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 懿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田野作业中的“他性”
——读《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荆 懿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从人类学家本身及其调查对象出发探讨田野作业中的“他者”。当地人一旦成为“资讯人”，其文化立场与本土文化便产生了对立，出现他性特征;人类学家由于其本身的异域文化属性使其具有天然的他性特征;资讯的他性导致田野调查也必然存在他性特征。人类学家对相同文化的多重阐释证明了拉比诺“文化即阐释”观点的正确性。

人类学;田野作业;他性;拉比诺;摩洛哥

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他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对于田野作业中关于“他者”的反思，不仅仅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且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有人曾以踢走主人的“骆驼”来喻指拉比诺本人，认为他如同阿拉伯童话故事中那头得寸进尺的骆驼。阿拉伯人带着骆驼露宿沙漠，夜深时，骆驼把脑袋探进主人的帐篷说:“主人，外面太冷了，让我把脑袋伸进来吧。”主人同意了;稍后骆驼又说:“让我把两条前腿伸进来吧。”主人又同意了;最后，骆驼的全身都挤进了帐篷，还一脚把主人踢了出去［1］。然而正是拉比诺——那只潜入摩洛哥村庄的“得寸进尺的骆驼”，在其追求列维－斯特劳斯式“异乡感”和完成研究生论文的同时先将头探入到摩洛哥的村庄;后来在与摩洛哥本土的“他者”合作后又把身子深入其中;最后与其在塞夫鲁“度假”的导师克利福德·格尔茨不同的是，他将整个人都埋入摩洛哥腹地，最终写成了人类学论著《象征支配》和人类学论文(也可以称为人类学随笔)《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2部著作，正如国内外学界一致认同的，后者“以此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以‘交流的民族志’来‘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绕道理解自我’。”［2］正是如此，田野考察自身的他者性决定了其必然是围绕两个“他者”所进行的文化活动。

一 作为“他者”的当地人

拉比诺在曾是法属殖民地的赛斯平原进行他的田野作业，塞夫鲁城，正如我们现在日益相似的城镇那样，发展得面面俱到。他在一间橄榄园旅馆的法国酒吧里认识的第一可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莫里斯·理查德。这座旅馆被拉比诺称为“殖民主义的遗迹”［3］，他的资讯人理查德是法国人，作为“垂死的殖民主义的真正移民”［4］无疑其地位非常尴尬，并没有得到当地人的身份认同，也更没有学习过阿拉伯语，以至于他对这里的生活感到无望。处于摩洛哥与法国之间的理查德，双重的他者身份，使他迅速被边缘化。尤其是当其取悦前来“教化第三世界”［5］的法国人时，他的身份地位只是“劣等”［6］。

拉比诺的阿拉伯语老师——易卜拉辛主要为塞夫鲁的欧洲人服务，他使用法语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虽然他扮演的是中间角色，但他“却没有陷入殖民活动常有的另人消沉的认同混乱”［7］。但是，当拉比诺不能用学习阿拉伯语的传统方式进行学习时，借鉴法国人的学习方法来学习当地语言，但成效并不明显。此时经过再翻译的文化(由法语教科书直接转变为阿拉伯语教科书)成为一种出口文化，难以运用于生活当中。文化之间的简单换位必然使两种文化产生碰撞，从而使一种语言产生话语权。“一旦殖民统治完成了对当地的经济支配和领土控制，这三个领域(语言、女人和宗教)就会吸引更多的关注，成为整合和认同的象征。”［8］法语成为一种权利，使得当地人追求这种话语霸权以谋求个人利益。1979年，拉比诺结识了法国学者福柯，将其“现代知识权利合谋通过控制社会来控制人的思想”［9］的观点发展到人类学中，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做出一番贡献。

拉比诺的第一个资讯人是来自宗教中心的阿里，阿里将他所掌握的关于自己社区的信息转述给拉比诺。虽然阿里属于“土著”，但拉比诺却认为他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在与阿里进行更深入的交往后，这时阿里的“他者”形象呼之欲出。阿里所参与的卖淫组织在塞夫鲁很常见，卖淫活动本身是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亚文化”形式。在拉比诺体验式得参与到这种“性”游戏的时候，两人的他者性同时消失。而在拉比诺返回到田野作业的本身后，尤其是进入西迪·拉赫森·利乌西村之后，他发现阿里并不受当代人的欢迎，由此阿里变成了被村中男人羡慕的“他者”形象。但是，进入村庄后，作为人类学家的拉比诺才真正开始他的田野作业。他在村子的第一个资讯人是阿里的堂弟——麦基，而麦基完全的局内人形象使其不能胜任资讯人的工作。资讯人本身的他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可以用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社区，并与同样是他者的人类学家建立合作关系。

拉比诺在西迪·拉赫森期间的资讯人是马里克，他是一个家族的领导人。与前几个当地人不同马里克与拉比诺只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由于资讯人在村中颇具地位和影响力这也使得拉比诺的田野作业能够顺利开展。但是，在调查资讯人的财产情况时，计划就开始不顺利。马里克总是强调自己的贫穷，但事实上，他相当富有，这就与他的文化归类不符。虽然他身处村中，却与大部分村民对待财富的观点相左，由此他就变成自身的“他者”(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与现实不符的层面观照)。而此时也显示出美国人与摩洛哥人对“富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和人类学家的知识权利渗透到这一地区，并开始影响这里的人群划分的方式。正如拉比诺所言“人类学者创造了一种意识的双重性”［10］。通过双重的历史和文化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与资讯人相互理解。当马里克可以用一种类似“人类学家”的观点再审视他的村庄时，资讯人所具备的“他性”更为明显。

德里斯·本·穆罕默德拒绝成为拉比诺的资讯人，他更愿意与人类学家成为朋友，“基于意识到彼此的不同并且互相尊重”［11］的信任。伊斯兰教徒本·穆罕默德具有与以往的资讯人不同的知识视野，这也使得他能够与人类学家进行平等的对话。在类似闲聊的过程中，拉比诺收集到大量的资料，比如当地人对黑色的看法。本·穆罕默德与拉比诺是双重的“他者”关系，与阿里和马里克最为不同的是，他是站在文化的立场而非个人的立场与人类学家进行交谈。前两个资讯人的“自我”过于强烈，即使拉比诺和阿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只是建立在阿里特定的视野范围之内，而非用历史的、宏观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马里克则更关注“财富”，他与人类学家只是合同上的关系，且他更为关注本家族内的事物，对身边的事物缺乏客观的认识。

上述的几个当地人，都存在不同的“他性”。“他们或在欧洲文明与摩洛哥文化之间，或身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区与欧化的城市之间，或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但他们都是人类学家与摩洛哥文化的中介者。”［12］而同样，在摩洛哥进行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与这些具有他性的当地人首先在语言的认同上产生了联系，由初来乍到时产生的不可消弭的“异乡感”迫使他与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法国移民产生亲近感;到他逐步加深对当地人的认知:学习当地语言、与当地人成为朋友、真正展开田野作业、与当地人进行深刻得文化讨论;最后带着大量资料回到美国。在他不断得对他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自我本身存在的他性。

二 作为“他者”的人类学家

在拉比诺刚进入摩洛哥的生活时，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学生，他用法语同第一个“他者”理查德交流，使他首先成为理查德所认可的“自我”，然而，拉比诺与“他者”理查德的接近使他成为摩洛哥当地人所认为的“他者”，他的身份随着资讯人的身份转变而转变。

拉比诺首次体会到“他性”，是他的阿拉伯语老师易卜拉辛谎称没有旅费前往马拉喀什。在长时间的接触中，当拉比诺视易卜拉辛为朋友时，易卜拉辛只是将他视为“资源”，由此也奠定了这本《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基调——“寻找他性的人类学”［13］。人类学家的他性，正如作为一个闯入他人村庄的“不速之客”，在观察完这个地方之后，又悄然离去的人。

在同第一个资讯人阿里的初期接触时，拉比诺仍然认为人类学者就是坐在被城墙包围着的老城中，腿上摊着笔记本，同包着头巾的朋友喝着茶，体验式的参与式观察［14］。这一想法正如同结构－功能人类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认为的那样“民族学者观察得越好，对有关民族的心理特点(mental peculiarities)的总体印象就越精确。”［15］这种参与式的调查也让拉比诺认识到，他与资讯人之间的联系其实只是暂时的相互理解，这中理解具有张力也极不稳固。在阿里对他的诸多“控制”中，拉比诺反思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如果资讯人永远是对的，那就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成为一个非人(non－person)，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完全的角色。”［16］早先的田野作业就是如此认为，人类学家只是一个记录者，是一个完全的“他者”，而通过拉比诺亲身实践得知，人类学家只要存在“本我”就不可能变成完全的他者，听从资讯人的摆布。拉比诺关于人类学家和田野调查对象之间应是对等关系的论说由此产生。

在与第二个资讯人马里克接触的过程中，拉比诺的人类学工作才正式展开。但此时他面临的“他者”问题又发生了转变。虽然他已经有非常好的阿拉伯语功底，又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大量资料，但在谈及这一地区的反政治问题时，他依然不能从资讯人那里取得相关的资料。相对于本地人，他是一个可能会给村庄带来威胁的外来者，虽然村中的人常搭他的顺风车，但他依然不属于这个集体。直到第一个资讯人阿里再度回到村庄，基于朋友的立场和阿里的“他性”，拉比诺才深入得了解了苏丹被放逐期间发生的政治事件。

之后，在拉比诺与本·穆罕默德建立朋友关系后，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17］。正是这种相互之间建立在不同文化上互相的理解，最终使得拉比诺反思进行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与当代居民是何种关系。第一，人类学家只能作为“客人”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人是这里的主人，但客人不必对主人谄媚也不必说服主人去改变他们固有的想法，因为二者处于平等地位;第二，人类学家并非殖民地的督导官，也不能放弃其外来者的身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但并非成为当地人。

三 作为“他者”的田野作业

在书中，非斯与塞夫鲁这类的城市，阿拉伯的居住区没有汽车，作为殖民地的摩洛哥看似保留了其传统，但实则已经被殖民化，法国式的新城区与摩洛哥式的老城区毗邻使“两种文明比邻而居却彼此相隔几个时代。符号的使用具有欺骗性;社会和文化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18］摩洛哥这一地区掺杂着传统阿拉伯地区和法国殖民地的共同特征，虽然其仍然保留着风俗和传统，但文化上的殖民，已经从殖民活动一开始就开始影响这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认为“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被剥夺这样一种话语，即他们用它直接地无间距地表达他们所思考、相信、相像的东西的那种话语。”［19］福柯的观点恰好佐证了殖民地居民的一方面极力保存自己的语言一方面又学习殖民者语言以获取权利的行为。处于传统与殖民缝隙中的居民，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同时又通过输出自己的文化来使外界外界了解这一地区，从而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当殖民地国家不再被殖民时，这种文化景观已经保存了下来，并永远不可能变回传统或者变得同先前的殖民国家一样。

而田野作业所要考察的文化形态，实质上已经是“异化”了的文化。只有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对文献资料整理，才能一部分还原其传统性。正如书斋人类学家所作的那样，搜集殖民者传教士传回到国内的信息，加以合理的个人想象编著成书。而这，无疑并不客观。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通过宗教仪式反而更为容易。如同尼采的酒神说，局内人与局外人都可以融入到这种“迷狂”的环境中，局外人(人类学家)暂时被吸收至这种异文化中，成为临时的局内人。“当一种成功的文化形式提供出一种不断发展的结构来解释和生成经验时，这种他者的经验是最易理解的。”［20］但宗教只是作为一种“仪式”来出现，其文化意义已经被大大的削弱。

此时，了解当地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又成为了解这一地区文化的一种方式。而对于不同的文化来说，经济上的差异性，比如摩洛哥当地人并不以经济上的贫乏作为贫穷的标志。这就使得观照一个事物需要多个标准，相同的能指(比如富裕)对应不同的所指。这就使得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作业的过程中，尽可能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但这本身又违背了人类学家作为个体的人的主观性。正如拉比诺所言“文化事实是阐释，而且是多重阐释。”［21］在这种多重的阐释之下，田野调查才显得更有意义。

Marcus和Fischer认为“人类学者应主动把自己当成‘意义的创造者’，利用人类学知识，展开对权力和霸权的批评。”［22］这就要求田野作业在客观地对待各地文化的同时，带有对殖民统治的批判性色彩。如此而言，批评的对象是谁?批评何种文化?批评何种霸权形式也成为田野作业中需要关注的问题。这就使得田野作业的他性色彩转变为一种非镜子式的人文关怀。如果说文化人类学仅仅是在阐释事实的话，那其现实意义则会变得非常狭小，且只能作为缺乏灵魂的他者而存在。

［1］陈年佳酿网易博客．踢走“主人”的骆驼——保罗·拉比诺 ［EB/OL］．httP://cjioush2003．blog．163．com/blog/static/119869420201031511242855/2010－4－15．

［2］(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 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张海洋．好想的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0(1)61－67．

［4］盛 燕．反思田野作业——读《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96－198．

［5］(英)德拉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M］．梁粤译，梁永佳，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 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I106

A

1674－5884(2012)05－0157－03

2012－03－12

湖南科技大学2010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100133］

荆 懿(1986－)，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校 谢宜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