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丹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唐文治《十三经提纲》初探

彭丹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近人唐文治著《十三经提纲》一书，分经目讲论各经大义。唐文治主性理之学，对经的授受源流及真伪也有所辨正，论经提倡孔门家法，尊重前儒观点。唐文治重视文章，阐述文法所费笔墨亦多。《十三经提纲》意在启发后学，实可以做经学入门之书。

唐文治；十三经；十三经提纲；十三经读本；经学；国学

一 唐文治与经学

民国间唐文治先生担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长三十年，是仅有的真正名符其实的经学与国学教育领袖。唐文治编定《十三经读本》作为无锡国专学生的基本教材，寄寓了以经学为国学主体的理念。唐著《十三经提纲》为该丛书的第一册，同时也是《无锡国专丛书》之一，是民国时期较早对《十三经》作出整体概说的指南性著作。其书以精练之笔，概括地指出读经可以得益的若干要领，在浩如山积的群经著述中最为难得。

在民国以前，经学一直被看作最高学问，有着自身的发展流变史，《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总结概括，有经学“六变”之说，最为简洁明晰且不失公允。即便到清朝晚期，读经也是学校必不可少的科目。而到进入民国以后，学校读经时兴时废，如民国元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说：“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1]他虽然认为应当保全旧学，但主张不把经学作为独立的科目。

政令与世风互动，由于青年竞相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以为经学无用，又因为经书卷帙浩繁，大多不愿意花时间专心读经。学校虽然开设相关的经学课，但课时既短，只能作概述。大约废经以后十年，唐文治在《十三经读本序》中说：“然而秦时之书焚于有形，而今时之书则焚于无形；秦时之儒坑于可见，而今世之儒则坑于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经学面临灭绝的危险，不是当局以政令强行废除，而是世人已经没有尊经、读经之心。故廖平、严复、章太炎都曾撰文阐论读经的必要性，强调读经有着保留国性、种性的意义。

及至今日，经学不兴已近百年，各图书馆采用新的图书分类法，经学旧著竟至无处托身，更是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形。因此，回看民国经学发展历史，重新整理民国时期的经学著作很有必要。

《十三经提纲》一书，近人唐文治撰。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卒于新中国建国初（1954）。原籍江苏太仓，民国初定居无锡。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初任户部江西主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总理衙门章京，期间两次随使出访日、英、比、法、美等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先后任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农工商部署理尚书。父亲唐若钦为清贡生，唐文治幼承庭训，课习四书五经，经学功底扎实。十七岁受业于太仓理学家王祖畲，潜心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喜读《孟子》和《近思录》。年二十一，就读江阴南菁书院，师从名儒黄以周和王先谦。时南菁书院正编纂《续皇清经解》，唐文治参与校刊工作，经学和训诂学都有精进。一生著作，除《十三经提纲》外，还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周子大义》、《程子大义》、《朱子大义》、《张子大义》、《洪范大义》，《性理学大义》、《周易消息大义》、《礼记大义》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唐文治得到邮传部尚书陈玉苍举荐，开始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自此致力于教育，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长达十四年。民国九年（1920），他辞去上海交大校长职务，与施肇曾、陆勤之筹建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更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担任馆长，前后三十余年之久，是近代以来仅有的名符其实的经学与国学教育专家。

《十三经提纲》是唐文治为民国十三年（1924刊行的大型丛书《十三经读本》所作的指南，置于《十三经读本》84册之首。其书分卷疏理各经大义、授受源流，并指点文法，意在指导读经，启发后学。至1935年，《十三经提纲》单独辑出，修订重印，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第五种出版。民国时期的经学著作，大多是具体讲论某一经，而对经学作整体研究的书较少。与唐书体例相仿，概说《十三经》的书还有卫聚贤和蒋伯潜分别编纂的同名《十三经概论》。卫著193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蒋著成书于1944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因此，唐文治《十三经提纲》是民国时期最早对《十三经》作出概说的著作。

时人评价此书，褒贬不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云：“按是书名曰‘提纲’，乃绝无义例。搜辑诸说，瑕瑜互见。所持论大都陈言，无精义，且参以论诗文语，尤非体。”[2]这段评论是近人伦明所作，当作于1930年至1937年间，言辞颇为激烈。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云：“近世所出巨帙，以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编辑《十三经读本》为最……侍郎又撰《十三经提纲》十三卷，载明原委。”[3]而王祖畲则评价说：“此书义理，多未经人道。”[4]由于诸人立场不同，或在经内，或在经外，故分歧如此。

二 以意求经

唐文治两度出国，考察过西方的教育。他倡导新式教育，尤其注重发展工科，但对经学推崇备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设的课程中很大部份是经学课。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的第四条《经学》中说：“吾国《十三经》，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万古不磨，所谓国宝是也。”[5]唐文治把民国时代等同于战国之世，他深刻地感觉到社会变化对经学的冲击，这一冲击甚至超过了秦时焚书坑儒带来的灾难。然而正是在秦火之后，汉代经学兴起，家法严明；宋代外族林立，积贫积弱，然而正是在此时出现了理学，更是对经学义理的一大拓展。这使他相信经学深植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不会因为人力被轻易废除，更有理由期待后世出现善读经、善致用之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他认为“经之所以为经”的意义所在。

唐文治八岁即读《孟子》，投师王祖畲门下时，又熟读《孟子大全详释》，论经主性理之学，常求大义。他说：“通经者，非徒通其句读也，当论世而知其通，得经之意耳。”《十三经提纲》分经讲论，明述各经大义。他自称“以理求《易》”，认为“《易》者，心学之书也”，君子读之以洗心而寡过。至于《尚书》，“政治学之权舆”，“帝王之心学也”。论《诗经》，认为周公是至情之人，周公之文是至情之文，必先有深情，方可读《诗经》。论《仪礼》，认为“贵得《礼》之精意而用之，庶几穷理尽性，协诸义而协，而厘然有当于人人之心”。《周礼》、《礼记》也不出这一范围。《春秋三传》则以“《公羊》立意最为正大”。至于《论语》，“道德之渊薮，政治之纲领，与夫修身处世观人之道，悉备于此”。论《孝经》引黄道周语，“《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尔雅》大义认同姜兆锡之说，以为“学《尔雅》者，宜探索道本，不当作类书读也”。至于《孟子》，“一言性善与存心养性之功，一论孝弟之道，一言义利之辨，一论王霸之分，发明治道，一尚论古人与授受道统源流，并自言为学要领”。总之均能以精练之笔，最概括地说出读经可以得益的若干要领，这在浩如山积的群经著述中最难得见。

三 辨正真伪

唐文治虽主张以意求经，但对《尚书》的真伪问题也作出了判断。他认为西汉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为真，东晋梅赜传的古文《尚书》为伪，且认为《孔安国传》也是梅赜伪造。对《太誓》篇的真伪，他特别申明马端临的观点，指出“语涉浅陋，不类周时文字”。至于现在存于《十三经》中的《尚书》五十八篇，古文、今文兼而有之。卫聚贤、蒋伯潜二人也有论及，观点大致与唐文治相同。蒋氏《十三经概论》考证今古文源流最为详细，卫氏《十三经概论》则直接称梅赜传本为“伪古文《尚书》”。二人又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十六篇为古文《尚书》，后世并无传本，只余篇名，唐文治没有提及。不过，唐文治虽然对《尚书》真伪作判断，却并不纠缠于真伪问题，也没有完全否定梅赜本。他认为“梅颐本虽作伪，亦有精当可采之处”，推测是东晋距离汉代不远，梅赜本当从汉儒的传述中来，“后人读梅氏书，以为汉晋间极纯粹文字可耳”。

此外，他还认为刘歆窜改了《十三经》中的《周礼》、《左传》。关于《周礼》的辨伪，他认同方苞《周官辨》的论述，以方氏辨伪在诸儒中最为精审。方氏批评随意质疑《周礼》作伪的人，认为他们不是人云亦云，就是没有细心探究，但也提出《周礼》确实有多处不可信，认为是刘歆承王莽意，增窜闾师、廛人、方相、壶涿、硩族、庭氏、媒氏之文。至于《左传》，唐文治以为后人好改经传，六国、西汉时皆有凭一己之心而改《左传》者，刘歆为祸尤大。按《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襄公十二岁时，成冠礼于成公之庙。唐文治提出质疑：“又如襄九年《传》，晋悼公谓：‘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而鲁襄且以十二岁而冠，然则十二岁而可生子乎？”又云：“而注且以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傅会之，破坏古礼，重诬古圣，莫此为甚。”随后以注文形式采录方苞的考证，方氏读《汉书·王莽传》，知汉平帝年十二，王莽欲嫁女为其皇后，所以先改《礼记》，复改《左传》。

昔大儒程颐曾说：“学者先要会疑。”这一句单句，收入《近思录》中，初学者无人不晓，而到近代则屡被误解，如疑古派顾颉刚加以发挥，写成《怀疑与学问》一文，收在语文课本中。而叶采引用朱子的原话加以铨释，说明怀疑只是方法，求真才是目的，说道：“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渐有疑，又其次节节有疑，过了此一番后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唐文治论经传，虽然也辨析经典的来源，但最终一切以融贯义理为目的，与后来专门疑古毁经者截然不同。

四 读经之法

唐文治尊崇孔子，认为读经须遵循孔门家法。如读《易》，“惟折衷于圣《传》而已”，汉代说《易》以郑康成、荀爽、虞翻三家最著，在他看来，三家殊途同归，“皆七十子之微言流裔也”。又汉宋的论《易》著作，只要合于孔门家法，他都采入《十三经读本》。论《诗经》时说：“学《诗》者能得孔门家法，自无支离穿凿之习矣。”至论《榖梁传》，郑玄《六艺论》云：“《榖梁》善于经”，又《起废疾》中指出榖梁近孔子，唐文治以为“善经”、“近孔”为《榖梁传》之确评，又说：“榖梁惟亲受业于子夏，故所言多孔门精义”。

时人对孔子作《十翼》一说尤为纷杂，多持疑义。唐文治明确指出孔子作《十翼》，谓：“然则欲得文、周之辞，舍孔《传》其何由？”卫氏《十三经概论》多从新学角度出发，议论略显浮躁，如认为《彖传》作于秦始皇后，只是解《易》来发挥其政治主张，猜测作者“是位政治家”；《象传》也解释得并不高明，但其中少政治因素，因此猜测作者“大概是位学者”。又说：“如欲看《经》，最好不要看《传》，越看越胡涂。”[6]蒋氏《十三经概论》家法尚在，立论谨慎，但仍不免“看人论价”，如说：“《十翼》中《彖》、《象》四篇当定为孔子作，《系辞》二篇及《文言》当定为孔子弟子所记，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则由后人依托附益。”[7]

唐文治搜集《十三经》善本的初衷就是指导读经，希望治经者能得其门径。他两次提到治经当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传》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世治经者奉为圭臬。唐文治对何休注《公羊传》颇有异议，认为何休注不从本经出发，多依据自己意见，妄下论断。何休注有“王鲁”之说，唐文治以为《公羊传》立意正大，本无此说，何休注从《春秋繁露》而来，却是违背了《公羊传》“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的本意。他以为谶纬之说荒诞，不足凭信，反对何休以谶纬解经，更指责何休注使得“西狩获麟”一事“直为妖孽”。

可见唐文治虽主义理之学，似乎应当偏于今文经、公羊学，但实际上他不支持一味空谈义理，“废弃圣经，竞作新书”，认为“经之晦也，说经者凿之使晦也；非经之高也，说经者歧之而高也”。在他看来，行是知的归宿。如论《中庸》云：“惟吾人须知政治、学问具在力行，本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必以‘笃行’为归宿之地。”此外，他在论《仪礼》、《孝经》等时，均提出应当躬行。他在书中还反复提到读经应当与时推移，不可泥古。论《易》云：“学者每读一卦，当审其为天道、为人事、为政治之本原，为心理之奥窔，随卦随爻，随时随事，返之于身，征之于实事，则得之矣。”又论《周礼》云：“以后人因时制宜之意，上契周公因时制宜之意，且研究历代所以能合与其所以不合之故，会而通之，则庶几成经世之儒矣。”读经更应学以致用，他对时人批判经学、以为经学无用的做法不满。论《诗经》云：“通经贵乎致用，自圣学衰而沟瞀之儒骋辞驰说，世遂诋圣学为无用，固不独说《诗》一端为然也。”他在论《左传》时指出应当特别注意子产，子产为保全郑国而周旋于大国之间，其中艰辛不言而喻。唐文治称他为“外交家之祖”，又说：“诚以今日之世，一大战国之世也”，由此想到近世中国的外交，深感痛心，是可以为不通经、不致用弊端之一例。

五 经有文法

《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唐文治秉承孔子之教，重视文学，曾撰写《国文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在他任职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期间，亲自编写国文讲义，鼓励学生进行国文创作。《十三经提纲》中，标题明确指出讲论文法者共有《尚书》、《周礼》、《论语》、《尔雅》、《孟子》五种，其余各卷中还有散见者，足见他对文法的重视。

唐文治论文讲究文章之声，《国文大义》云：“盖文章之道，所以盛者，实在于声，所以和声乃可鸣盛也。”[8]唐文治以声、音论《诗经》最为精彩，但仅限于《颂》诗。他认为《诗经》是因声而成文，“昔曾子居鲁，读《商颂》，其声渊渊然，恍闻金石之奏，盖《长发》、《殷武》诸诗，其声大矣、远矣。予尝推斯意以读周家之《诗》，若《大明》、《緜》，若《皇矣》，若《公刘》诸篇，其忠厚渊懿之意，洋溢乎纸上”。又云：“一升一降，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皆可于音验之。不独一国然也，一家亦然，一身一心亦然。积善愈深以厚，则其音愈和以平。故夫善治天下与善观人者，能知天下之善音，并能远天下之恶音。”以音验国家盛衰，以音观照自身，以音分善恶，最后统归于和平，根柢出自《礼记·乐记》论音一段，但唐文治由音及声，由声及文，也颇见新意。

论《左传》时，唐文治以知觉论文章也很巧妙。何谓“知觉”？“余尝谓读一文而知其文之精神命意者，知觉也；作一文而使后人知其精神命意之所在者，知觉也。以知觉感知觉，文乃不绝于天下。”知觉语出《孟子·万章》，“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所以唐文治认为知觉是相互的，读前人之文章，我能明白前人命意；后人读我之文章，也能明白我之命意。唐文治以此评论历代文章，首推《庄子》，认为《庄子》全篇都有知觉。司马迁《史记》是随时有知觉，《左氏传》的知觉与《史记》相比，有胜于《史记》者，也有不及《史记》者。韩愈为文知觉少于左丘明和司马迁，至于宋朝以下，有知觉的文章则愈来愈少。

唐文治所说“知觉”，即精神，即义理，可见他对经典文法的重视与其对经典义理的强调，实际上是首尾相应的。

[1]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A].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2]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Z].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唐文治.王紫翔先生文评手迹跋[A].王桐荪等.唐文治文选[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唐文治.茹经堂文集[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6]卫聚贤.十三经概论[M].上海:开明书店,1935.

[7]蒋伯潜.十三经概论[M].上海:世界书局,1944.

[8]唐文治.国文大义[A].王桐荪等.唐文治文选[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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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219（2012）03-0006-03

2012－02－12

彭丹华（1989－），女，湖南岳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