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047）

何其芳的重要佚文：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047）

2007—2009年，重庆市台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博物馆，联合汇编《抗战时期重庆陪都史料丛编》（该书因故未能出版）。作为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的工作人员，本人在2008年7月，曾数度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查阅、复印并钞录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文艺方针与活动的档案资料，从中发现《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编号为“南1778”。

《意见》系手稿，署名何其芳，虽无法判断原件是否为何其芳亲笔，文章的作者却能确定无疑。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国社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八卷本《何其芳全集》（蓝棣之编），但《意见》一文均失收，故可称之为“佚文”。

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基于作者特殊的经历和地位。1944年4月，何其芳受党的委托，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战时首都重庆工作，任代表团文教组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华日报》副刊，负责文艺动态调查，并向大后方文艺界宣传毛泽东的文艺路线。1945年元月，离开重庆回到延安。抗战胜利后，由周恩来亲自指派，再赴重庆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接替邵荃麟编辑《联合特刊》，并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8月28日，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接见何其芳，对其工作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赞许。1946年，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2月，写作《关于现实主义》。7月，创办《萌芽》杂志，配合党在重庆的文艺工作。1947年3月，撤离重庆再返延安。10月，到河北平山西北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从10月30日起，任朱德秘书[1]92-93。《意见》写于1947年9月12日，是针对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国统区文艺界问题的总结报告和解决方案。其中很多论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下文是何其芳写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的原稿内容，整理以保持原貌为准则，但原稿书写较潦草，个别字词极难辨认，或阙字存疑，或置于方括号待定，标点则略有订正。（文章由熊飞宇整理而成）

一

目前蒋区左倾文艺活动处于政治压迫与经济困难这两种不利情况之中。可以设想到，国民党对左倾文艺的压迫一定比抗战时期更加强。而蒋区的经济困难则既使进步出版界刊印书籍杂志很不容易，又使读者购买能力日益缩小，这种情形在我们从蒋区撤退以前即已显著。目前和以后会更加严重。

但根据抗战时期的经验，国民党对左倾文艺活动的限制压迫，其情形是并不一样的。如大城市的戏剧演出，因为它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且演出的物质条件需要得多，所以国民党控制得最厉害，其控制也比较有效。对于文学作品，虽当时有事先审查制度存在，并不如对戏剧那样严格。对于音乐，集体的歌咏演出是也控制得严的，但当时某些暴露性的歌曲（如“坏东西”、“古怪歌”等）仍然很流传。这是因为它们仅凭一张歌谱即可传开，甚至不用歌谱而凭口授，难于控制之故。对于美术则更较松，虽说在报刊上发表亦须送检，但当时重庆开漫画、木刻、绘画展览，即可不经检查。现在，国民党尚未恢复事先审查的办法，则文艺书籍的出版仍不会是控制得很严格的。（杂志出版较困难，且要事先登记。）因此，国民党控制戏剧或其他文艺活动，又以对大城市的演出或出版为严，而学校和工厂的戏剧音乐活动，学校的文学壁报、文学朗诵活动，则只要具体的学校工厂的，当局不大严格，仍可比较自由地进行。这就是说，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并非天罗地网一样，左倾文艺活动还是可以在蒋区存在并发展的。问题在于会根据情况，利用空隙，左倾文艺活动在不可能以明显的左倾面貌进行的地区、环境，还可以比较灰色的面貌出现，这样来达到争取群众、团结群众的第一步目的。

经济困难对文艺活动的限制主要是对出版物的限制，并不是一切文艺活动都要通过出版形式才能到达群众中间。在出版条件困难的情形下，可以加强以其他形式出现的文艺活动，如上面所说的学校工厂的戏剧音乐活动，学校的壁报朗诵活动等都是。国民党的政治压迫日益加强，广大知识青年会日益苦闷，这就为各种文艺活动准备了土壤。自然，必要的进步出版事业还是要想法维持的，文艺的、社会科学的书刊还是要争取能够出版一些。根据我们从蒋区撤退以前的情形看来，真正适合读者群众需要的书刊还是有销路的。这就是一个有关出版方针的问题。其次，进步出版界若能想法使发行方面深入许多[影域]、学校，销路亦可增加。因为像过去那样，新书业只能发行到有限的几个大城市，大城市的文化统制一严，销路自然即会大减，这些办法可以改善一些进步出版界的困难状况。当然仍未必能解决在蒋币日益跌价、物价日益高涨的情形之下的新书业总还是要赔本的问题。除从出版事业本身想法而外，又还可以采用以一部或大部资本从事旁的生产，赚钱来补助的办法。过去，我们对于进步出版界的领导也是弱的，也是一种近乎任其自流的状况，若在这方面也进行调查研究，出些主意，总还是可以摸到一套冲破困难的办法的。

这是我所想到的目前蒋区左倾文艺活动的遭遇到的客观困难。应当承认有困难，但同时又必须看到仍有冲破困难的可能。在左倾文艺界主观方面，虽说抑有在蒋区文艺界占优势的传统地位，并在文艺各部门（无论电影、戏剧、文学、音乐、美术）都有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干部，弱点也还是相当严重的。倒是这些弱点的存在，可能使蒋区左倾文艺界不善于冲破客观困难，求得发展。这些弱点，我想首先应提到某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尚未解决，如内战时期留下的未解决的大众化问题，左翼外部内部的宗派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发生过的政治上右倾问题。其次，由于这些问题在思想上未解决，目前左倾文艺界的文艺思想就仍是颇不一致，其结果就是文艺活动不能目标、步伐一致，无法组成一支强有力的文艺队伍。再其次，目前蒋区左倾文艺界尚未形成，并且不易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又使上述情况不易改变。

从这样的客观主观情况，我想蒋区文艺工作的方针应该是一方面对敌进行战斗，一方面整顿自己队伍的方针。对敌进行战斗，就是在“垮蒋”这个总的政治任务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在他们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也就是说，左倾文艺工作者要求广泛的中间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用各种可能的形式参加、推动蒋区的人民运动；同时，文艺工作本身应该暴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痛苦和要求，并适当地指出出路，这样来推动群众走向革命化；而在不可能进行明显的左倾面貌的文艺活动这种情形下，则用比较灰色的文艺活动来争取群众，团结群众。整顿自己队伍，就是根据上述主观弱点，应寻求适当方法逐渐解决蒋区左倾文艺界的思想问题，并且在提高思想、改造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只有左倾文艺界的思想一致，然后对敌作战才更有力、更有效。抗战时期的经验不应该再重复。抗战时期，我们对蒋区左倾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只作到了政治上团结他们，推动他们作了一些政治运动（这一面自然是不可少的），思想领导很弱，文艺工作本身的领导很弱，这实际是减低了文艺工作本身的革命作用的。

二

以下想提出我们重要的具体问题，并略说我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

第一，文艺与群众结合问题。

这是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方向如何在蒋区文艺工作中实践与贯彻的问题。我们说，抗战时期我们对蒋区文艺界只有政治运动的领导而没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主要也就是说这个方向问题未曾努力去寻求解决。在抗战末期和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才比较明显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主要是抗战胜利以后到政协开会以前，在重庆举行了几次左翼文艺界的座谈会，与1945年十一月到1946年二月在《新华》副刊上发动了一次以《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戏剧引起的文艺思想的讨论。但那几次座谈会只做到了提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批评。由于步骤上、方法上有缺点，这种批评未能继续深入进行，也未能在多数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解决问题。《新华》副刊上的公开讨论也是在一部分文艺青年中有些影响（如上海、天津的文艺青年办的刊物曾经或转载或报导过），对已成作家，特别是有地位的左翼作家，反而恐影响不多，还可更进一步来检讨的。这种强调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问题的提出，在当时及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又仅仅停止在一般号召上，未能有计划地从文艺各部门分别进行具体领导，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因此，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应继续深入地宣传毛主席方向的文艺思想，并配合以进行一些具体领导，如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一样，在蒋区也摸出许多条可以普遍化的文艺新路子出来。

所谓继续深入地宣传毛主席方向的文艺思想，就是说不只是抽象地一般地重复“文艺应该与群众结合”的宣传。在口头上，在主观上，多数左倾作家是对这一原则大致都赞成的，问题在要找出一些阻碍他们真正了解、接受并实践这一号召的思想症结，加以解释说服，比如蒋区左倾文艺工作者常有这样一个说法：蒋区与解放区政治环境不同，你们在解放区做文艺工作，可以实行为工农兵，在蒋区就不行——从这样的思想出发。可是有的说：解放区读者都是进步的，蒋区读者是落后的多，故在蒋区文学只能争取读者中的一部分进步读者。这种见解胡风即有。这当然是比较明显的拒抗文艺新方向的说法。又有的说：在解放区的群众化可以为工农兵写作，在蒋区的群众化就只能为城市小市民写作。这样见解则还是主观上接受我们的群众化的号召并愿意实践的作家所说的。诚然，应当承认蒋区与解放区两种文艺工作环境的根本不同，但这不同，只能使我们做文艺工作的方法步骤因之不一样，不能说文艺工作的根本目的“为什么人”也因之不一样。把文艺读者的圈子从极其狭小的知识青年（甚至只是其中的文艺青年）扩大到一般小市民层，也应当承认是一大进步，如我们对实际是争取了小市民层的《马凡陀的山歌》（实际是“斗争歌”）即给以赞扬，但并不因此就模糊了文艺为工农大众的根本思想。就是争取小市民，也是为了争取他们同情以至参加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因此，有一部分作家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去为小市民写作，去争取他们，自然是容许的与必要的，正如我们并不因为提出为“工农大众第一”而就放弃对广大知识分子读者的争取一样。但文艺的全部方针、主要方针，并不就是这样，在蒋区也应提倡直接为工农大众服务，首先是可能直接到达城市工人中去的文艺活动。（只能提“为工农大众”而不能如解放区一样提“为工农兵”，因为蒋区的兵是反动统治的工兵。）（这括弧内的注解不妥当。蒋军士兵也是极受压迫的大众，并且也有革命的要求，也是要我们去发动和组织的一支力量——梓年）根据后来《新华》副刊的经验，利用民间形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韵文的形式，如快板唱本之类）是直接获得工人读者的欢迎的。而戏剧音乐美术，则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像文学那样重要，更是可能直接为工农大众服务的。

又比如，对文艺形式的狭隘观念，片面的强调艺术性的观念，这些也是在蒋区存在的阻碍群众化的具体文艺思想。由于现有左倾文艺干部都是受“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影响而长成的，无形中总把文艺形式限制于“五四”以来已有的一些新形式里面。戏剧，总是以话剧为主，而且话剧又形成了以大城市的演出为主。文学，总限制在小说、诗歌、散文与后来加上的报告文学这些形式的圈子内。音乐美术的中国化程度也总是很不够的。因此，抗战时期蒋区文艺界对“民族形式”的讨论，经[从]郭沫若到胡风都是根本否定了民族化的问题（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这问题上也改变，强调民间形式的重要）。其实民族形式问题实质上更就是群众化问题。无论新形式，旧形式，或半新半旧形式，凡能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为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者都是民族形式。我们提倡文艺群众化，并不是说“五四”以来的已有新形式就应该全部抛弃，而是：第一，要求大家不要限制于这些形式；其次，“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一般的加以若干改造，使之更群众化一些。旧形式，民间形式，如京戏、各地地方戏、唱本、章回体小说、民歌与民歌唱法、中国画与写意画法，应该大胆地利用。因为这些形式最能接近文化水平低的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群众。蒋区的左倾戏剧界，是已经有人注意了京戏与地方戏的工作的；同样在左倾文学界，也开始有些利用民间形式来写作的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主要的力量还没有放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普遍的运动。这是反映了还有许多左倾文艺工作者没有认识这个问题或认识不足的。除了利用旧形式或民间形式而外，还应大胆地创造或利用些适合群众需要的新形式与半新半旧形式。鲁迅在内战时期，创造了杂感文这一形式。鲁迅式的杂感文，是在过去的中外文学体裁中都找不出的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杂感文没有吸收过去中外文学作品的养料）。这是一种在国民党文化压迫之下的与报纸结合的新形式。他用杂文暴露了国民党的黑暗而又相当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时的检查，这是一个特点。杂文的短小、锋利，又最适宜在报纸副刊上发表（长或不精都不适宜的），因此争取了比文学书刊更多的报纸读者。这是又一个特点。在文学书刊出版困难的情形之下，文学与报纸结合，首先争取报纸读者群众，是很必要的。应该学会并发扬鲁迅这一经验。就是说，还要再创造一些或利用一些适宜于报纸读者的形式。马凡陀的“山歌”其实也主要是这方面有了成功，适宜报纸发表，争取了城市里的一般小市民也即是一般报纸读者。在这些以外，还可吸收某些新文学家瞧不起的小报副刊的经验，学习写新内容也就是欢迎（？）正确的打油诗、笔记掌故、章回体小说之类。在戏剧方面，则文明戏亦可利用。总之，什么形式能到广大群众中去就大胆采用。又如，抗战胜利后销路最广的《人物杂志》（曾销到一万五千份），它并非以文学刊物面貌出版，而在革命的文学家，实际亦未始不可以把写真实人物当作文学形式之一。这不是就是传记文学吗？！

对文学形式的狭隘观念，也是与片面强调艺术性的观念相通的。因此这些为是[某]些新文学家所不重视的形式，多半是艺术形态较低的形式，如地方戏，民间文学，小报副刊的作品等等。有那样一部分左倾文艺工作者，他们对于艺术的看法根本不是唯物论的。他们要对于他们认为好的艺术才承认是艺术（或说“真艺术”）；而他们认为不行的艺术就不是艺术（或说“假艺术”）。用毛主席用过比譬说，他们只承认毛[次]姜的大树是植物，而对豆芽菜，蓬蒿，荆棘，以至通常的树木，都不承认是植物。这可以胡风为代表，他连茅盾、沙汀等人的小说都不承认是真艺术，其他可以想见。与这类似的程度不同的艺术看法，在文艺其他部门也是有的。这与戏剧活动为什么形成以在大城市演大话剧为主，而忽视了学校剧运，工厂剧运，小城市剧运，也是有关的（当然也还有旁的原因）。

这是讲对于今后宣传毛主席的文艺新方向应该深入地澄清一些错误观念，建立一些正确观点。至于今后配合一般号召的具体领导，则主要要根据各地与文艺各部门的具体情形去进行。所能提供的一般意见，大体也包括在上面，即文艺各部门都要注重低级形态的文艺形式，文艺活动，注重民族化与地方化（在文学上还应提倡用各地地方语言写作。这点很重要，上面未提到），注重与其他形式的互相结合（除与报纸结合外，文学还可与音乐戏剧结合，写歌词剧本），等等。这实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如何为法”问题，亦即普及问题。

第二，文艺统一战线中的宗派主义问题。

经过了八年抗战中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应当承认左翼文艺界在内战时期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已经有了若干程度的纠正。这表现在“文协”等文艺团体的组成与坚持，表现在文艺界在某些政治运动中的共同行动等方面；但仍不能说这种宗派主义的传统与作风已经在思想上完全纠正。因为在对中间作家的作品看法上，仍然可以看出这种弱点仍存在。这在左倾文学界表现得最明显。我觉得左倾文学界有三种宗派观念，一是新文艺宗派观念，这表现在对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的轻视，如雪峰说他的艺术经验等于零等事实上。二是左翼宗派观念，这表现在对中间作家的估计不妥与争取不足方面，如对巴金，因为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就认为他的小说有毒素，却不考虑因为中国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运动，巴金以暴露旧社会的不合理与鼓励青年人反抗的结果，却使真正受他影响而反抗旧社会的青年有不少都走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三是现实主义宗派观念，这主要表现对左翼内部某些作家的作品的看法上，如胡风觉得茅盾、沙汀等的小说都不是现实主义。自然，以严格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茅盾，沙汀等人的小说都是有弱点的（胡风所称赞的他那集团内的作家又经常不同样有弱点？），但不能说他们根本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因为现实主义有旧新之分，亦即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分。茅盾、沙汀应该承认他们受旧现实主义的影响很深（因而有不少弱点），同时又已有某些新现实主义的因素（不过还很不完全）。以上三种宗派观念，特别是前两种，都是有碍于团结广泛的中间作家的；而且这种传统与作风已经影响到一般从自由主义左倾的作家与一般左倾的文艺青年。他们都是以为自己左倾了，就相当主观地抹杀自由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如杨晦，原来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左倾以后对巴金、曹禺的结论都很不公平。他对曹禺，曾经写过一篇《曹禺论》，虽说对其个别作品如《日出》亦有所赞许，但总的看法是很不妥当的。他说，为什么曹禺的戏很有观众呢，这是因为抗战中生活太艰苦了，人们想从舞台上做一做繁华梦。又如上海《新民报》副刊上曾有一“莫奇”（可能是一文艺青年的笔名）写文章，引用高尔基说“逃避现实的作家应该死”的话来批评巴金、靳以。这些都是很不好的风气。对于作品根本不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进行批评，不详细地去读人家的作品，不去研究人家的写作道路是在进步还是倒退，不去调查也不考虑人家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实际效果，而就随便武断地否定，这种风气不纠正，是不能很好地团结中间作家的，也是不能很好地批评中间作家达到提高他们的目的的，因为在艺术上不承认人家的作品，只在政治运动中要人家签名，这怎能真正团结他们！同时，这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文艺批评绝不能使人家心服，接受。

至于左翼内部，也应当承认，在八年抗战中在政治上还是团结的。他们有宗派现象的存在，则主要由于文艺思想的尚未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以胡风的文艺思想为最有系统、最坚持，因而他那一小集团的宗派色彩也最突出。他的文艺思想客观上成为蒋区宣传与实践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一种阻碍。他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性不高的作品就不可能起真正的艺术作用，而这艺术性的高低（用他的术语是“真艺术”吗，还是“假艺术”），又不是凭群众中的实际效果，而是凭他个人的鉴赏判断（这主要是读外国作品养成的）。因为他有比较长期的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历史，在抗战时期，又几乎成为蒋区惟一的比较经常对文艺问题发言的左翼评论家，并且经过他办的文艺刊物团结了一部分青年作者，因此他是有理论也有合乎他的理论的作品，有干部也有拥护他的文艺青年。这些也就成为他的包袱，使他的思想不易改变。在适当时机会，用适当方法，是应当对他这集团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的。但由于第一，内战时期的左翼的宗派主义问题还未清算总结，他自觉他在那时是受打击的；第二，他现在仍是非党员，在政治上一直还是跟着我们走的；第三，抗战时期我们自己的领导很薄弱，对蒋区文艺问题少有什么有力量的发言，等等原因，对他这一集团的批评清算是口很郑重的。加以现在蒋区其他党员、作家，多自己也与过去的历史宗派问题有牵连，自己的文艺思想也未必很正确，要依靠他们来清算胡风，至少在目前是还困难的。这是说，许多条件都尚未成熟。目前所能作者，恐怕主要是在蒋区党与非党的左倾作家中进行酝酿、研究。左翼文艺界的许多思想问题，要求先有一些初步的自我批评与正确认识，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是要产生一些正面的东西出来，即正确的文艺理论批评与受群众欢迎的作品，这样来削弱他的影响。蒋区左翼文艺界内部问题的解决，是一定会与延安文艺界的经验一样的，必须要正确的新方向建立了，先有若干实际成效了，其后各种非原则的纠纷[是]可澄清的。

第三，提高旧干部与培养新干部问题。

抗战时期，左翼文艺界活跃分子主要还是内战时期出来的一些干部。抗战时期出现的新干部很少。干部不多，特别是比较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者尤其少，这也是蒋区文艺工作当即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干部（文艺干部在内）的长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往往是数年以至十年，今后不能不在领导上及早注意这一问题。

已成干部，他们有经验，有奋斗历史，并不少是在群众中或文艺界中有一定威望的。一般地，应采取重视他们并提高他们、改造他们的方针。这些干部，如能掌握毛主席的思想，其作用是将远超过现有的作用的。这种提高改造，实际就是蒋区党与非党文艺干部的整风问题。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开的几次文艺座谈会，原来就是以进行整风为目的，但由于步骤上、方法上有缺点，以后又未能继续进行，成绩并不显著。今后像那样比较集中形式的整风也不能了，只能采取分散的局部的形式进行。首先，应区别党内党外，先在党内作家中进行。在党内，又应区别哪些是比较容易提高改造，哪些是比较困难的，而对于前者应多给以个别帮助。

培养新干部，应该是在正确的文艺新方向之下培养。在新方向的文艺工作文艺运动中，是一定会有不少新干部出现的，领导上的任务是加以注意培养。除口口已成干部对文艺青年的个别联系、个别帮助的形式而外，办文艺刊物，办文艺学校、剧团，等等，都是有效的方式，但这些，都应在正确方针之下。

在一般文艺干部中，特别应注意培养理论批评干部。这方面过去我们薄弱。为广大群众承认的左翼创作家是还有的，而为广大群众所承认并真有积极影响的理论批评家，却几乎没有。而理论批评，在宣传新方针，进行批评、教育读者等方面都是很必需的；而培养理论批评干部，若要有较高的水准，比一般创作家的长成更不容易一些。

第四，党的领导问题。

根据抗战时期蒋区党对于蒋区文艺工作领导的薄弱，因而给今天新时期留下许多困难的经验，今后蒋区党应在可能情形下加强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高级地方党如中央局与中央分局，应有一定的负责干部注意文化工作（文艺工作在内），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干部进行教育。为了辅助蒋区党的领导，中央宣传部与城工部也应研究蒋区文化工作、文化运动。虽然在目前革命战争的形势下，文化工作是次要而又可后的，党亦应分出少数干部与力量去领导。

在蒋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形式，除研究方针大计与教育党内文艺干部而外，对一般的经常工作，最好通过一党与非党干部共同组织成的文艺界本身的领导核心去进行领导。抗战胜利之后，曾有人提出是否可考虑恢复左联问题，恩来同志的意见，左联不应恢复，但可在各地成立座谈会形式的领导核心。但后来情形，这种领导核心实际恐未能在各大城市形成或真正起核心作用。今后在香港、上海、北平等地，可考虑真正建立这种核心。一方面可以此领导公开文艺活动、公开文艺团体（如“文协”等团体），另一方面即照此进行左翼内部的思想教育。

“文协”这类群众性文艺团体，今后在香港、上海、北平等地，若不作太明显的政治活动，还是可能存在的，这类的群众团体的存在，是对于我们进行文艺界的统战工作与进行文艺运动有利的。重庆后来只有“文协”分会，而无剧协组织（抗战胜利后“全国剧协”只筹备而未组成，不如“文协”即用原来“抗敌协会”基础改名成立作得对），对进行戏剧界工作即多不便。有这类团体，上述党与非党领导核心又可通过这类群众团体去进行文艺界统战工作与某些文艺活动。关于“文协”这类团体的性质，老舍强调应成为职业性团体，反面的意思是希望不作政治性活动，茅盾有些不同意这种意见，觉得应领导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作文艺运动的工作。其实为了团结蒋区中间作家，也为了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存在，形式上采用职业性团体性质是可以的，这与在可能情形下进行一些文艺运动工作并不矛盾。“文协”后来逐渐变成相当红的团体，并有些分会多半成为左倾作家所包办，这种作法是否妥当，还是可改变的，至少在今天的情形下不应再这样。

三

除以上问题而外，有的文艺部门因为了解不多，有的问题因为认为较次要或者无较成熟意见，都忽略了。如音乐、美术谈得很少，电影完全未谈到。又如抗战胜利后，左翼作家曾提到“文协”这类团体是否尚应包括国民党作家在内这一问题，当时恩来同志未给明确指示。现在想来，虽说在统一战线中今天已不包括国民党，但若“文协”等团体形式上为职业性团体，又得由抗战时期的“文协”改名而成，但事实上有不能不容许原有国民党作者继续为会员的困难。问题在除原有较少数国民党作者而外，应限制他们随便介绍一些人加入，以免他们达到篡夺或操纵目的。这点在抗战时期可能作到，今后仍可能作到的。因“文协”等团体既形式上为职业性团体，则自然可限制为非一般社会公认的成名作家不能加入，而在国民党方面这类作家总是极少的。抗战时期即以此法限制了他们的搜刮，今后仍可接受这一经验，所以问题中心又在于我们与中间作家的关系如何。如中间作家总是与我们在一起，不为国民党所争取去，则这类团体纵有很少几个人介绍，亦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不知这种看法对不对？

至于抗战时期文艺界发生过的政治上右倾问题，应该承认与我们当时政治路线上的右倾很有关系，如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他的朋友们替他解释，即说书中把地主写为口口口抗战领袖，是（？）受《新华日报》表扬好人的影响；其中把反攻希望寄托于蒋军，亦因当时《新华日报》正催促蒋军进行反攻之故。其次，这种政治上的明显右倾可以在戏剧作品上为突出，这愈又与国民党对戏剧演出限制很严格，而作家们愈于作品很难（？）演出有关系。在现在，则我党统一战线中已不包括蒋集团的国民党，同时我蒋区党的领导也再不会有政治路线上的右倾，文艺界的政治上右倾重复的可能已缺少了这一方面的因素。只是，上述第二个因素仍存在，因此，这问题也不可能说已完全不存在。我的意见，仍应指出抗战中的《杏花春雨江南》那样的政治上右倾是绝不可再重复的，同时，照顾作家的实际困难，即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之下，他们不能不发表作品（演出在内）的情形之下，只要不是对国民党投降，某些形式上近于逃避现实（如过去的历史剧）的作品或其他较灰色题材还可以容许写的。问题在写这些题材的作者的观点仍应要求正确而已，则这个问题根本仍是左倾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应该提高或改造的问题。思想观点正确，则写历史为好，写其他较灰色的题材（即如夏衍的《芳草天涯》那样的题材）仍然是可以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即是说仍然有对于群众的教育意义的。

由于行期匆迫，所有这些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都是考虑得不够的，加以在蒋区作工作不过两年左右，了解与研究仍不足，只能写出这样一个潦草的东西，这是应该说明的。

[1]李光麾.何其芳年谱[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1）.

（责任编辑：郑宗荣）

2012-07-02

熊飞宇（1974-），男，四川省南江县人，文学博士，馆员，主要从事重庆抗战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