导。在延安时期，通过持续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革命纲领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意识教育、遵纪守法教育、阶级教育、形势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等教育引导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遵循党的理论、理想、纲领所指引的正确政治方向，积极主动地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加强团结，践行宗旨，发扬艰苦创业、克己奉公、勇敢牺牲的精神，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证明，规约与引导是辩证统一的。做到规约性要求，既是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结果。遵循规约离不开教育引导，教育引导是为了增强遵循规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更加自由开放，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多样，各种社会思潮快速传播、相互激荡，利益矛盾和冲突随时随处可见。这就要求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治党、治政、治军的力度，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规约性要求，同时，更加善于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导性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规约性要求与引导性要求有机统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更好的效果。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