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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淡水文化”对澳门政治发展的影响

2012-04-07曾佳妮郭小聪

关键词:澳门社团行政

曾佳妮, 郭小聪

(中山大学a.党委统战部;b.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咸淡水文化”对澳门政治发展的影响

曾佳妮a, 郭小聪b

(中山大学a.党委统战部;b.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孕育了以岭南文化为主,兼容拉丁文化特色的“咸淡水文化”。通过分析国家政治文化、岭南地域文化、商业文化及宗教文化等四种文化向量在“咸淡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探讨其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等特质对澳门政治发展的总体态势、政府运作、社团政治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并从稳定、民主、高效等角度展望澳门未来政治走向。

咸淡水文化;岭南文化;拉丁文化;多元化;政治发展

澳门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西侧,河海交接,伴随历史变迁与人口迁徙,形成具有珠三角地域特色的岭南文化与以葡萄牙文化为特质的拉丁文化多元共存的所谓“咸淡水文化”。研究这一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对于探求澳门政治快速良好发展的实现途径,有着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这一多元文化的历史成因、具体表现及其当代价值等,已有不少研究,但较多地论及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地位,并与香港文化作比较;同时关于澳门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如社团政治、行政主导体制等,更是引起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者的关注,成果丰硕。然而,将二者相联系,从澳门多元文化出发,探讨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之影响的论述不多。那么,澳门“咸淡水”文化具有哪些特质,是否构成特有的政治文化,又对澳门的政治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追溯其形成的历史根源,考察其特质,进而探讨其对澳门政治发展的两个目标即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带来的影响,并对澳门未来政治走向作一展望。

一、“咸淡水文化”

澳门古称濠镜澳,原属广东音山县,由秦朝起成为中国领土。明清以来,具有珠江三角洲地域文化特点的岭南文化传入澳门,以葡萄牙文化为特质的拉丁文化也逐浪而来,中西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既保持原有文化特色又融汇外来文化的独特文化。这正如澳门地处珠江出海口,河海交接,形成独特的淡水和咸水交汇却又咸淡分明的自然景象,因此也被学者形象地喻为“咸淡水文化”。

“咸淡水文化”的形成发展,大抵受到四种主要文化向量的影响:国家政治文化、岭南地域文化、商业文化及宗教文化[1]13。国家政治文化主要指明清两朝在治国理政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强调由儒家文化构成,表现为官僚系统的政治文化。自16世纪中叶以来,澳门不论是葡萄牙的一个海外港口还是“居地”、“殖民地”或“省”,始终是“中国领土内且对中国有强大的依附性的政治行政异体”[2]65-67。与中央政权联系紧密的儒家文化作为澳门华人社会的强势文化,依然是影响“咸淡水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岭南文化是自唐宋以来,中原汉文化通过南下移民潮及陆路交通的发展与岭南土著文化、海洋文化冲击融合而成的汉文化支流。它主要具备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等特征。这种地域性很强的民间文化直接影响澳门早期文化的底蕴。从渔村到城镇、再从货站到城市,澳门的诞生和发展基本上是与进取的商业贸易实用主义密切相连[1]140。海外运营中心的地位对澳门文化的开放、包容特征具有重要影响。16世纪上半叶到17世纪中叶,以天主教为核心的信仰传播,开启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学术界一般称这一历史时期为“拉丁文明”时代[3]。随着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入侵,“拉丁文化”渗入澳门,其殖民性、兼容性为澳门独特文化带来了发展动力。各种文化向量“并育不相害,并行不相悖”,共同塑造了澳门特有的文化形态。澳门在文化的相容性和排他性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咸淡水文化”兼具华人内敛谦和的儒家气质和葡国人自由恬淡的拉丁性格,由此维持了“多元交融、中葡融汇”的“和谐模式”,有异于同属殖民管治的香港“冲突式融合”文化。这种“和谐模式”一直延伸至“华洋共处分治”的政治格局上。

二、“咸淡水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综合政治发展理论各家之说,政治发展主要有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两个目标[4]。简言之,即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和公民参政水平的提高。那么,“咸淡水文化”对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哪些影响?

1.对澳门政治发展总体态势的影响

四百多年来,澳门社会华洋共处分治,总体维持社会祥和,这与“咸淡水文化”外观多元并存、内核平和圆融,及在此文化氛围下形成的极少寻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端而多以依赖社会名士或社团来调解纠纷的风俗习惯相关[5],也与葡萄牙及明、清两朝均属没落中的帝国有关[6]。澳门社会两种文化、两种制度长期和平共处的“和谐模式”为“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对政府运作的影响

第一,行政主导模式。“一国两制”框架下,澳门保持了原先的政制特色,过去的总督、咨询会、立法会在形式上被行政长官、行政会、新立法会所取代,司法体制和公务员系统基本照旧运行,同时赋予行政长官更大的行政主导权力。回归近12年来的实践证明,澳门行政主导下的政治架构是相当成功的,何厚铧行政长官保持了很高的民意支持度,最高时曾超过90%。然而,澳门社会的法治水平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程度相对逊色,加上强调初创期行政主导的稳定性,在制度设计上权力分配倾向于行政机关,造成目前澳门行政主导模式最大的弊病——行政权缺乏有效的监督,近年来更因欧文龙贪污案[7]、东亚运超支、行政法规违法等事件,受到“行政独大”的诟病。澳门回归后的成功是一份启迪,说明强势政府的制度设计是厉行行政主导的重要条件;澳门出现的问题又是一个警示,说明缺乏制衡和监督的强势政府,也会在行政主导体制的庇护下掩盖风险[8]。

第二,政治精英的培育。由于澳门主权和治权长期分离,没落中的葡萄牙帝国对这一边远属地关注度不够,澳葡政府缺乏培养本地精英为殖民政府服务的长远眼光和打算。加上长期以来文化包容特质下华人社会的政治意识和参与程度普遍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本地政治行政领导阶层崛起及成熟较晚、人数寡少的局面。过渡期在中葡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式化取得一定进展。回归后,特区政府加强对华人公务员的培训,加速中高级公务员的本地化,提供交流机会让其在更高更重要的职位上熟识政制模式及其运作,但总体而言,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水平还不尽如人意,世界性眼光不足,特区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第三,博彩业发展的规划。作为特殊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及商业文化的产物,博彩业自1861年合法化专营以来,已发展成为澳门的经济命脉之一。特区政府在适度开放博彩业后实行了相对较高的博彩税政策,使之日益成为政府主要财政和税收来源。开放“自由行”后,博彩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更促进了澳门经济的繁荣和充分就业。然而,博彩业终究是风险极大的投机性行业,其过度发展会对澳门社会、政治造成一系列不利影响[9],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规划。同时,更要关注到,外资尤其是美资大举进入博彩业后,采用在员工中组建社团或派员直接参与立法会选举等方式,影响特区的立法、政策制定和政治发展进程。

3.对社团政治的影响

社团政治是澳门地域文化的特产。从其产生到功能的变迁,从中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是民众普遍的政治冷漠向朦胧的公民意识演进。回归前,澳门政府机构和社会全部由葡国人掌控,重大政治决策不取决于居民,绝大多数华人不学也不用葡语交流,对政制的组织运行关心认识不足,对政治表现出普遍冷漠的态度。在澳门开放和接纳的文化氛围下,为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实现华人社会的互助与自救,大量民间社团应运而生,成为民间纠纷的调停者。过渡期,澳门民众对政治普遍冷漠的态度有所改善[10]。1980年代,澳门华人“新兴社团”崛起,这些土生土长的新中产阶级“民生派”和“民主派”代表开始在澳门政坛崭露头角,打破了以往主要由土生葡人控制立法会的局面,但其政治影响力有限。回归后,华人成为澳门的主人,与土生葡人享有同样的政治参与权和澳门社会的主导权,政治参与意识和程度提高,纷纷加入或成立社团,澳门社团数量空前扩大,据澳门政府2004年的统计,民间社团已达2 363个,平均180人就拥有一个社团。无论是以工商业界人士为主体的传统社团还是“新兴社团”,都不以取得执政权为目的,更注重成员利益的表达与诉求。此时的社团,已经成为不同行业界别和各阶层民众表达民主诉求、参与政治的有效途径,也是各种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来源[11],在维护澳门社会和谐、促进政治稳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澳门政治发展和谐多于冲突、制衡多于对抗、包容多于分离,在多元发展中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受殖民性和重商性等文化特质的影响,政府运作中存在行政主导缺乏有效监管、公务员队伍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博彩业发展的科学规划有待加强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澳门未来的政治走向作以下展望:

1.保持“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和谐稳定

澳门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澳门的政治发展呈现相对平稳的态势。这一方面得益于特区政府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产业,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准确定位,以及中央政府实施CEPA、自由行等政策取得成效,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治安明显改善等利好因素[12]173;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澳门社会特有的以“爱国爱澳”为主流的社团文化、“以和为贵”的社会气氛和“共识政治”的管治传统[12]163。崔世安先生带领的澳门特区第三届政府保留了上届政府大部分的主要官员,保持了施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利于维护和发展一个更多元、开放、公平的良性互动的社会环境。

2.通过高等教育等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

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政治认同给政治民主的形成与发展以有力支撑,保证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维持民主制度框架的延续,有利于给政治民主化进程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13]。澳门多元文化带来社会环境的相对平和,也增加了政治认同的难度。随着澳门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程度的提高,应在尊重多元化的前提下,大力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积极引导增强澳门民众的政治认同,并通过高等教育提高公民的基本素质和政治参与的水平。此外,应注意发挥土生葡人的作用。

3.通过改革塑造廉洁、高效政府

一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亨廷顿曾用以下公式来表示两者关系: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倘若政治参与程度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公民对政治的要求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时,就会产生动乱。因此,要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也须提高。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塑造廉洁、高效政府来实现。

一是通过培训和交流等方式,提高公务员队伍的行政管理能力,培养其世界性眼光,并建立量才用人的良好机制。迄今为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已经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培养了150多位硕士,目前不少人已在特区政府中担任要职。澳门大学在珠海建成横琴校区后,必将促成澳门与内地乃至国际的广泛合作交流,这对培育大批国际化的本地“治澳”政治行政精英将大有帮助。

二是进行机构改革,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基础上,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防止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使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目的。同时,重视第四种权力制衡即媒介的监督作用,包括增加澳门新闻言论的自由度和监管力。

三是加强对澳门经济的规划和引导。澳门经济结构正循序渐进地从博彩到综合旅游再到会展零售,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是下一个亮点和非常有潜力的突破口。但目前看来,博彩业还将在较长时间内主导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因此,要拓展旅游博彩业相关领域,建立起旅游博彩业的全球性品牌,同时防止外资从博彩业渗透,干预澳门政治发展。

4.优化社会资本的配置

社团是社会资本的组织载体,它培育起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合作,增强人们之间的互惠,由此更易使民主运转起来。面对特区政府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澳门社团组织由于规模小、数量多,且许多社团人员老化、管理落后,政府的资助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更需通过依据基本法完善澳门的社团法律制度、完善澳门社团申请的准入制度、完善政府对社团的辅助机制等途径优化社会资本的配置,推动社团组织的发展。

[1]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M].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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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颂杰.澳门制度漏洞造就“欧文龙腐败案”[EB/OL].(2007-01-31)[2012-04-02].http://ent.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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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志良.澳门政制[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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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余 振,林 媛.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政治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3]张 平,杨西锋.当前中国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述评(上)[J].党政论坛,2010,(7):62-63.

Effect of Salt-fresh Water Culture on Macau's Political Development

ZENG Jia-nia, GUO Xiao-congb
(a.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SYSU Committee of the CPC;b.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The special location and history of Macau have cultivated its diverse culture called Salt-fresh Water Culture,which is mainly marked by Lingnan culture and combined with Latin culture as well.By analyzing the func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Lingnan regional culture,commerci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culture on Macau's Salt-fresh Water Culture development,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what effects its features like openness,compatibility and diversity have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acau's political development,government operation and community politics.It also looks forward to Macau'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bility,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Salt-fresh Water Culture;Lingnan culture;Latin culture;diversity;political development

D67

A

1008-3634(2012)04-0023-04

2012-04-11

曾佳妮(1978-),女,广东梅州人,助理研究员;郭小聪(1957-),男,广东潮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蒋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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