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飞亮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变异

付飞亮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华裔作家为抵御身处海外所遭受的欺辱、寻找身份的认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根据需要，对关公形象进行了选择性接受与改造。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变异的开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并对华人及华人文化存在偏见，再加上华裔作家对关公形象有意无意的误读，造成了美国人对关公形象的歪曲，最终在影片《我是布鲁斯》中臆造出一个妖魔化的关公形象。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再度变异。

美国文化；关公；文化过滤；文化变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公是位从人上升至神的形象，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也是一位全方位的神祇。但是，当他被一些华裔作家介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时，由于生活在西方的这些华裔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距离，导致关公形象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加上基于个人的创作目的与意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形象又有一定的选择和改造，亦即文化过滤及接受误读等，致使其笔下的关公形象偏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形象。一贯对华人与华人文化心存偏见的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些华裔作家塑造的变异了的关公形象再度误读，最终导致了关公形象在美国的被妖魔化。

一、关公形象的变异

（一）汤亭亭笔下的关公形象

关公形象很早就随着一些华人作家流传至美国。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先生把关公形象介绍进美国：“关公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军人楷模，死后变成战神，保护正直的人，谴责那些残酷、不诚实的人。”［1］在黄哲龙1981年的剧作《铁道之舞》（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中，关公是一种“从祖居国携带来的传统文化”的象征。［2］

20世纪80-90年代，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很多作品中也提到了关公。如《中国佬》（China Men）第三章《内华达的祖父》中就有一大段描写受到迫害、四处逃亡的“阿公”看关公戏的情景：“阿公的心顿时为之一振，他认出了出现在美国荒原上的英雄和他的战马。关公杀了仇人——一阵锵锵！咚咚！的锣鼓声——离开了家乡——奏起悲凉哀切的笛子乐曲。”“关公单手交锋，搏杀敌方最大的头目，旋转、腾跳的剑舞给那些看戏的华人们增添了力量。”“他的两个伙伴在远方听说了关公——这个有着一匹聪慧无比的马、长着红脸膛的男子汉——所做的英雄业绩。三个朋友重新团聚，一直战斗到他们打下江山，那本属于他们的江山。”［3］149“阿公感到自己精神焕发。他也像观众中的鬼佬一样高声喊‘好’，鬼佬们以前从未看过戏。关公是位武神，也是文神，他文武双全，已经来到美国——关公，关爷爷，他是作家、武士、演员和赌徒们的祖先。他惩恶扬善，是我们的亲人。他不是我们相隔千年的祖先，而是我们的祖父。”［3］150《女勇士》：“无论怎样，我们总会获胜。关公，这位战争和文学之神总是助我一臂之力。”［4］在《引路人孙行者：他的伪书》中，汤亭亭又把关公描写成为“战神”、“祖父”、“忠义的象征”、“财神”和“戏剧之神”。［5］

在汤亭亭笔下，关公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形象大致相同，但已经有了一些变异。文中说关公“已经来到美国”，其中蕴含了美国华裔对这样一位能帮助华人的全能的神的渴望，而把关公称为“我们的祖父”，其实是把他当作精神上的父亲来崇拜，关公已经“成为华人心目中‘英雄’、‘父亲’的象征”。［6］这从关公由凡胎肉身被神圣化为神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很难看到，不能不说是汤亭亭的一种创造性解读。

（二）赵健秀笔下的关公形象

另一位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更是经常在作品中提及关公，或在一些主人公身上赋予关公的形象，尽管这些已经与中国传统中的关公形象大有出入。如在《唉咿！》中，他与合作者就宣称是以“中国的艺术与战争之神——关公”的精神作为行动的动力。［7］并说关公“是没有任何缺陷，正直、清廉和复仇的化身……关公未曾告别便毅然离家出走……他是一个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十分自信的斗士。在《三国演义》中，关公的故事展示了一个天才般的、英雄式的斗士所应具有的所有美德和优点。”［8］39来塑造此时赵健秀已经在按照自己的情绪和想象解读关公，如把关公解读成“复仇的化身”，并在后来的一系列作品把关公塑造成好狠斗勇形象。

在《鸡笼中国佬》与《龙年》中，赵健秀再次宣称：“对士兵来说，他（关羽）是战神，对士兵和高傲的掠夺者来说他是掠夺之神，对舞文弄墨的文人来说，他是文曲星，对于那些在舞台上扮演他的人来说，他是保护神。”［9］这两部剧本中的人物唐·兰姆（Tam Lum）所期待的“阳刚之气”和弗雷德·恩（Fred Eng）所向往的“个人主义”都在关公身上得以体现。［10］这里的关公，则是一个暴力掠夺者与个人主义者形象。虽然作者此处是大力赞扬关公的，但这种形象不可能获得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在《唐老鸭》中，赵健秀将修建横贯铁路的华工“关姓汉子”描写成关公一样的英雄：“关姓汉子手握科洛克的六响枪。在科洛克还来不及面露惧色之前，他已经跃上马鞍，手舞着缰绳。他勒着马忽东忽西。科洛克浑身溅满了淤泥。关姓汉子转头对唐老鸭说，‘上来，孩子，我要你听着……’他抓住唐老鸭，往身后的马鞍上一放，就朝中国人的帐篷飞奔而去。科洛克追赶在后……关姓汉子在飞溅的淤泥中疾驰奔往卖点心的帐篷，用科洛克的六响枪连开三枪……‘明天！十英里！’关姓汉子吼道：‘十英里的铁轨！’”［11］77然后进一步故意将“关姓汉子”与关公形象融为一体，说“关姓汉子”的双眼就是关公那双“可以杀人的眼睛”，而关公像中的关公与“关姓汉子”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眼睛”。［11］78这样的“关姓汉子”与其说是中国传统的大刀英雄形象，不如说更像是美国西部电影中的牛仔枪手形象。有学者指出，赵健秀把关公塑造成一种好战的形象，其实“也仅仅具备了‘中国’的外形，其精神实质还是美国的……大大扭曲、背离了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内涵，与中国文化所认同的忠义男子形象判然有别”。［12］

在《甘加丁之路》中，赵健秀又把尤利西斯·关当作关公来塑造。他描写尤利西斯·关与本尼迪斯科·汉和迪戈·张模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结拜：“我们就是桃园结义的三兄弟，我们是三个火枪手。”［13］可以看出，无论赵健秀怎么强调他们结义精神中流淌着的中国血统，但已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西方的骑士风范——“三个火枪手”。西方的骑士与中国的武士，区别自然是很大。单就尤利西斯·关这些人吸食毒品、放纵情欲，就已令正统的中国人为之侧目。迪戈·张还毫不掩饰自己的好色，甚至对表哥的女儿也色心大起。这简直是对《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亵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尼迪克特·汉、尤里西斯·关和迪戈·张摹仿桃园结义，结为兄弟，并分别认同了刘、关、张三个角色。然而，除了在表面上的结拜形式外，这三兄弟与刘、关、张毫无可比之处。”［14］赵健秀并非是想以此来颠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形象，而是想赋予这些华裔青年一种狂野的雄风，希望他们能与传统观念中的黑人男子一样富于侵略性与进攻性。而作者所欣赏并希望加在关公形象上的这些“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形象身上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

（三）电影《我是布鲁斯》中的关公形象

《我是布鲁斯》是美国B级电影明星布鲁斯·坎贝尔2007年以自己的名字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编剧马克·怀海登，2008年10月26日在影线公开上映。主要剧情写布鲁斯·坎贝尔是一个过气怪物片动作明星，靠拍三流片续集过日子。金山小鎮的一群少年意外释放出了中国战神及死者守护神关公，展开了血腥的复仇。根据中国矿工后人风的说法，关公要杀死当年小镇上所有当事人的后人才会罢休，而小镇上所有的人都是当年居民的后代。布鲁斯·坎贝尔一开始以为是谎言而答应相助，但在发现实情后落荒而逃。最后他面对自己的恐惧，击退了关公。①关于影片《我是布鲁斯》的更多信息可参阅http://en.wikipedia.org/wiki/My_Name_Is_Bruce。

整个故事是以搞笑幽默的风格为主，是小成本制作的一部喜剧加恐怖元素的非常粗糙的商业片，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编剧对关公的异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仪表堂堂，而在此影片中却是双眼如灯泡发红光、脸如朱漆、白眉白须、张牙舞爪的一个妖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义薄云天有仁有义，而此影片中的关公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不仅屠杀那些白人，不分男女老幼，而且连中国矿工的后代也杀。此片中关帝屠杀的人有杰夫的三个朋友、野外一个开旅行车载小孩的妈妈、一对老夫妻、风和两个不定时出场唱关帝主题曲的吉他手等。杀戮方式都是以大刀砍头，血腥残忍，令人毛骨悚然。中国传统文化及美国华人社区中，关公是被当作神明来崇拜的，影片中却被塑造成一个以复仇为理由而胡乱杀人的妖魔，不能不让中国人义愤填膺。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编剧竟然还胡乱编造：当关公挥舞大刀要把旅行车中的小孩杀掉时，突然看到小孩在吃的食物是盒装的豆腐，而豆腐包装盒上印着一行字“恶魔的食物”，关公马上变得恭敬起来，并且放过这个小孩而离去。为什么把豆腐称为“恶魔的食物”，为什么关公看到豆腐就挥刀离去？这实在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匪夷所思的误读。美国人对豆腐这种中国特有的食物心怀偏见，认为非常可怕，体现了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从影片中的插曲可以看出，以编剧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人把妖魔化的关公当作豆腐之神，可能和对豆腐的恐惧心理是一致的。为更直接呈现编剧对关公形象的误读，兹将此影片的插曲大意翻译如下：

中国人相信，每种事物都有一个神

日神、月神、风神和雨神

很难去想象，也许听起来有些荒谬

但是甚至竟然有一位豆腐神

1870年在金山矿业小镇

中国人来这里工作，以摆脱贫困

突然一夜灾难，轰隆的雷声，很多中国人被活埋在地下

一天晚上灾难突然发生

轰隆一阵巨响，中国人被埋在地下

一位年老的中国男子，为他最爱的亲人祈祷

请求这位豆腐之神，保护这些亡灵

他长着红闪闪的眼睛，和飘动的白胡子

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神

在他的盛怒中无人能生存

每个人都知道千万不要经过他所在的小径

他的名字是关帝

他的名字是关帝

关你关我关帝

他的名字是关帝

这段歌词明显是充满误读和歪曲的。编剧取关帝两字代表关公，或多或少降低了些微民怨，但又在主题曲中唱出了“Guan-You Guan-Me Guan-Di”，非常明显地用说出了“关羽”两字。可以看出，这位美国编剧明显没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公放在眼里。虽然影片与美国人搞笑与自嘲的精神相一致，但从这部看似玩笑的影片中对关公形象的描述，其实还是美国人对关公与中国文化误读的一种投射。

二、关公形象变异的原因

（一）华裔作家对关公形象的利用

华裔作家为了抵御身处海外所遭受的欺辱、寻找身份的认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寄托，于是根据各自特定的斗争需要，利用关公形象，对其进行了选择性接受与改造。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变异的开端。

海外华人在西方一直受到排斥，不仅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且在心理上被压迫、形象上被歪曲丑化。尤其是华裔男子被白人男权社会所阉割，变成毫无男子气概娘娘腔化的小丑形象。正如赵健秀和陈耀光在他们的《种族主义者之爱》一文中所写：“白人眼中的亚裔的形象很奇特，因为它是唯一的完全没有男子气概的、种族的刻板形象……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指男性亚裔美国人——笔者注）是为人所不齿的，因为我们被认为是女人气的、柔弱的，缺乏英勇、阳刚和创造力等传统的男性气质。”［15］这种“缺乏男子气概、女性化、柔弱、没有胆识与创意、不够积极、缺乏自信与活力”［16］的刻板印象令华裔男子的自尊与自信受到极大伤害；在美国主流文化所塑造的英雄中，更是几乎找不到华裔男子的身影。处于这种长期被边缘化、被丑化的境遇，赵健秀承认，因为“太长时间被忽视、被排斥在参与美国文化的创造之外，美国亚裔很受伤，感到悲哀、愤怒，同时也诅咒和困惑”。［8］

为了抵御这种恶意的嘲讽与侮辱，寻找精神的寄托和自我身份的认同，一些华裔作家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能给予他们自豪与信心的形象，关公以其仁义智勇信的人神特点，受到特别青睐。有学者指出：“赵健秀认同关公，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了彪悍的气概和阳刚的气质，可以与‘支配型白人男性气质’抗衡，从而颠覆亚裔男性的刻板印象，削弱它给亚裔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轻亚裔男性的心理压力。”［17］当然，出于抵抗西方文化与社会各方面压迫的策略，他们笔下的关公，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形象，而是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异。在汤亭亭笔下，关公形象从仁义礼智信的人神变异为慈祥而强有力的长者和父亲形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形象是有出入的。对于这一点，汤亭亭自己也毫不讳言：“汉学家批评我不懂中国神话，并对它们胡乱改动……他们根本不懂得神话需要改变，要么对人有用；要么被人遗忘。神话随着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如同华人成为美国人一样，神话也成为美国神话。我所写的神话是一种新神话，是关于美国的神话。”［18］

虽然赵健秀曾经批评汤亭亭随意改写中国神话，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但他自己也并非严格遵守传统，甚至在误读上比汤亭亭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汤亭亭赋予关公形象以一种祖父般的慈祥与父亲般的坚毅，那么在赵健秀的笔下，关公形象则变异成一位好战的神，一位充满进攻性的、富有男子气概的西部牛仔英雄，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的儒雅。关公的这种西部牛仔式的形象，其实已被他国化了。①“文学他国化”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参阅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正如有学者所说，赵健秀等华裔笔下的关公形象已经被文化过滤，“忠和义——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美德，并没有得到展示，仅仅是他们的神勇、好战的品性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书写”。［16］也就是说，关公形象外形可能还有一点中国关公的影子，但实质已是美国文化中典型的西部牛仔式的英雄形象了。赵健秀把关公塑造成这种形象目的很明确。正如台湾学者单德兴所说，他是想通过“建立亚裔美国文学的英雄传统”来“打破亚裔男子温顺驯良的刻板印象”，“恢复亚裔美国男子的男性气概，扭转长久以来的恶劣形象”。［19］

很多人对华裔作家笔下关公形象这种“创造性”的变异持赞赏态度，认为这能够反抗西方主流文化对华人的恶意编码，能够为华人少数族裔文化提供精神的支持与斗争的动力。如有学者就认为关公“为美国华裔作家以一种崭新的英雄主义气势重写美国华裔历史，反击美国主流话语中懦弱、邪恶的‘华人形象’，塑造新的华裔形象，提供了言说的精神给养与书写资源”。［20］也有学者评论赵健秀《唐老鸭》的功绩在于“灌注了关公形象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从而纠正了在白人眼中华裔美国人被贬低蔑视的形象，使得当下的华裔美国人可以自豪地与中华文化中优秀的因素认同起来，不必因为白人中权力话语的影响羞于提起自己的文化身份”。［21］“对赵健秀来说，关公与在美华人有不少相似之处，关公是一个远离家乡的逃亡者，华人也远离故土，在异乡漂泊。而关公的英雄气概正驳斥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捏造的阴柔、堕落的华人刻板形象。”［22］但是，他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汤亭亭、赵健秀等华裔作家——尤其是赵健秀对关公形象有意无意的误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其所能带来的积极效应。

（二）美国主流社会对关公形象的歪曲

因为美国人本来就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又一贯对华人及华人文化存在偏见，再加上这些华裔作家对关公形象有意无意的误读，造成了美国人对关公形象的歪曲，最终在影片《我是布鲁斯》中臆造出一个妖魔化的关公形象。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再度变异。

美国人一贯就对华人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可以在美国媒体对华裔描写的套话——“好的”和“坏的”亚裔上反映出来：“‘坏的’亚裔是阴险的恶棍和残忍的游民，不能被欧洲人所控制，因此都必须被消灭。‘好的’亚裔是可以被欧洲人英雄拯救的无助的异教徒，或是忠诚、可爱的合作者、伙伴和仆人。”［23］以陈查理①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自1925年始在六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一位聪明、善良、幽默，但又缺乏男子汉气概、对西方人没有任何威胁的华人侦探形象。等为代表的是所谓的“好的”亚裔，虽然有些女气但是没有威胁，而以阴险邪恶的傅满洲为代表的所谓“坏的”亚裔，则是黄祸（Yellow Peril）的最好注脚。

傅满洲是英国作家萨克思·罗默通过一系列侦探小说塑造的一个反面的华人形象：“试想一个人，高高的，瘦瘦的，像猫一样不声不响，肩膀高耸，长着莎士比亚的额头、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细长的、不乏魅力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他集东方人的所有残忍、狡猾、智慧于一身，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调动一个财力雄厚的政府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试想那样一个可怕的人，你心中就有了一副傅满洲博士的形象。”［24］1929年，派拉蒙电影《傅满洲的面具》的宣传材料这样描绘傅满洲：“他的手指一动就是一个威胁；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个恶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种恐怖。”［25］被塑造得如此邪恶，以至傅满洲被西方人认为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敌人。傅满洲其实也是西方文学中一种典型的异国形象，而异国形象只是主体国文学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26］必然与他国的真实形象存在差异，甚至会发生严重的变异。这种对华人形象的肆意歪曲，其实与西方人的“黄祸”恐惧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陈查理式的华人形象带给的伤害是使白人社会蔑视华人，认为华人没有男子气概，而傅满洲式的形象带给华人的伤害更是远远超过前者。因为后者这种极具威胁极端邪恶的形象，必将使白人社会对其既恐惧又憎恨，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笔者并不是要华裔作家放弃抵抗，任凭西方中心主义者随意宰割，而是反对赵健秀等华裔作家这种以暴制暴、塑造出一位好战的关公形象来抵抗的方式。

赵健秀等人对关公形象的利用，虽然有其积极意义，或者说虽然本意是良好的，但是其塑造出来的好战的关公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西方人对黄祸的记忆，加剧了他们对黄祸的恐惧，甚至使西方人把关公当作比傅满洲更为恐怖可怕的黄祸魔幻形象。电影《我是布鲁斯》把关公塑造成一位见人就以大刀砍头的怪异的神魔、凶恶之神，虽说是出于美国人一贯的调侃风格，但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西方人对华人的偏见根深蒂固，也不能肯定影片中的关公形象就一定是导演受到赵健秀等华裔作家笔下关公形象的影响，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华裔作家本来就不多，像赵健秀这样有影响力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这些华裔作家对美国人妖魔化关公形象难辞其咎。这也从反面警示我们，要大力加强中西文化的沟通，在将中国传统文化输入西方的同时，要尽量减少误读，将中国文化的精髓真正传达到世界，增进彼此的了解，以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不同文明的和谐。

关公的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强的凝聚力，其影响也已达东南亚等文化圈，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树立华人的正面形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皆是因为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公的忠义形象较忠实地传播到各国，而这样的关公形象凭其魅力，自然而然会吸引各国人民的喜爱与崇拜。因为这样的关公形象所体现的道德品质是超越民族与国界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我们应该大力传播这样的关公形象，传播这样的中华文化，才有可能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与喜爱，从而也才可能真正获得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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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s on Guan Yu’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FU Fei-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look for their spiritual sustenance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react against insults and seek their identities overseas.To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struggle，they selectively accept，transform and use Guan Yu’s image，thus triggering first variation of Guan Yu’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s’little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ejudice against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along with th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misinterpretation of Guan Yu’s image，contributes to Americans’misinterpretation and distortion of Guan Yu’s image.And eventually in the movie My Name is Bruce Americans demonize Guan Yu’s image，which is the second variation on Guan Yu’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culture；Guan Yu；culture filtration；culture variation

G115

：A

：1672-3910（2012）04-0012-06

2012-01-18

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HD0805）；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山西省社科联2011-2012年度重点课题研究项目（SSKLZDKT2011146）

付飞亮（1977-），男，江西临川人，博士生，运城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