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军，王 琰

（1．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241；2．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200241）

论孙本文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文 军1，王 琰2

（1．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241；2．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200241）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中国化的命题就掀起了阵阵研究热潮。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在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化和组织化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旨在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概括和总结孙本文对第一次社会学中国化所做出的努力，并结合现今社会学发展情况，对当今社会学中国化研究进行讨论与反思。

孙本文；社会学中国化；综合学派

一、“社会学中国化”议题的提出

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其在中国开创之初就深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然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面对近代中国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学科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第一代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国社会学者逐渐意识到了构建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社会学的重要性。于是，逐步摆脱西方社会学的莫大影响、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便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社会学中国化也由此迎来其第一次浪潮。直到现在，这一使命仍然没有完成。可以说，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学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怎样才能以自己特色的社会学知识参与到世界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并以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本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人似乎从未停止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思考和关注。

社会学界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具有普遍性，即主张社会学的中国化应该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华民族性格。例如，吴文藻先生认为社会学中国化须“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实施启发理论”，同时又必须有“本土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1］。他强调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样的社会也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化”［2］。社会学中国化在台湾以及海外也曾掀起讨论热潮，美籍华人社会学者林南教授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必须“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因为社会学“是由持续不断的对特定群体、社区、文化和社会的特征作分析及解释累积而成的”，只有设法融合那些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的资料于社会学内，“才能使社会学继续发展壮大”［3］32－33。同样，台湾学者成露西教授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应持观点，“西方社会文明产生的社会学，移植到中国，应在中国生根，并创立与中国社会文明及国情相吻合的社会学，以服务社会及社会里的民众”［4］。

而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将社会学的中国化视为社会学工作和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认为社会学并不存在中国化不中国化的问题。比如，台湾社会学者蔡文辉认为，我们要多做以中国社会学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工作，因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应该可用来作为研究所有社会学的工作与基础”［3］11。另一位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对“社会学中国化”作了更独特的解释，“本土化是本国学者以一种移情的方式诠释外来理论的过程”，是社会学知识在“另一个情境下被创造性的诠释、理解与运用”，“真理只是故事，本土化也是一种说故事的特殊编辑手法”［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中国化”议题引起的讨论愈演愈烈，然而，该议题并非在近些年来才受到社会学者的普遍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先辈们便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并为之付出了卓绝的努力。

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深入，“社会学中国化”这一议题也呼之欲出。1925年，社会学家许世廉于《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一文，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建设“本国社会学”。随后，孙本文明确指出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中国化”。

更具有意义的是，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进行了明确界定，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一个“采用欧美社会学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的过程。以上演讲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展，也使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社会学史上正式地、明确地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最早范例［6］。此后的10多年里，中国社会学正式步入了本土化运动时期，而孙本文也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贡献了不菲之力。

二、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之一是他对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该理论体系构建的前奏工作主要集中于他早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即为他将西方社会学理论积极引介到中国，并对其进行论述和评说，从而为继续探索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1921—1926年赴美留学期间，受美国文化学派创始人乌格朋（W illiam．F．Ogburn）的巨大影响，孙本文回国后即发表了《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一文，对乌格朋学说进行简单介绍。对相关学说的基本意义、对象和概念进行介绍。1947年，孙本文更是出版《近代社会学发展史》一书，对自孔德创立社会学至二战结束的期间100多年的社会学发展史进行介绍，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家自著的社会学史书籍中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7］。

为推动西方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孙本文亦付出了无数心血。他在代表著作《社会学原理》的“附录二：社会学名词汉译表”中所列社会学专业名词多达460个。至于人名部分，孙本文不仅咨询了欧美各家意见，而且参考各种百科全书和名人录，对将近2 000位学者加以筛选，最后列述434位社会学者的生卒年月、重要著作特点［8］67。我们对他为社会学学科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不能不惊叹佩服。正因为如此，孙本文得以把西方社会学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读者面前，在中国的学术殿堂上竖起了社会学这面大旗，也完成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前奏。

之后，孙本文着手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9］44——这也是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在该理论体系中，孙本文不仅形成了“社会行为”作为核心概念，而且将自己对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囊括于该体系中，形成了偏重于文化和心理因素研究的综合学派。

第一，孙本文将“社会行为”作为其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具有较强的中国化特色。“社会行为”作为其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孙本文中国化的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他的全部理论研究大都是以“社会行为”为出发点的。孙本文认为的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和社会行为相关联的各种现象［10］16。

孙本文认为社会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以上的人联合后的“交通”。他认为，“交通为社会行为发生的枢纽。要之，凡是二人以上联合而互通声气时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社会行为。”［10］5基于这一点，孙本文从五方面对社会学研究的内容进行阐述，称之为“五种重要问题”［10］7。他对社会行为的研究也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而后，孙本文又提出了几大问题，诸如：“社会学究竟应该确定何种现象为研究对象？由这种对象所发生的有些什么问题？由这些问题又演成怎样一种体系？”这几大问题都是对社会行为研究的发展和深化［11］。

孙本文对社会学体系的构建在《社会学ABC》一书中初步端见，在其后来著作《社会学原理》一书里得以详细阐释。1944年他发表的《社会学体系发凡》一文使其社会学理论体系得以深化和完善。《社会学原理》作为孙氏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极大促进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引证事实之处，凡可用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孙本文渴望该书有利于社会学教育体制上的中国化：“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书。”［10］2此书的出版也经过了诸多社会学学者的阅读、意见和各种协助，如吴景超、许仕廉、陈达、吴泽霖、潘光旦、言心哲等人，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知名的社会学学者。《社会学原理》受到了学人的广泛欢迎，被认为建国前早期社会学中“最具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专著之一”［12］。

第二，孙本文作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重视文化研究的第一人”［9］250，构建了中国化的文化社会学。他将对文化的研究同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

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观点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无文化即无社会，文化是社会成立的要素，人类活动就是文化活动，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是社会的变迁说到底也只是文化的变迁，即使他所谓的社会变迁包含文化变迁和人口变迁两部分，然而人口变迁也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变迁的影响；其三，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分析也是文化角度的探讨，即孙氏在《社会问题》一书中将社会问题之发生视为社会态度之转变，归根结底为新文化传入过程中的文化失调［13］108。

孙本文围绕“文化”发展的文化社会学在将西方新兴的文化学说引进中国的基础上使之中国化，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先河，时至文化和知识日益重要的当今社会，也无不具有战略性参考价值。

第三，孙本文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方面也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孙氏对社会中心理因素的重视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其社会心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46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该书是我国当时唯一的一部社会心理学著作，也被视为孙本文的扛鼎之作，它“所费功力远远大于《社会学原理》，为他积累20多年教学和科研经验所得。”［13］108－109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以个人行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为研究对象，主要涉及的论点有三：一是孙氏的心理社会学理论把社会行为作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发端，而社会行为因为具有很强的心理学意味，因此，“孙氏的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派的社会学，是心理社会学”；二是重视态度和社会现象的关系研究，孙本文在《社会学ABC》和《社会问题》两书里明言其重视态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并以态度的转变来阐释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甚至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关于态度的解释都占了很大篇幅；三是他社会心理学体系的建立，此体系皆体现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之中［13］108－109。

孙本文社会心理学体系的“中国化”在该书的“应用”部分体现得尤其明显。孙氏于此部分谈及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标准问题，认为益于社会进步和个人幸福发展的标准才具有可行性，“今日中国社会标准应该适合于目前中国社会所公认的应该保存的固有的社会特点，同时应该适合于目前世界公认的应该提倡的时代潮流。前者应该包括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后者应该包括晚近数世纪的世界新潮。前者是国族化，后者是现代化。”孙本文将国族化理解为“重理性、主中庸、重自治、崇德化”，他理解的现代化则是“重科学、尊民主、崇法治、主团结”［10］532－544。不难看出，孙本文对于该标准的界定，完全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锋之波，也是他探寻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的独特运用。孙本文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化，还体现在其资料应用的“中国风”特色上。

第四，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亦表现为他对于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研究。其著作《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是面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期间所造成的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之下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而达成的著作。孙本文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是将社会学理论同中国现实问题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进行探析，深刻体现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原则。

孙本文将社会问题定义为“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之问题”，其社会问题研究从社会建设角度下的四大类进行，分别为家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这四大类问题之下又具体化为至少40种具体问题。比如，家族问题包括家制问题、婚姻问题、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等；人口问题包括教育问题、民食问题、移民问题等；农村问题包括农村经济问题、农村组织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等；而劳资问题则包括工资问题、女工问题、失业问题、劳工福利问题诸多类别［12］。

此外，孙本文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方法和途径。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有八个，分别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中心；以国家中心思想为准绳；不背离国家的既定社会政策；估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估计问题的地方性和时代性；估计问题的起因与影响；应治标治本双方兼顾；应知社会问题的解决无一劳永逸之法。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则要通过改变客观环境和主观心理态度来适应环境需要。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孙本文认为应着重于法律、政治、教育、经济和社会运动五方面［14］322。而孙本文的社会建设思想则体现在《社会学原理》一书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中，他亦撰写“社会建设”的专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为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年会（1943年），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1944），发挥促进当时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并且，孙本文对中国社会建设的方案进行了具体研究，认为社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社会运动方面拟定社会建设的方案。

在孙本文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的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孙本文的人口论点建立在中国化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1957年，他发表《八亿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一文，认为“如果我国人口增长太快太多，粮食等生活资料的供应以及人民的就业都可能发生问题”、“需要采取有计划地控制生育的办法”［14］220、226，这是孙本文在结合多年人口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独特看法。此外，建国后他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一书的撰写，以及其晚年《论我国人口品质问题》一文的发表，都是他切实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将社会学研究同中国变化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表现。

三、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探索

如上所述，孙本文具有较强中国化色彩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被赋予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之美誉［12］。当然，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孙本文更为人瞩目的贡献是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广袤大地上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系列殚精竭虑的探索实践。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探索，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贡献。正如吴文藻所言，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还要“以本土眼光训练出来独立的科学人才，还必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因此，除却竭力促进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孙本文还积极推动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学学科中国化。

在社会学学科建立之初，学生对社会学知识的学习都来源于社会学者对西方社会学专著的翻译和介绍。然而，鉴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学生们对于西方教材中的诸多实例呈“不理解”态度。为了避免学生长期使用不合中国国情的外国教材，孙本文先从大学教材的编写入手，发起并领衔主编一套包括普遍社会学各方面内容的丛书《社会学大纲》。全书涉及社会学原理、方法、历史及各专门领域，由孙本文、吴景超、黄文山、吴泽霖等10余位社会学者共同编著，就社会学上各种最新学理以及方法作了系统介绍，为中国社会学著作中篇幅最巨之书。此外，他堪称经典的代表之作《社会学原理》，作为高校社会学专业必修书目，自1935年出版以来到建国前共版11次，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定”大学标准教材，从软件设置方面促进了高等教育中社会学学科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究其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贡献，无疑使孙本文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学普及者”［7］。

其次，孙本文也为社会学这门学科于中国大地上的组织化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不懈努力。众所周知，学科组织化建设对于学科体系建设异常重要。要想使一门学科在陌生的国土里发芽成长，一方面需要培养前赴后继的社会学人才，另一方面还需通达该学科的学者，形成一个学术集体，共同浇灌社会学这个中国大地上的新学科。

孙本文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自他于1929年到南京中央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和系主任起，孙氏始终致力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和维护。孙本文大力招揽留美、英、法、德等国的知名社会学者，如黄文山、言心哲、游嘉德、卫惠林等，以便集成大家，让学生学到各派学说的特点。另外，他还在教学中开设了涉及范围极广的课程，例如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问题、统计学等，几乎包揽社会学系应设课程的全部。孙氏如此之贡献不仅使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实力与日增强，而且使之成为其他高校社会学系创办和发展的典范。一大批社会学人才成长于孙氏门下，刘蕖、吴文晖、钟兆麟和陈定闳为其中代表，这些后起之秀继承师愿，进一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步伐［8］69－70。除此之外，孙本文对青年学生也尤为爱护。这不只表现在他对学生日常读书报告给予亲自指导，而且体现在他对后进的鼓励，无论老师还是学生，若他们有关于学术方面的记撰，他也多方给予支持并设法为之发表。毕业生请他留念签字，孙本文总留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乐也。”这句话表达了他对青年的鼓励和自己的教育理念［9］89－90。孙本文在中国高校社会学学科体制化上的成就，正是表明他将促进社会学中国化发展的观念融入了自己的骨血中。

孙本文在组建中国化的社会学组织中发挥了引领作用。1928年9月，他借欢迎吴景超从美国归来之机，邀请上海各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商谈成立社会学组织，并于后成立东南社会学会。此举直接推动全国性社会学组织——中国社会学社的建立，孙本文当选为该学社正理事，在学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明确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奋斗目标，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该学社共举行了9次年会，研究领域涉及人口、家庭、社会规划等诸多方面。1948年10月2日，中国社会学社第九次年会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同时在南京、北平、广州、成都四地举行，南京会场到会的普通社员138人，学生社员94人，加上来宾共三百多人，已经远远超过成立之初的73人［15］155。而如此之大进步的取得，是和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孙本文所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

再次，孙本文为社会学中国化规划出发展蓝图，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原则和方法。在真正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命题后的十几年内，组织学科不断完善，学术研究深入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得以大力开展，形成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期成果。结合本土的社会调查、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构建以及社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无一不标志着中国社会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整体看来，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为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客观而言，此时的中国社会学还存在许多西方色彩。中国社会学者普遍意识到如此现状。针对这种状况，孙本文于1942年左右写成《五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一文，系统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今后应从事的工作。此后，他又于1948年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提出对未来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的两点设想，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第一个设想是建立中国化的理论社会学，该目标的实现需从三方面着手。首先是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主要是和社会学说、社会理想、社会制度、社会运动、社会行为相关的内容；其次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实地研究，可以从有计划的都市和农村调查入手，编成各种调查研究报告，了解中国社会本质；再次是编写社会学基本用书，因为诸如中国社会思想史、民族学、都市社会学等领域都没有合适的大学教材，所以编辑社会学的教材为当务之急。“从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充分搜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资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社会学体系。”［16］279－282第二个设想是建立中国化的应用社会学。孙本文指出此项工作也需从三方面着手：一为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二为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三为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他认为，通过上述工作和努力才能促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以上所述各方面的努力，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籍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16］285－286。

这是孙本文为社会学中国化所勾画的蓝图，即从学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角度阐明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努力目标。该计划的提出表明具有强烈主题意识的“中国化”成为社会学学术界的主题，这是社会学从西方引进中国后，至当时取得的一大突破性进展［15］270。遗憾的是，孙本文这一深入且全面的设想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现，它最终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第一次浪潮的余韵。然而，社会学中国化这一悬而未决的议题并未就此终结，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7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再次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前辈无疑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四、简短的总结与讨论

有“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美称的孙本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亦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人物［17］。他对社会学中国化不言而喻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引介西方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上，更在于他对中国社会学组织化、制度化和学科化建设所作的贡献。孙本文自回国之初就致力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让更多的国人了解了社会学，而其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孙氏围绕社会行为构建的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不仅成为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思想，而且影响着社会学的后续发展。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一些社会学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作出论证。比如杨心恒、宗力所著的《社会学概论》就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

孙本文对社会学在中国学科化和组织化也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他领导的中国社会学学社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奋斗目标，在加强各大学、地区联系的基础上促进了社会学学说的传播，扩大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才队伍。这些学术态度严肃的社会学者，为社会学教育、研究和实地调查方面付出艰苦努力，他们留下的一些调查报告、相关著作以及搜集的系列资料，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写照，对当代社会学研究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此外，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作出了自己的探索，更是提出了未来社会学中国化的原则和步骤，也是对今后社会学发展主要旋律的奠定。

毋庸置疑，孙本文通过诸方面的努力，促进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第一次浪潮的掀起，然而，作为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的中国化探索，许多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的实质仍然难以摆脱西方化理论的影响。孙本文虽然通过著书立说立志于形成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但是，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本质上还是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框架的，是在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填充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资料。调查研究的缺失，使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大打折扣。也正因为如此，国内许多做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都把孙本文归纳为“学院派”的代表性人物。

第二，部分思想观点的片面性凸显了其社会学理论的不足。孙本文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主张从文化和心理方面对影响社会行为的因素进行解释，这种具有较大唯心色彩的观点忽视了经济地位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且，他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还极力夸大了伟人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知不够清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在建国后的学术影响力。孙氏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力图澄清人们对于社会学的误解，即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主张，“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客观现象”，“科学家的态度是客观的，随事物的实在为转移，而不是以事物来凑合主观的见解的。”［10］235孙本文以“科学”的名义不能清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导致其理论观念的片面性，虽然保留了其作为孔德一系社会学代表的正宗地位，却也降低了此后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影响力［12］。

自传入之初就具有“经世之学”特点的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以孙本文为典型代表的从事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也大都怀有“志在富民”的抱负：他们上下求索，学以致用，不屈不挠地构建着中国的社会学，追求着社会学的中国化，促进了20世纪初社会学中国化的高潮。

“社会学中国化”议题的讨论往往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兴起的。从上文所述中我们可窥近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和中国化程度，进而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在社会学中国化道路上需要努力的方向：一方面，针对以往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社会学理论实质的西方化问题，我们关键是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和高度，提出真正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摆脱西方社会学的话语霸权，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应是今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要着力于对中国社会学全球化问题的思考。因此，新世纪新阶段的我们，到底以施以何种姿态、作出何种努力，中国社会学才能以自己特色的社会学知识参与世界社会学知识体系？这是摆在中国社会学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也许正是孙本文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努力，才使我们这些后辈的社会学人在学习社会学知识时，既没有背离社会学的共有知识，能够使我们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同人进行基本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又没有遗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本土情结。但是，遗憾的是，1952年后经过20多年学科发展的中断，我们在恢复重建社会学后，似乎愈来愈忘记了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优良传统。因此，重新学习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充分挖掘中国社会学的早期资源和思想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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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林南．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G］//蔡勇美，等．社会学中国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

［4］蔡勇美，等．社会学中国化［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10．

［5］叶启政．社会学研究“本土化”主张的解读［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3）．卢汉龙，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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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名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9］孙世光．开拓与集成——社会学家孙本文［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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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本文．社会学体系发凡［J］．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4，（4）．孙世光：开拓与集成——社会学家孙本文［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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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定闳．孙本文社会学理论体系简介［J］．南京：江海学刊，1984，（6）．世光：开拓与集成——社会学家孙本文［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4］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15］陈新华．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6］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M］．胜利出版社，1948．

［17］龚长宇．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

On SUN Benwen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WEN Jun1，WANG Yan2
（1．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421，China；2．Si－mian Ins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421，China）

Since the restor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has stirred up waves of research boom．A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founders of Chinese sociology，SUN Benwen has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area of forming a soci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shing ahead the 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sociology as a new subject．Combin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the article aims at summarizing SUN Benwen＇s efforts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from a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point of view，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flec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localization of sociology in current days．

SUN Benwen；lo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comprehensive school

C910

A

1009－1971（2012）05－0037－07

［责任编辑：唐魁玉］

*为纪念孙本文先生诞生120周年，南京大学于2012年5月18—20日专门召开了“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文曾在该研讨会上宣读。

2012－6－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A710021）、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SH002）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012）

文军（1969—），男，湖南祁阳人，教授，博士，从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领域研究；王琰（1989—），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城市社会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