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费孝通教授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不断地总结、消化吸收和“接着说”。在这方面学界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到目前，学界对费老突破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对恒久争论的作为社会学的理论基石的社会范畴所作的独特的、意义深远的阐释，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将围绕这一议题，深入挖掘和阐发费老在这方面的重要学术建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费老对于社会范畴的独特阐发作为论题提出讨论，不仅有助于在“社会是什么”这样的社会科学元问题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方向，而且有助于自我学术反思，在如何走出西方的学术理论阈限、创造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上提供重要启示。

一、西方社会学的社会概念迷思

研究费老在社会范畴阐释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首先要回顾一下西方社会学在范畴阐释上所陷入的迷思与困境。

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从本质上说都源自对现实生活的“发现”。社会概念在欧洲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成为社会概念形成的加速器。主要社会条件是在政治国家和家庭之外形成了社交群体直至市民社会，同时市场和社会日益把人们连接为一个整体和形成了公共生活领域。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社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孔德最早提出了以新的客体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学科名称。

但从社会学的创立和“社会的发现”伊始，“社会”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甚至连它存在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到了20世纪晚期及21世纪初它已经淹没于人们掀起的批判浪潮中”［1］1，在各种对古典社会学“反叛性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更是宣判了“社会范畴的终结”和“社会之死”［2］。产生这一思潮的因素包括个体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滥殇。

社会概念在我国的现实学术生态中同样存在诸多理论困扰和认识误区。其表现包括:尚未形成对社会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必要性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认为社会概念是个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议题;固守相沿已久的来自苏联教科书的僵化社会概念;或者缺少独创性，跟风于西方思潮，沿袭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概念的某种观点，即使在社会概念上有一些争论，也都是来自西方的不同理论流派。西方社会学从古典到当代对于社会概念进行解释的观点繁多，但究其陷入迷思的根源则应到其所遵循的基本研究范式中去寻找。概括起来其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整体论(结构主义)。即从涂尔干开创的整体论到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系统论和“社会决定论”。代表性的学者除涂尔干之外，还包括斯宾塞和帕森斯等人。涂尔干是最注重社会概念的学者，并严谨地把“社会”概念化。他的基本观点是把“社会”理解为“集体表象”，认为社会是由外在于人和滤掉生活的“社会事实”构成，并通过社会分工实现社会整合。在研究方法上则认同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总体上说他的社会观是“物化观”，批评者认为他把社会变成了“上帝”。整体论的研究范式产生了很大的后续影响。一方面，它使社会学成为科学，但另一方面，其理论“见物不见人”的消极后果则为“社会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由此引发的理论批判常常导致否定了“社会”本身。

二是个体论(行为主义)。同结构主义一样，行为主义同样是社会学经久不衰的重要思潮。主要代表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韦伯不赞成社会概念，他曾说过，“如果我成了社会学家(根据我的认证信)，会集中精力把阴魂不散的集体概念驱赶出去”［1］99。他主张用社会的动词形式，把社会结构的现象化约为“行为组合”，认为只有个体和他们的行动才是客观存在的，在他的理论中，“社会”不过是隐去的幕后背景。因此他的社会学被称为关于行动而非社会的社会学。另一位个体论的代表人物齐美尔同样否认社会是一种“实在”，他仅把社会视为一种关系和自我与他人的互动。个体论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对后现代理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以至发展成为否定社会概念和否定以社会“实在”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思潮。

三是互动论。这是到了后现代社会理论时期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基本观点是: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研究范式都有其片面性，认为结构与行动不是大与小、宏观与微观的关系，而是生成性关系。例如阿奇尔认为结构与体制先于行动发生，但又为行动所修正。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互动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我国有很大的影响。他所谓的结构的二重性就是指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同时又是社会行动的媒介和结果。对于行动和结构的关联，他的解释是，要“通过具有技巧和知识的行动者”的作用，即强调人的技术和能力的作用，但并没有揭示行动者的内在动因［3］。

综上所述，社会的发现是西方社会科学以至社会学的一大功绩，但西方社会学对社会概念的揭示同理论迷思相伴而生，并贯穿于整个学科的发展过程。各种理论范式的研究无论是对社会概念的肯定与否，如何界定，始终围绕个人与群体(社会)、行动与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和以何种方式发生关系进行的。这些界定或者把社会视为“物化”的、外在于人和生活的客观结构(结构主义);或者只把社会作为个人的“行为组合”和相互关系来理解，否定社会的“实在性”和实体的性质(行为主义)。这两种居社会学统治地位的研究范式的共同缺欠是主客体二元对立，没有看到把主体和客体包融在一起的重要变量和深层结构的存在。“互动论”虽有突破，避免了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片面性，但同样没有涉及社会的深层结构变量和动因。因而从总体上说，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概念的理论是单向度的社会型构论，他们所建构的社会概念及各种解释框架已无法解释今天的社会发展和无法容纳今天的现实生活对理论的需要了，已不能在解释人类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上产生卓识洞见，这必然导致社会概念现实生存的困境和合法性危机。

二、理论超越:基于“生活论”的社会概念解释框架的创立

面对西方从古典、现代到后现化社会学所陷入的社会迷思和导致的社会概念危机，今天的社会学人无疑面临拯救社会概念、破解社会迷思的任务。但要拯救社会概念，就必须走出西方社会学已有研究范式的阈限，创造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在这方面费老担当了历史重任。他以学贯中西的厚重学养、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敏锐的判断力，在西方社会学谈论较多的社会外显结构内部发现了“隐性在场”的生活这一核心结构，建立了从生活出发，以生活为核心的内外结构要素、显性与隐性结构互动生成的社会概念体系框架，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范式概括为“生活论”的社会概念研究范式。

费老的这一理论主要贯穿于他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整个学术研究历程中，特别集中体现在1993年发表的《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一文中。他去世的前一年多时间内多次谈到此文。他说:“1993年那次‘自我思考’相当于自己学术研究思想的阶段性总结和理论上所作的反思。”［4］442可见这篇文章对于表述他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该文中，费老表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生活是社会的本源和内在的核心结构，社会因人的生活而生。费老对社会概念实质内涵的揭示是以人的特有生命形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人的生命是生物性、社会性的统一体，而人类的社会就本源于人的这种特有的生命活动。他说，“人原是动物的一类，衣食男女，七情六欲等生活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演化”，但生物界演化到了人这个阶段后则形成了超出其他动物的能力，“一个个人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聚在一起形成群体，通过分工合作来经营共同生活，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这就是说，人自揖别动物界之后就有了同动物性生存相区别的生活，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一个个人”的，但满足生活需要的方式是群体共同经营的，即是用社会方式实现的，这就逐渐形成了社会性的生活共同体［4］111－112。费老说，他的这一表述思路源自他所师从的马林洛夫斯基的人类学的功能学派，所以早在1948年费老就明确表述，“假使一种生活不全靠个体的单纯经营，而需要许多个体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生活，这是社会”，所以“社会是群体生活本身”［4］34。但是到了 20世纪九十年代，费老特别强调，社会又是“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即“一个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群体逐渐创制了行为规范，他逐渐成为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成为了社会人”。“社会是经过人加工的群体”，“各个社会都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于是社会就形成了。社会是“在自然的演化中是继生物世界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但同样是实在的世界”［4］112。

上面这些论述费老阐述的重要思想是:作为人的特有生命形态实现形式的生活是社会的本源，并构成社会中内在固有的核心结构，社会就是“一个个人”生活需要满足的群体结构方式。正是由于作为人的生命形式生活及其实现生活需要的结构方式的存在，才使社会成为一个“实在的世界”。在社会属性中发现了“生活”这一点，是西方社会学的各学派所没有看到的，而费老正好抓住了解读社会密码的生活这一核心要素和重要变量，实现了对西方社会学的超越。

第二，“生活需要”是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因。在揭示生活是社会的本源和在“社会”结构内部发现了生活这一核心结构之后，还必须回答:生活在社会整体结构的内部同其他结构要素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它仅仅是受动的“坐享其成”的因素，还是参与了社会的建构以及是如何参与社会建构的?这是以“生活论”范式诠释社会概念的观点能否成立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这方面，费老反复强调了“生活需要”在社会运行逻辑中的重要功能。他指出，作为“文化性生存”的人是有能动性的，人的能动性集中表现在生活需要满足的行动之中。费老揭示的具体逻辑关系是:人的特有生命存在产生了生活需要;生活需要的满足过程是在群体中发生的，并借助于“分工合作体系”推动了社会结构关系(组织、制度等)的形成，“社会所规定的一切成规和制度都是人造出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手段，如果不能满足就得改造，手段应服从人的主观要求。……如果社会制度不是人类的手段，那就好像谈不上人为的改革了”［4］113。这就是说社会成规、制度都是为满足人自身的生活需要而“人造出来”的“手段”，在满足人的需要过程中，社会结构关系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组织等要素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些种种社会形式、手段只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时人才能获得积极性;否则不满足就消极;如果长期不能适应人的生活需要，那么迟早会发生社会改革和社会变革。今天的中国所发生的各种改革和变革，从本质上说正是民生问题和人民的生活诉求所推动的结果，所以人的生活需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社会得以运行的根本内在动因。

第三，社会是以人的生活需要满足行动连接起来的隐性结构(生活)和外显结构(分工合作体系)互动生成体系。费老在该文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人不但是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能动行为主体，也是体现社会结构关系“力量”的客体。他说，人的需要满足行动“不能没有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有了规则就得有个力量来维持这些规则”，群体即类的生活需要满足共同遵守规则的力量就是群体“分工合作体系的力量”，这种力量又“是依靠个人的行动而发生效用的”。［4］129这就是说，每个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行动”是个性化的，但要想实现个人生活需要的满足又必须“通过遵守共同的行为规则加以实现”，而体现这种“共同的行为规则”的社会结构关系一旦形成，又成为超越个体并制约个人行为的力量，这就是社会概念整体结构中的外在于人的客体结构方面。这种外在的“分工合作体系”的手段性功能的实现过程，可能是个人身体在场的直接满足方式(日常生活)，也可能是国家政策、法规等公共性行动，但所有满足方式的集合指向，“目的还是使个人能够得到生活”。这样，社会体系中的隐性结构(生活)和外显结构(分工合作体系)就发生了互动生成关系，两者互动的连接点就是“生活需要”，即需求行动和满足需求的行动(社会供给行动)之间所发生的互动生成关系。这样费老就建立了以生活需要及其满足方所连接的、内外结构、隐性与显性结构互动生成的社会整体结构关系体系，从而构成了社会概念的基本结构和内涵。

第四，社会和生活是连为一体密不可分的。按费老的社会就是“许多个体用分工合作方式生活”、“社会就是群体生活”的观点，社会和生活是包融一体的，即一个人只有在群体中通过社会的方式才能“得到”自身生活。人满足生活需要的行动是能动的变量，但只有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上才能发挥作用，并为社会结构关系的变动带来影响;同时社会结构关系的运行又负载着人们的生活，这样，社会结构就不是纯客观的结构，而是包含了人的生活行动的活生生的结构，在社会结构之中永远镶嵌着人的生活活动，不存在游离于人的生活的纯客观结构，只有在理论研究上才能把它抽象出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生活和世界是一回事”，“生活之外无他物”［5］。社会就是一本打开了的生活的书，研究社会必须立足于人怎样生活，即要有生活方式的视角。

三、破解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迷思

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永恒命题，在西方社会学主流论述中，两者常常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如何正确解释二者关系成为社会学的理论难题。而费老的“生活论”社会概念解释框架却为求解这一使人们久久困惑的难题提供了方向。费老在这方面的重要论述除《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一文外，还有1999年发表的《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与体会》，2003年发表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等代表性论著。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费老不断从新的社会实践出发清理自己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日臻完善。

首先，费老在对社会的“实体”、“实在”是什么的问题上作了创新性的表述。如前所述，在结构主义社会学那里社会的实在观是“物化”的，而在行为主义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又是否定社会的实在性和实体性的。费老多次提到，他的早期研究曾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存在“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在认识上只“把社会作为一个本身具有其发展过程的实体”，而人不过是其中的“载体”，即被“物化”了的社会部件。那么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实在性和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体”呢?他从“新人文思想”出发提出了“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的命题，而把社会和个人连接和包融在一起的核心要素就是生活。即社会作为“代表群体维持这分工合作体系的力量”，其目的还是“使个人能得到生活”，而这种分工合作体系“又依据个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这里所说的“个人的行为”就是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行动。这样社会和个人就成为围绕“得到生活”而包融在一起的有机整体［4］129。

这一思想费老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4］286这就是说由人组成的群体“经营共同生活”就成了社会，因此“社会(一定的结构关系)”和人(个体的行动)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并由于生活行动的渗入而成为一体。

综上观之，费老“新人文思想”的社会观所界定的社会实体概念，是以生活为中介和归宿的个人与共同体(社会)相互配合的不可分离的实体，可用“人—生活—社会(外显结构关系)”的动态复合体来表述。在这个实体中，个人不是社会的部件和“载体”，社会也不是“去人化”的外在力量，他们共同指向人的生活和在发挥各自功能中连为一体。在这一复合体中人的行动不是妄为的，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则而行动。社会关系结构不但约制人的行动，也为人的行动提供保证。同时，它又是人的行动的再造之物。人与“社会”正是在这种互动生成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

其次，在认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费老突出强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以“生活论”的研究范式阐释了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后，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社会学可凭借怎样的学术资源更好地阐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呢?对此，费老在晚年十分强调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同时，更要注意吸收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社会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于西方近代社会。西方社会学在社会客观结构和关系的研究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思想资源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与借鉴。但“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西方走的是从物质到社会到文化的发展路子，主张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把人作为客观事物来对待”［4］281，存在“去人化”、“去生活化”的倾向。或者像行为主义那样，脱离社会实体单纯以个人及其“行为组合”的互动关系作为出发点分析问题。他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是在中国自己传统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里却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人文思想，这在今天尤其需要“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使对社会的认识“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在置于中国社会伟大实践的背景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4］281。

费老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有许多从生活出发，把个人与社会融合起来的思想。如中庸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义利结合的思想等等，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补关系［4］282，特别是在《试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老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天”的概念所表达的理念作了精辟的阐述。费老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天”不像西方“上帝”那样是超越于人间万物之上独立自在的东西，强调的是“天”与“人”的统一和息息相关，即人的行动要顺应“天”不断作出调适，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应符合“天道”(自然规律)的原则。费老认为，“今天中国社会学应该继承这种传统，从自然存在和演化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最基本的定义”［4］410。基于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活生生个体的思想出发点，晚年的费老特别强调社会学不但要研究“社会结构”，“也要研究心态结构”，研究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所有这些是费老赋予社会范畴以生活论解释框架后对社会学学科发展提出的要求。

最后，我们要特别指出，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对于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自觉”按费老的解释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新时代确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291。但费老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的立脚点讲的是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时要回归“生活世界”，要回答好下列问题: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4］291这是费老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所要揭示的根本性的实质问题，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实现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已有的西方社会概念已不适用和不能为人类新的伟大实践提供解释框架，而费老基于生活论的社会概念解释框架恰恰应运而生，为人类新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富于解释力的概念基石，这正是费老对社会学的世界性贡献，也是费老的社会观超出中国社会学同代人的地方［6］。我们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后辈有责任继续创造性地阐释费老这一宝贵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观，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去改造、治理和建设社会，创造人类的美好生活。

四、社会学的使命与社会学者的历史责任

从对社会范畴本质内涵所作的创新阐释出发，费老对社会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及社会学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什么等问题，都作了精辟、独到的论述。

对于社会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是争论不休和莫衷一是的大老难问题。今天看来，在各种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表述的观点中，费老的表述是最有启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费老基于对社会概念意蕴的独特阐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社会学是研究人在群体中的生活”的一门学科;“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4］286，等等。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费老通过比较后指出，社会学以“人在群体中如何生活”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研究的是“人在群体生活中所创制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文化就在人们生活的行为和意识中，正因为如此，社会学与人类学是相互不能分离的”［4］296，由于社会学与人类学有着相互不能分离的关系，因此对社会学是怎样一门学科的思考，也应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有所借鉴。费老认为，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研究人类生活的，区别在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是研究人的生活在“分工合作体系”中如何形成社会结构的;社会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是研究人在群体中生活是如何形成文化的。基于生活论的社会概念解释框架，费老在晚年明确地指出，“社会学不单纯是社会科学，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是对社会学学科性质所作的创造性的阐发，扩展了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由此也就规定了社会学的双重功能:社会学具有科学性，可以成为解决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但同时，社会学具有价值性和人文性，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构成“一个社会精神养成和“位育”教育的一部分”［4］408。以上这些是费老对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所作的最符合社会生活真实本性的阐述，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社会学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的这种基质也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学人应有的历史责任和价值追求。在这方面费老多次作了语重心长的表述，集中起来就是:为了中国人和全人类的“美好生活”而学术。社会学学者的任务就是为推动社会在从“不够美好”向着“追求更为美好”社会的前行中而不懈探索［4］106－110。费老一生的学术就是对此亲身践行的。他说:“我早年自己提出的学习要求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解的目的是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为此我选择了社会学。”他还深情地说，“中国人民在我的一生中正处在社会巨大变动之世。”正是在“为人”的社会学研究志向的激励下，他一生的学术竭诚为中国人民服务，并在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巨变的实践中不断师承、学习与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不断反思、修正、提炼对社会学本质意蕴的认识，从而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创造性贡献，为中国社会学留下了宝贵财富。读他社会学晚期著作，我们深深为他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所感动，正是这种情怀使他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完善对社会学学科本质的认识，并把它打造成一门面向人类美好生活的学问。

基于费老对社会意蕴本质和社会学学科使命的理解，费老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实求知”，“力求在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和参与中，理解和解释我们的社会”［4］363，“要把自身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到生活中去找，去总结。生活本身是多种多样的，要通过实践，反复的实践去认识其发生的规律”［4］280－283。他充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就是要一路看生活……人的真实生活里边有道理啊!它是理论之源。”这些都是他对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法的深刻表述。归结起来，费老提出的“从实求知”，就是从人们的真实生活出发，深入生活，在反复的实践中去认识和理解社会。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学来说，费老对社会学研究基本方法和路线的表述具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生活是社会的本源，也是“理论之源”。因此一切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会学者都应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并在求解问题中创新理论，寻求社会的根本道理。为此，要改变那种现今学术生态中普遍存在的生吞活剥西方社会学理论，“西方理论，中国证据”的研究路线和学风。可以说，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学理论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其实西方社会学真正有价值的理论也是从他们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学要获得发展，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借鉴是很必要的，但代替不了对自己生活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实现文明复兴的民族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经历的伟大变革是前无古人的，只要“从实求知”，从生活实践出发，是可以创造出在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伟大理论和独特的知识体系的。

［1］［英］乌恩怀特.社会的未来［M］.沈晖，田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99.

［2］［德］瓦格纳.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历史一探［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4］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5］［英］库比特.生活 生活——一种正在来临的生活宗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5.

［6］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