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李白从璘新议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李白从璘向有迫胁说、自愿说、政见说、自累说、功名说、报国说等等，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如果研读李白从璘前后的诗文和他一生的行事，观其从璘这件事，就不难发现，那是“醉态盛唐”积极入世思想，侠义文化精神和“醉态思维”诗人气质三位一体的综合反映。他积极入世，难能可贵；侠肝义胆，真切可爱；诗人气质，后世可仰。李白像作诗一样从璘，他当然是失败了，我们既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用“政治家”的标准来看待诗人。

李白；从璘；入世；侠义；气质

一、李白从璘诸说

如何分析和评价李白从璘一事，历代学者众说纷坛，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

（一）迫胁说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1]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2]杨慎《李诗选题辞》：“（李白）卧庐山，永王璘以伪命逼致之，璘败，白奔宿松，坐系浔阳狱。”[2]王琦《李太白年谱》：“太白自宣城之溧阳，又之剡中，遂入庐山。永王璘为江陵府都督，充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重其格，辟为府僚佐。及擅引舟师东下，胁以偕行。”[3]

此说影响最大。所谓“迫胁”见于李白诗文，一是《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仆卧香炉顶，漱霞飡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適自误，迫胁上楼船。”二是《为宋中丞自荐表》：“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三是《与贾少公书》：“白绵疾疲苶，去朝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从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赠》诗写于流放夜郎途经江夏之时，《荐》表写于未判流放已出浔阳狱之时，但都在永王兵败被杀后，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李白辩白解脱的良苦用心。至于《与》书，说自己久病在身，精神倦怠，离开长安后淡泊名利，无意从政，加之才疏学浅，无足济时，即使中原兵连祸结，何力而救之？正在这时，主帅永王三次派人以文书征聘，情深意重，难以推辞，只好接收勉励，前去看个究竟。一介书生，既不能挽狂澜于已倒，又不能推盛情于难却，就这样离开庐山参加了李璘幕府，但“严期迫切，难以固辞”中的“迫”字和“辞”字也大概不是李白的心里话，我们且不说首倡迫胁说的苏轼推论的证据本来有误（如“李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云者便属于演义式的传说，不足凭信），单从李白从璘前后的诗作就能看出这一点来。

“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这个逃亡天子“行入新都若旧宫”，“天回玉垒作长安”。李白面对“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残酷现实，痛感“狂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的山河破碎的惨状，满怀“斩鲸鲵，清中原，保宗社，解世纷”的堂堂意气，既想像侠士荆轲一样前赴秦廷报仇血耻，又想像国士冯谖一样弹铗作歌寻觅知己，更想像策士苏泰一样献计人主封相披印。恰逢此时，当他由吴越归来隐居庐山时，虽然写诗道“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但毕竟压抑不住“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的内心焦灼，所以“经不住韦子春广长舌的劝说”，[4]抱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之春》）的热忱，被永王璘请下了庐山。他把自己比作辅佐汉高祖刘邦的张良和辅佐汉惠帝刘盈的四皓，表示“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临行之际，大概其妻宗氏曾加以劝阻，故李白有诗云：“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三首•其二》）。他决然要把强烈的入世思想付诸实际行动。

李白入幕后，着实十分高兴，“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神情自畅，快意当前，所谓“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正当视为李白的心照不宣。而《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写得更是眉飞色扬，兴致空前：“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驰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篷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公座，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这首诗中，李白一方面把永王比作“英王”“天人”“燕昭王”“紫霞仙”，旨在说明出镇东南，师出有名，制置颇顺乎时代，合乎民心；另一方面把自己比作接收重聘的郭隗，熟读兵法的姜尚，巧退秦兵的鲁连，腰佩龙泉的侠客，意在表白“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的我有了出头之日。这与《永王东巡歌》自抒抱负，盛赞永王属于同一机杼，大有“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的帝王军师的风度和派头。后来他在《南奔书怀》中不无感慨系之地回忆说：“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李白对为时仅两个月从璘的留恋溢于言表，亦不亚于天宝元年应诏入长安的得意忘形。及至李璘兵败丹阳，李白“南奔剧星火”，简直达到了“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的地步，彼时彼刻，他除了继续发出“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的呐喊以外，便是通过乐府歌辞发表对己遭不幸的追悔和对李璘被杀的同情。如《空城雀》“假雀以兴孤介之士安于命义，幸得禄仕以自养，苟避谗妒之患足矣，不肯依附权势，逾分贪求也”（萧土赟评语），显然包含着那种历险之后“天命有定端，守分绝所欲”的惆怅；又如《上留田行》借“人有父母死不字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其兄”的古题写时事，“似因肃宗不能相容于永王而发”（胡仔评语），无疑隐寓着残害同胞那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李白《树中草》亦云“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其意一致）的讽刺。而当他被捕入狱，“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痛苦已极之状自不待言，《上崔相百忧草》则把自己从璘系狱的心迹披露得淋漓尽致：“共工赫怒，天维中摧。鲲鲸喷荡，扬波起雷”四句是说时局动荡不安，并把永王比作“共工”，把“安史”比作“鲲鲸”，以言其事出有因；“鱼龙陷入，成此祸胎。火焚昆山，玉石相磓”四句是说自己因从璘而罹祸，还把祸源比作鱼龙之渊，以言其“祸其有胎”；“仰希霖雨，洒宝炎偎。箭发石开，戈挥日回。邹衍痛哭，燕霜飒来。微诚不感，犹系夏台”八句是说李广尚能箭发石开，鲁阳尚能挥戈回日，邹衍尚能哭天降霜，我李白“仰希霖雨”志清中原的赤诚却落了个坐系狱中；“穆逃楚难，邹脱吴灾，见机苦迟，二公所咍”四句是说汉初穆生、邹阳未参与吴濞叛乱，得以消灾免祸，我李白却不能见机行事脱身李璘，定会被穆、邹二公耻笑，“骥不骤进，麟何来哉”，身陷囹圄，非时宜也。他“万愤结辑，忧从中摧。金瑟玉壶，尽为愁媒。举酒太息，泣血盈杯”，希望崔（相）涣能够明察秋毫，照见幽微，“屈法申恩，弃瑕取材”，字字血声声泪，使人不可卒读。

诚然，“迫胁”二字（包括“迫”“辞”二字）确实出于李白之口，但我认为，这并不能作为分析和评价李白从璘的唯一依据。如果仔细研读李白从璘及其前后诗文，进而考察其心态变化，就会发现，从璘前，他几经入长安、闯边塞的从政挫折后，时当安史之乱，其寻找知音继续从政的意向特别显豁；从璘后，在永王幕府中，他以王者之师自居，其飘飘然如登黄金台的神情多有表露；李璘失败，他仓皇出逃，又被捕入狱，在悲愤和痛苦交加中，其追悔和后怕之情又无时无之。“当由迫胁”“璘迫致之”“以伪命逼致之”“胁以偕行”诸论，显然没有抓住李白从璘的实质和要害。李白之从璘，不是璘迫使然，客观地说，李璘有招白之心，李白有从政之意，就如同瞌睡遇上了枕头一样，否则前举李白诗文就实在难以解释了。“迫胁”说不能服人处正在于此。

（二）自愿说

罗大经《鹤林玉露》引：“朱文公曰：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谀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2]苏辙《苏栾城集》：“永王将窃居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1]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白从永王‘东巡’，是受了三次聘请，最后由韦子春请下庐山的。下庐山时兴致勃勃，在永王军中初期也兴高采烈，并不是‘胁行’”。[4]

这里首先要辩明的是，李白固然下山时兴致勃勃，初到军中时也兴高采烈，看不出是“胁行”，但要说“李白见永王璘反”“而窃据江、淮”便自愿地“从谀之”或“从之不疑”，似乎也言之不确。因为这种自愿说把李白当作从逆者看待。对此前人已有反驳。李白一生，志在四方，以当世之务自负，把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愿为辅弼”当作最高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并矢志不渝，苦苦为之奋斗，若要说他自愿从逆叛乱，于情于理于事均说不通。

（三）政见说

范文澜《中国通史》：“李白政治见解很差……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更不会看出……李璘顺流而下，正合李白的主张，迫胁上船以后，也就不想逃走了……李白以谢安自命，想依附李璘大有作为……他因为政治上缺乏识见，只看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这黑暗的一面，却看不到另一有利的方面，……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李白只为自己的才学称屈，不为唐朝廷的大局着想，文人习气未免太深了。”[5]认为“李白专事作诗”“文人习气未免太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稍欠深入一步的分析，给人以未能说透之嫌。

（四）自累说

朱谏《李诗选注》：“白之失于知人，昧于事，几不能明定为可议者。自古诗人多阔略，言浮其实者亦多矣，岂白一人而已乎？璘罪不可掩，而白之为其所致者，得无罪乎？或曰：璘之逆白有不与知者。曰；形迹之可疑者，独不知所趋避乎？然则，白将奈何？曰：知而谏之，谕之以忠义，导之以利害，守之以死而已矣。其可以脱身而去者则当勇决而行，赴诸有司，以自白其状；俾转而达之于天子可也。若乃因循两端，即有可诛之罪矣。故白之不死者幸也。白虽有文章，而疏于义理之学，故于利害危疑之际，处之不当，以致自累也。”[2]

能否认为“李白政治见解很差”或者“疏于义理之学，故于利害危疑之际，处之不当，以致自累”呢？不错，李白在抗击安史之乱的看法上，在发表要让唐王朝迁都金陵的认识上，的确表现了他那读书人疏于政治见解的缺憾；况且李璘率师东下，野心毕露，李白既没有知而谏之，论以忠义，导以利害，守节以死，又没有上报朝廷，赴诸有司，自白其状，的确有点“昧于事”，“失于知人”。然而，要说他之从璘，“政治见解极差”或者“疏于义理”，我觉得亦未必妥切，倒给人以苛求之嫌。试想，宗室斗争，腥风血雨，既残酷又残忍，那就不是诗人李白所能“见解”得了的，更不是晓以“义理”便可“处之”恰“当”的。政见说和自累说有失公允。

（五）功名说

《唐宋诗醇》引：“萧士赟说得之，白之从璘虽曰迫胁，亦其倜傥自负，欲藉以就功名故也。”[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话诗曰：（白）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以立奇功耳”。[2]詹锳《李白诗论丛》：“安禄山之乱，永王璘率师东下，延白为府僚佐。太白之附永王，非赞其行叛逆，盖以为或可藉此一施其霸王之略，故其永王东巡歌中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语”。[6]

（六）报国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唐肃宗（李亨）至德元年（756），即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第二年，李亨的弟弟永王李璘，违背他哥哥的命令，率水军自江陵东下，经过浔阳（今江西九江）时，慕李白的才名，请他作自己的僚佐。当时李白并不知道李璘有发动内战和肃宗争夺帝位的野心，认为他是从江淮一带北上抗敌的，并且李白自离开长安以后，仍不忘情于从政活动，遇到这样的时机，自然就接受了邀请。”[7]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永王李璘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李璘暗怀和他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安史乱起，他正在庐山，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诏，出兵东南，经九江，李白以为报国的时机已到，入永王幕，慷慨从军。”[9]

功名说和报国说似乎中其情理。惜乎前者言之过简，后者过于拔高，有鉴于此，我想在此二说的基础上陈以新议。

二、“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李白从璘，反映了“醉态盛唐”积极入世的思想。李白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李白至死没有把它解决，个中原因，用李白的话来说就是：“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尽管如此，李白依然信守“不弃世”的人生观念，积极的探寻入世的道路。“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在“济代”和“独善”的二难选择中，李白的人生砝码显然倾斜向“济代”了。他从年轻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盘桓利居，临终而歌，客死当涂，一生之中，五从政焉。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历抵卿相，遍干诸侯；天宝元年二入长安，侍笔金銮，出入翰林；天宝十一年，北渡黄河，幽州探险，闯荡边塞；天宝十二、三年三入长安，抱玉献策，徘徊魏阙；至德元年，腰系龙泉，怀揣金匮，从璘入幕。纵观五次从政，李白都失败了，尤以最后第五次为惨。但这最惨的一次，尤最能反映出他积极入世的思想。这种积极入世是李白所作的青春之梦。正因为如此，就诚如杨义先生在《李杜诗学》中所说的：“诗人犹存醉态盛唐的蓬蓬雄心，他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感受到的并非末世穷途的阴影，而是英雄豪杰崛起的历史大机遇。”

一入长安，李白欲弹长铗于王公大人之门，观国风于帝王之都，不料不但毫无结果，还被恶少无赖困于北门。二入长安，李白手持御诏仰天大笑，“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南陵别儿童入京》）。起始，“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亦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宋中丞自荐表》），然而，好景不长，“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唐玄宗以“非廊庙器”为借口，赐金放还，诏令归山。

幽州之行，意置生死于度外，欲收奇勋于沙漠，但当他目击安禄山跋扈之状，却无能为力，只有登燕昭王黄金台遗址，挥泪而别。

随之三入长安，李白抱着向朝廷陈策的念头想再度有所作为，谁能料到“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他像“衔书”的孤凤，“虚归”无邻，又像美玉被弃置为一旁，无人问津。

就在他四次从政，四次失败的时候，“安史之乱”发生了。李白“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猛虎行》）。他写诗道：“袖中赵匕首，买自徐夫人。玉匣闭霜雪，经燕复历秦。其事竟不捷，沦落归沙尘”（《赠友人三首•其二》）；“虎伏避胡尘，渔歌游海滨。弊裘耻妻嫂，长剑托交亲”（同上《其三》）。历经坎坷的李白，恰似锋利的匕首深藏匣中，有光不能发，有刃没处用；又似虎伏草丛，难以显出威风；更似去秦而归的苏秦，弹剑而歌的冯谖，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永王李璘的征聘，在李白看来，犹如暗夜投来的一束亮光，成了他实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青春梦的希望之所在。李白哪里知道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竟使自己成了牺牲品，诚如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所说：“解携明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李白从璘无异于身陷深潭而不能自拔。既云“潭”者，当指李白不明真相。常言道，不知者不为罪。作为无罪的李白，积极入世是一贯的，不独从璘为然，因为入世不得而愤世转而疾俗则更是一贯的。他称自己作诗是“挥斥幽愤”（《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愁时“白发三千丈”，忧时“终夜四五叹”，悲时“北风雨雪恨难裁”，愤时“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简直是“沉忧乱纵横”了。李白的悲剧之悲就在这里，李白悲剧之价值也正在这里。你看他由系狱改判夜郎遇赦得释后，以残烛之年，抱病之躯，还要参加李光弼平叛的军队，入世之心，可谓耿耿也。“燕赵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为访南迁贾”（《赠常侍御》）；“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赠韦秘书子春》）；“宁知草间人，膝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读读李白写于从璘前后的诗歌，那强烈的渴求，激愤的抒情，慷慨的倾诉，岂不正是“醉态盛唐”积极入世思想的诗意表达吗？

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

李白从璘，体现了行侠仗义的文化精神。

追朔文化原点，侠客义士产生、兴盛于春秋战国之际，至汉式微，盛唐复振。“侠”始称“带剑之客”、“游侠私剑之属”，[10]后有游侠、豪侠、节侠、气侠、轻侠、伉侠，又与刺客、必死之士异名同意，叫法繁多，虽略有区别，其实一也，许多为侠者一身而数兼焉。司马迁把他们的特点概括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11]这种人，由于受到墨家的崇义精神的影响，往往舍命行道，“有力者疾以胁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12]是当时“士”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以行侠仗义之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敢为知己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李白以行侠自任，以“国士”自居，以“仙翁剑客之语”作诗，上承春秋战国尚剑之风，下继初唐尚武之风，又开盛唐尚进之风，完全是昂扬奋发，逞强争胜的英雄性格和时代精神的个性化。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诗歌中，侠义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古代侠义之士的崇拜和讴歌。李白笔下，活跃着鲁仲连、朱家、侯赢、朱亥、剧孟、高渐离、专诸、荆轲、季布、延陵季子、平原、孟尝、春申、信陵、张良等一系列古侠义士形象。这些形象个个血肉丰满，人格崇高，都以节义为本，为国赴难，为君忘生，敢作敢为，强悍无比，肝胆照人，智勇双全。他们或者“少年负壮志，奋烈自有时”，或者“事了拂衣去，身藏身与名”，或者“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或者“智勇冠终古，萧曹难与群”，或者“酒后兢风采，三杯弄宝刀”……在李白的心目中，其地位很高，其精神不朽。“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第二，对同代侠义之人的肯定和赞美。李白在《少年行》、《侠客行》、《白马篇》、《结客少年场行》、《塞下曲》等许多诗歌中，借乐府古题艺术再现了侠士的风度、气质和行为，绝难分辨是讴歌古侠，还是赞美今侠。联系唐代社会特别是盛唐“随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本身力量的信心也达到了相当充分的地步”[13]的氛围和现实，整个时代的投影即在其中，这也许就是李白对自己“目之所历”的侠义人物的写生画。不是吗？《赠友人》诗中那位“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的“廉夫”，《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中那位“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的“陆调”，《留别广陵诸公》中那位“金羁络骏马，锦袍横龙泉”的“少年”，《扶风豪士歌》中那位“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欺”的“豪士”及《赠武十七谔》中那位“深于义者也”的武谔等等，谁能说是李白虚构的人物，抑或是“凭空捉来”的古人呢？

第三，对自己侠义之举的标榜和欣赏。李白说他自己离蜀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鲁时“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游历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葬友时“谭服痛哭，若丧天伦”，“裹骨徙步，负之以趋”（《上安州裴长史书》）。而且，“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拖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根据魏颢“少任侠，手刃数人”的记载，李白之杀人大概也有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侠义文化精神结合着“醉态盛唐”的积极入世思想贯穿于他从璘的全过程。禄山乱起，李白经宣州溧阳至杭州，西北折行后又到庐山，诗言“我从此去钓东海”；“张良未逐赤松去”；“行忧报国心”；“登朝如有言，为访南迁贾”；“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多以张良、韩信、谢安、孔明自况，其意常在报效国家，求人引荐。而当韦子春果真请他下庐山入永王幕府的时候，他便要“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了，“披云覩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琦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俨然策士豪侠再世。临行前，妻子牵衣，问其归日，李白诗言“归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史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14]李白反其义而用之，又颇似纵横家者流了。至军幕，李白自负不浅，既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又说“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就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了。李璘败亡，李白“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依然强调从璘的初衷在于“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侠士报主之情见于言外。甚至入狱脱囚后还念念不忘“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为想作剧孟而不得深感惋惜。由此不难看出李白从璘实际上就是他一次行侠仗义之举，而入幕府则完全把李白的行径侠士化了。幕府本指军政和行政官吏的简署，最初为军事部门而设。唐代由于尚武风气所致，文人入幕，忠于私主，有恩必报，司空见惯。不要说李白从璘意味着幕僚和幕主关系的确立，就是天宝元年二入长安他与唐玄宗的关系也未尝不可以这样看待。所以，蔡宽夫之论在众说中不失为诛心之见，他在否定了认为李白是从逆的妄言之后道：“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李白用诗的语言道出了“以气侠自任”的真谛。这是我们评价李白从璘必须顾及的客观事实，拔高固然不可取，主观推测或为尊者讳也应尽量避免。

四、“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李白从璘展示了“醉态思维”的诗人的气质。

李白性格倜傥，慷慨自负，不拘常调，自视甚高，“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作诗豪放，行事浪漫，给自己的人生涂上了浓重的传奇色彩。他反应迅快，胆识超常，给自己的经历抹上了斑斓的演绎图案。从心理学上分析，李白属于动作幅度大、灵敏活跃、情绪外倾、兴奋点高的太阳少阳型、胆汁质型或多血质型气质的诗人。这类诗人，崇尚和夸大个人力量，情感波动很大，大观宇宙则混茫无际，小视天地则稊米草芥。而且李白较之其他诗人更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精神和气势。他既没有政客的油滑，也没有文人的懦弱，几乎全部是诗人的天真，诗人的孤傲，诗人的风格，诗人的气质。他以这样的天真、孤傲、风格和气质去从政，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希望值极高而实现值很小。用“政治家”的标准要求，李白不够格；用诗人的标准衡量，李白天下无敌。因此，李白从璘前后的诗歌只能当作“醉态思维”的艺术作品来欣赏，并透过作品本身来把握李白的个性和气质，而不能当作政治档案来分析，并通过这样的分析对李白进行政治鉴定。

比如在《永王东巡歌在水军赠幕府诸侍御》、《赠钱征君少阳》、《南奔书怀》诸诗中，李白时而自喻谢安，时而自喻“草间人”；时而自喻姜尚，时而自喻祖逖……读其诗，想见其“诗人气质，高自标置”。[16]而实际上，李白果真能否像那些人物一样运筹帷幄，挥师百万，倒不见得，但他要这样说，这样写，借以自抒抱负，宣达“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志向。所谓“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实际上就是诗、酒、剑的联合体共同作用于李白的从璘。倘若有人硬指责李白“大言不惭”、“空言误国”，那就委实太不理解李白的诗人气质了。

又比如李白请都金陵，诗曰“帝子金陵访古丘”“更取金陵作小山”，论者一味批评李白主张唐王朝放弃黄河流域，迁都金陵，划江而守，认为那是个政治问题，瞿蜕園、朱金城辩驳道：“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边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2]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李白志在济世，报国心切，欲以奇计取悦幕主，这种策士侠义的文化精神更激发了他的感情波澜，着意非写出金陵的气象不可，自然也是诗人气质使然。

再比如李白、高适同为盛唐诗人，高适既能在诸王分镇之初“以为不可”，又能于璘败之先“因陈江东利害，且言璘败之状，”李白却下山从璘，几至遭杀身之祸，岂不是糊涂至极了吗？此言亦差矣。高适虽然也是一位“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的诗人，但与李白相比，他之从政，在历验了“混迹渔樵”的穷困流浪生活之后，由封丘尉而掌幕府书记至拜左拾遗，监察御史，充淮南、剑南节度使，以散骑常侍卒；他一生几经升迁，老练圆通，富于经验，谙于世故，颇得玄宗、肃宗垂爱，算得上有唐一代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唯一诗人。高适是诗人，却兼有“政治家”的秉性。李白五次从政，想作政治家，但他“醉态思维”（杨义首先生先在学术界提出“醉态盛唐”“醉态思维”的评价视角，拙文从之）[17]的诗人气质导致他情感激烈，思想率真，性格傲岸，精神不羁，生活无拘，“又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稍加比较，李白、高适判然两人，若要评价，则不可用同一标准衡量。李白从璘乃诗人气质之所致，高适“言璘必败”，系“政治家”之必然。

综上所述，李白从璘，是“醉态盛唐”积极入世思想，侠义文化精神和“醉态思维”的诗人气质三位一体的综合反映。他积极入世，难能可贵；侠肝义胆，真切可爱；诗人气质，后世可仰。李白像作诗一样从璘，他当然失败了，以“成败论英雄”，对王侯将相尚有偏颇，况诗人乎？

[1]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集[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2]瞿蜕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5]范文澜.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6]詹鍈.李白诗论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1]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3]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4]战国策•秦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宋诗话辑佚[M].中华书局，1980.

[16]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

[17]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郑宗荣）

Abstract:Li Bai has once been an aid of Li Lin, which has been controversial as opinions vary: he was coerced, he volunteered, he shared the same political view with Li Lin, he deported himself, he was seeking fame, he intended to repay Motherland, etc. A close reading of his poem and what he has done in his life before and after this incident and the incident itself can reveal that Li Bai becoming an aid of Li Lin is a reflection of the then active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chivalry spirit and the “drunken mind” of a poet. His active involvement in world is fairly aloft, his chivalry lovely, and his poetic temperament widely adorned in later times. He worked as an aid of Li Lin in the manner of composing poems, which is the direct reason of the failure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We latecomers shall never comment his failed political career with the sole criterion of either success or failure, nor with the criterion of a real politician.

Keywords：Li Bai; aid of Li Lin; involvement in world; chivalry; temperament

A New Idea of Li Bai as an Aid of Li Lin

KANG Huaiyuan
(Chongqing Three Ge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Chongqing 404100)

I206.2

A

1009-8135（2012）05-0053-07

2012-06-02

康怀远（1946-），男，陕西岐山人，重庆三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