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菲菲汤夺先余 涛

（1．安徽大学哲学系 2．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状况的调查分析
——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

顾菲菲1汤夺先2余 涛2

（1．安徽大学哲学系 2．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以合肥市为例，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座谈会等方法，对流入合肥的少数民族人口进行调查，探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物质、制度、社会以及精神四个方面城市适应的基本状况。认为城市在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时表现较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较好，在社会与心理适应层面存在某些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处在由低级向中高级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双向适应；调查；合肥市

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由于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他们进入城市后势必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研究中，张继焦的《城市的适应》是国内学界第一部专著，系统介绍了迁移者三种主要的适应策略，描述了迁移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适应状况[1]5。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有学者提出了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三层面分析模式[2]。有学者在对武汉市的研究中，总结了武汉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基本状况、影响因素，适应过程、特点及存在的障碍等[3][4]。纵览前人研究，尽管已有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部大城市、东南沿海地区以及西部城市，而对中部城市的研究缺乏；其次，多集中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适应，而较少论及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采取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小型座谈会等方法，对流入合肥的少数民族人口城市适应状况进行调查，调查对象涉及回族、藏族、东乡族、维吾尔族、撒拉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借鉴学术界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从物质、制度、社会以及精神四个层面分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状况。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物质层面的适应状况

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后，首先会遇到物质层面的适应问题，这是保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一个新的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若在物质层面无法适应，则其他层面的适应无从谈起。物质层面的适应主要体现在对流入地气候、吃穿住行、谋生手段等方面。

（一）气候方面

一般说来，若流入地与流出地气候差异不大，则适应状况较好，反之，则较难适应。合肥市位于江淮之间，四季分明，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表示能够适应合肥的气候，但也有少数被访者表示不能适应，尤其是刚来合肥不久的少数民族人口。

我最不适应的就是这里的气候，合肥太湿润了，她（指其妻子）有关节炎，来合肥后膝盖经常会疼。夏天又太热了，我们那里夏天只有三十度，这里都有三十八、九度啦！我们不怕冷，我们那里现在都结冰了，这里还没结呢。（个案1，男，34岁，回族，甘肃积石山人，来合肥刚三个月）

除此之外，一位来合肥两个月的个案也表示不习惯合肥的天气，冬天比较冷。这两个个案的共同点都是来合肥的时间很短。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入合肥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对气候逐渐适应。

（二）穿着方面

进入合肥的少数民族人口从事的大多数都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行业，如回族、东乡族一般都会从事拉面的生意，维吾尔族会从事哈密瓜、葡萄干批发，藏族则一般会卖一些藏族饰品，这些工作都要求能够显示少数民族特征，在调查中笔者观察到藏族妇女在售卖本民族饰品时会穿着本民族特色的藏袍，维吾尔族戴着自己的小花帽等，整体上看，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工作场所一般都会穿着本民族的服装。还有一些人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则是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比如：

出门号帽是肯定要戴的，这是我们民族的象征，走到哪里都会戴的。（个案1）

一般说来，进入合肥的少数民族人口在穿着方面，仍然保持着在老家时的习惯。有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后，其服饰的改变与流入地的气候有关[5]。笔者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夏天因为天热而不再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服饰，比如某些回族很少戴盖头和号帽。

（三）饮食方面

少数民族对食物的口味要求不一，一旦环境改变，饮食问题就成为影响适应的一个因素。有学者提到：“访谈中提到饮食不适应的十有八九，其中辣椒问题尤其突出。”[2]这一点在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表现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大部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合肥有自己做饭的条件，其饮食习惯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比如：

吃饭还是和在家里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拉面，都是自己做的，没吃过这边的米饭、馒头之类的。（个案1）

店里的牛羊肉都是从老家那边定的，那边有人专门把肉冷冻，然后送过来，不会从合肥本地的一些清真屠宰场买，这边没我们那边正宗（个案2，男，30岁，甘肃临夏人，已婚，在九龙街经营拉面馆）

但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也有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动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

现在我的习惯只有早上会吃一碗拉面，其余都是吃米饭了。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也会吃一些汉族的食品和合肥的特色菜，比如“黄山臭鳜鱼”。（个案3，男，23岁，东乡族，甘肃兰州人，来合肥已经六、七年了，合肥市清真寺附近拉面馆的员工）

饮食的改变与其城市适应的程度息息相关，该个案在饮食上的改变表明其已经能够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四）谋生技能方面

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几家拉面馆都对自己的菜单做了调整，增加了合肥人爱吃的盖浇饭，这在回族聚居地是没有的：

因为合肥人喜欢吃米饭，所以我们就加了这个。传统的兰州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就是汤清、萝卜白、辣椒红、蒜苗绿。但是合肥人不太能吃辣，我们不会主动往客人的面里加辣椒。平时做拉面都是做那种细的拉面，韭叶也做，但是一般都是有人点才做。（个案4，男，16岁，甘肃积石山人，来合肥3年，目前在某小区拉面馆里做帮工）

另外，流入合肥市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职业，主要是资本投入不多、经营环境较差的小商贩、小老板和清真饮食行业的打工者，其经济收入虽远比在家乡时好，但是在城市社会中绝大部分仍然属于中低收入，仍属于在社会底层打拼的阶层。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层面的适应状况

文化的制度维度包括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典章制度、律法等制度维度方面的文化适应[6]。制度维度的适应事实上是迁移者业已习惯的原文化制度向迁入地、迁入单位（团体）的文化制度转移和迁移者自身为此而进行调适的过程[2]。制度层面的适应能否顺利完成，关系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融入所流入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的制度层面主要包括对城市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的适应。

（一）城市管理制度方面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部分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基本上可以说是从一个没有过多约束的环境迁移到一个处处要守规则的地方，不免存在一些适应问题。但是由于少数民族特殊的身份，在城市管理中他们要比一般人受到更多的优待，这一点在合肥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体现的较为突出。

政府对我们很优待，他们（社区管理人员）留下号码，让我们有困难就给他们打电话。（个案4）

对于从事烧烤、摆摊行业的人来说，经常会遇到城市管理人员，在笔者所调查的个案中，大部分的人都表示城管对他们很好。

很少会有城管为难我们，我们是少数民族，他们对我们有优惠待遇，汉族就不可以。（个案5，女，40岁，藏族，西藏日喀则人，在合肥市步行街摆摊）

合肥市在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上有一定的成效。但是相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适应城市的管理制度上，则显得有些欠缺。

我们很少参加这边的活动，前段时间选人大代表，街道那边过来通知了，给了三张票，但是没去。至于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街道办公室那边说可以免费办那些证，但是我觉得办不办都一样的，所以就没有办。（个案1）

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很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表示对城市的管路制度不适应，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得不遵守各种城市制度[5]。这是属于被动适应，而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因为其民族身份而受到优待，不存在较严重的管理制度方面的适应问题。

（二）教育制度方面

在教育制度上，学术界很多研究者发现子女就学难已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方面存在就学困难、适龄就学少与超龄就学、学习成绩较差、失学与辍学以及与此相关的童工问题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7]。合肥市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上有优惠政策，只要务工人员持有户籍证明、暂住证明、务工证明，其子女就可以和城市孩子一样按居住地在就近学区入学。所需缴纳的费用也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不需要格外缴纳费用。因此，相比较而言，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教育制度的适应较为顺利，但是，因为办齐“三个证”要求比较严，加之许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这项政策还不太了解，存在一定的问题。

小孩上学政府还是有照顾的，但是手续办起来比较麻烦，要去宗教局等一些地方办一些证。（个案2）

总的来说，流入合肥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制度层面的适应较为顺利，尤其是合肥市在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上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他们在适应城市的管理制度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层面的适应状况

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不免要与城市居民交往，这直接关系到其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社会层面适应主要包括社会交往、语言的适应以及休闲娱乐方面。有学者认为，一个少数民族来到城市，除了靠个人的人力资本安顿下来，社会关系网络也是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资本，它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职中会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关系网络包括以家庭为关系的亲缘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地缘和业缘关系，是常用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是弱关系网及其社会资本[1]。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也是一种重要的适应策略，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适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交往方面

就笔者调查情况来看，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对于他们适应合肥的生活有一定的障碍：

我来合肥有三年了，在合肥基本上没有当地的朋友，一般好朋友都是同族的人，和周围邻居的关系还好，但是互相之间的交往不多，我们和自己的老乡有时会聚会，都是在店里聚的。遇到困难时，我们一般都是找警察或者是老乡帮忙。（个案4）

由此可见，依据上述学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大部分流入合肥的少数民族在关系网络的构建中，仅仅停留在地缘和业缘的关系上。

在访谈的个案中，相比于其他人来说，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合肥人很好，我在合肥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我经常去酒吧、KTV等，在那里也交到了很多朋友，我对朋友都是两肋插刀，有一次原先工厂的朋友打架，我知道后就立马坐出租车去帮忙。（个案3）

对社会交往的顺利适应，使得他在城市适应的其他方面也显得更加深入，饮食习惯发生较大变化，现在只有早上会吃拉面，其余时间都会吃米饭，本民族的服装只有在节日时才会穿。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在合肥定居，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等到有足够的钱后，打算接妻子和孩子来合肥定居。

（二）语言方面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工具。语系与汉语差别较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成了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时相当大的阻碍。例如有学者在提到维吾尔女性城市适应中遇到的问题时，语言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甚至不少女性认为，在城市生活中，最困难的就是语言问题。[8]这一点在合肥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大部分流入合肥的少数民族都能够说好普通话，在合肥居住较长时间的甚至还能够听懂大部分的合肥方言。

普通话是能说好的，在家乡那边就能听懂，我还能听懂一些合肥的方言，电视里有一个节目就是用合肥方言说的，我经常看那个节目，慢慢就能听懂一些合肥的方言了。（个案1）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中，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由于语系的差别，在语言适应中往往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就笔者访谈的维吾尔族个案中，则不存在较大的语言障碍。例如在笔者调查过程中，一位卖干果的维族人便可以用非常流畅的汉语与笔者对话。

（三）休闲娱乐方面

笔者走访的拉面馆中，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店里有电视，在访谈的个案中，大部分表示在闲暇的时候会看电视，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学会了上网：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会看看电视，下班了有时也会去九龙街上的网吧上网，一般像我们上过学的会去上网，没上过学的就不去。（个案2）

由于工作比较忙，加之市里人多、车多，担心迷路等原因，被访谈的个案中很少有人会出去玩，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店里或者是租的房子里。在笔者访谈的个案中，有一个已经来合肥三年了，但是对于合肥的景点却从来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市里的景点，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在附近随便逛逛，市里就只去过一次。叔叔婶婶到合肥三个月了，叔叔出过门，婶婶没出去过，她怕车，（市里）车太多。（个案4）

这一点验证了前人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休闲娱乐中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闲暇生活比较贫乏单调，以自我娱乐为主，大部分人空闲时间在家看电视或睡觉。原因有休息时间少、精力少以及娱乐的负担能力不足等。

社会关系网络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它影响了流入合肥的少数民族在心理方面的适应，一般说来，社会关系网络密度较大、层次较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越能适应城市的生活，相反，则不能很好的适应城市的生活。而在语言的适应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存在较大的问题。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精神层面的适应状况

精神层面的适应一般包括宗教信仰的适应、思想观念适应和心理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边远农村、牧区或小城镇迁移到城市中，其宗教信仰过程尤其值得我们关注[2]。目前，学术界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方面的研究多见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与认同的文献中，有学者以都市回族伊斯兰教为例，描述城市流动少数民族宗教适应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教适应机制[9]。有学者则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理论模型从文化差异、自我感受、城市体制等视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解析，认为通过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调适机制来消减心理问题，进而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适应[10]。总的来说，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方面的研究缺乏专门的理论探讨以及实证分析，多是描述性研究，这不利于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问题。

（一）宗教方面

来合肥后，能够严格遵守教规做礼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不多，大部分人表示由于做生意比较忙就不做了，有时间还是会坚持做的。但是遇到本民族的重大节日如“古尔邦节”、“开斋节”时，还会和在老家一样过：

做礼拜，一般太忙了就不做了，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去清真寺里做。一般星期五会在家做，其他时间就不做了，但过节时会去寺里面做礼拜。（个案4）

尽管居住在汉族的聚居地，几乎没有人提到过汉族的节日，例如：

我们从来不过汉族的节日，那个不是我们的节日，我们不过。（个案1）

清真店里有“外菜莫入”的习俗，而且不能够饮酒，流入合肥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处理这一方面时有坚持也有变通：

如果有客人带了非清真的食品进来，我们跟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不吃了，有的人说一下，他就拿走了，有的人说了还不拿，就不能让他们在店里吃饭了。如果客人要喝酒，那可以，自己带的可以，要是有人想喝让我们去买，我是不会去的（个案4）

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都尽量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观念，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其宗教信仰存在“坚持与变通”并存的现象[2]。这在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得到验证，他们仍然遵守着本民族最基本的教规，但在形式、内容上则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二）思想观念方面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婚姻观念以及教育观念均发生了变化。在生育观念上，表现为不再愿意多生孩子了：

不打算再要孩子了，一个还养得起，多了就养不起了。以前那个想法都是要多生几个，现在不一样了，养不起不行的，要考虑周全的。（个案2）

笔者调查的已婚案例中，大多数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只有一个个案有三个孩子。这与倡导多生养的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观念截然不同。

在婚姻观念上，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论是对于结婚的对象还是结婚的年龄的看法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我不会找汉族的妻子，不是教规不让与外族结婚，是怕她接受不了，我们那不给吃肉，不给喝酒。虽然我们那里像我这个年龄的很多人都结婚生孩子了，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看你们这边都比较晚。（个案4）

这也验证了前人的研究：未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择偶地点及标准的选择上并没有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但作为少数民族，其婚恋的自由度还是受到民族身份的一定影响[11]。

在教育观念上，希望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我对女儿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她能够在合肥念初中、高中，如果有能力就上大学。（个案6，女，回族，40岁，甘肃兰州人，来合肥5年，目前是一家拉面馆的员工）

在甘肃兰州农村有一个说法：“在汉族的地区生活长了，小孩子长大就什么也不懂”。尽管有这样的想法，个案7还是希望女儿能在合肥读书，从这两种矛盾的观念中则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适应中观念的改变。

（三）心理方面

心理适应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最高级。调查中发现，流入合肥市的少数民族在心理上的适应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想家、遭受歧视以及归属感不强。

想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普遍遇到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适应：

虽然来合肥好几年了，丈夫孩子也在这，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家，我希望回老家，在这里吃饭不行，穿的也不行。（个案6）

歧视在心理适应中是最难以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歧视，不仅对少数民族心理上造成伤害，还容易引发民族冲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12]。尤其是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和其体貌特征相似的回族流动人口，由于少数新疆人在内地的不法行为，导致中东部地区对新疆人存有偏见，在合肥也不例外。

我在公交车上，别人认为我是新疆人，感觉到周围的人都怕我。（个案4）

对城市归属感，体现在其是否愿意在城市定居。调查中发现，合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将来不会留在合肥，这里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这里，肯定还是要回到老家那里，城市和我们不一样，买个什么东西都不方便。（个案1）

笔者发现，尽管流入合肥的少数民族在物质、制度等层面的适应情况较好，但是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薄弱，心理上的不适应，导致在合肥的少数民族不能够真正融入到合肥市中，对合肥缺乏归属感，始终认为自己不属于合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适应是消极的，负面情绪及归属感的缺失内化到行为上，并导致其产生抵触城市文化的行为，如不愿意留城[12]。这也验证了心理适应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最高级，只有达到了心理适应，才能够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真正适应了城市的生活。

五、结 论

通过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现状及问题的剖析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适应方面，城市对少数民族的适应方面做的相对较好，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基本上做到“零障碍”就学，解除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促进了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对于少数民族的管理上，合肥市政府则采取了“特殊照顾”的政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管都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他们对于自己是有特殊照顾的，对于这项政策的态度都是“满意的”。

少数民族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适应状况较好，在饮食、气候、穿着等方面很少有被访谈者出现较严重的不适应。但是在社会和精神层面则出现较严重的不适应，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休闲娱乐单一、匮乏，主要休闲方式为看电视以及与周围人聊天；社会关系网络缺乏，只包括亲缘关系以及地缘和业缘关系；遭受歧视，心理归属感不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主要为经济适应；中级阶段，主要为制度与社会适应；高级阶段，表现为心理适应。研究中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适应中仍处于由低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也被认为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中最困难的阶段。综合以往的研究，发现较少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够进入城市适应的高级阶段。基于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中，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以及精神层面的适应，只有在精神层面适应了，才能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真正适应了城市。这无论是对于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发展，城市的经济的繁荣与稳定，还是促进民族团结，都极具重要的作用。

[1]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陈晓毅.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三层面分析模式——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员工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5（5）：102-109.

[3]李伟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与适应——以武汉市的调研为例[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5）：109-113.

[4]陈云.城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适应——以武汉市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4）：42-47.

[5]曾结珍.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研究——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和深圳市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8，5.

[6]李亦园.我的人类学观（一）：说文化[M]//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7]汤夺先.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以对兰州市的调查为视点[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1）：44-50.

[8]朴善镜.当代维吾尔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乌鲁木齐市七个社区调查[D].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0，6.

[9]周传斌，杨文笔.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宗教适应机制探讨——以中国都市回族伊斯兰教为例[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0-36.

[10]汤夺先，张莉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及其调适[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14-119.

[11]陈晓毅.都市流动穆斯林文化适应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基于问卷调查的广州个案实证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0（3）：1-19.

[12]马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D].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7，5.

（责任编辑：朱 丹）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adapting to urban life in Hefei. The adaption phenomenon is shown in four aspects: substance guarantee, system making,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irst, the governor of urban has played a good role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adapting to unbar life. Seco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performs well in substance guarantee and system mak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inally,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adapting to the Metropolis life is advancing from a lower stage to a higher stage.

Keywords: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metropolis; bi-directional adapting; survey; Hefei City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adapting to urban lif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GU Feifei1TANG Duoxian2YU Tao2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2.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956

A

1009-8135（2012）05-0047-06

2012-06-24

顾菲菲（1991-），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大学哲学系学生，主要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

汤夺先（1977-），男，山东邹城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都市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作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07CMZ012）、安徽大学2011年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流入安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城市适应与认同研究”（KYXL20110073）、安徽大学杰出青年基金培育项目“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元认同的人类学研究”（SKJQ100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