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明

（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目前学界大多从当前城市本身的形态、模式、功能、指标、措施等方面进行生态性解读，即希望在这一进程中完善生态科技或管理，以直接达成生态目标。他们给这类问题开出的药方也是围绕城市自身而展开的，这是一种静态的生态解读。这种乌托邦式的建构是社会重构必要的一环，但缺乏科学性和学理性分析，虽然能取得一定的技术性的效果，但从长远和宏观来看，非但不能扭转城市化进程的反生态趋势，反而可能加重这种后果。城市化的进程在尚未完结之前有必要重建一种生态视野，即一种宏观的动态的生态城市观，以此重新定位城市化。

一、当前城市化的根源及实质

当前城市化运动发生的根源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市场化，即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市场化改变是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蓝本的。市场化直接带动了城市化。这种带动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市场化给人们所描绘的愿景。市场化内涵的人们对优越物质生活方式的追求，归向城市化，因为人们心目中的城市能提供这样的美好生活，城市意味着健康、尊严、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这一愿景古今中外至今概莫能外，马克思描述他那个时代的城乡差别，“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1]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和对农村的厌恶对比如此鲜明，而现代城市俨然是一个美好生活的符号。另一方面源自市场化的实践导向。市场化的发展所需要的四大生产要素都离不开城市化运动：土地、资本、人力和科技。这四者的结合方式及程度直接体现了城市化的模式和发展程度。西方的城市化历史就是一个市场化不断加强和变更的历史。商品意味着市场，而城市是市场的集中表现，商品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城市的发展，而农村则意味着传统、落后和反市场化，它的发展也必然被裹挟到城市化进程中来，成为城市化的附庸或一部分。

城市化可以分为内涵的城市化和外延的城市化。外延的城市化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张，也可称之为乡村的城市化；内涵的城市化表现为现代文明要素在城市中的结合方式及程度，也可称之为城市的城市化，或城市的升级。西方经验表明，早期城市化主要是外延式扩张，土地和人口是其中的先导，由于人们看不到城市内涵的变化而感觉城市化对人们生活及生态的残酷剥夺；而二战以后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式发展，资本及科技为其先导，城市化表现为现代化科技化。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前一种城市化达到了一定程度，继续推行将极大提高成本，因而难以为继，被迫转变城市化发展的模式；而后一种城市化运动无论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没有减弱前一种城市化，相反使前一种城市化更彻底。它在推进前一种城市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偏重城市化的内涵，这一过程是随着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巨大提高同时发生的，资本和科技的发展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可能，因而西方城市化给生态带来的破坏和对人们生活造成的破坏不再那么惊心触目。例如，美国由于交通、信息技术发展，城市科技的转型和国际竞争需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调整城市发展形态，进行城市重组。“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实现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2]这实际上是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内涵式发展减轻了外延式发展带来的痛苦，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城市化对市民而言变得似乎只有美好的记忆，以为是城市化进程使人们生活变得更美好。四大生产要素调整所推动的城市化，是结构性调整，其实质没有根本转变。更为根本的是，城市化这种进程，同时也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城市化模式的转变由发达国家发起，在世界范围内拓展，至今未有停息。当今世界各大城市在世界范围意义上的分工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如形成了政治中心城市、金融中心城市、商业中心城市、高新科技城市、劳力密集型城市、旅游城市等等。它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国内城市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翻版。

可以看出，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当代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从土地与劳力为核心转型到以资本和科技为核心，与传统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相比只是侧重点不同，没有实质区别。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指出，“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制度转型促动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重组，通过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等能动者的行为模式而实现的空间化过程。”[3]也明确阐述了城市化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质。当今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主旨是西方现代文明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民主自由精神和科技精神，它是当今城市精神的实质，指向现代更为高效的分工与生产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令人们取得更为优越的竞争地位。民主自由精神和科技精神的获得及应用，只有在推动城市化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进程并不需要规划，在市场化条件下会自发的实现。城市化进程并不是某一个政党或领导所能左右的，它就像全球化、信息化进程一样，任何上层建筑的力量在市场化所主导的自由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面前都会显得弱不禁风，政党和领导在这一进程中只取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城市化进程时刻与民主自由的市场精神和科技精神相伴随，只要被民主自由精神和科技精神所俘获，城市化进程就呈现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因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推进民主自由精神和科技精神的建设，当代的城市化进程带有深刻的当代的民主自由精神和科技精神烙印。

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引的市场经济发展使生态性社会发展格局呈层级化，而背离生态要求的整体性和动态性，金融资本、科技占优势的先发国家居于最顶层，而以土地、劳力、资源环境为根本的后发国家及其人民居于底层，被顶层核心优势资本及科技因素所驱使。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理念，并不能在后发国家中真正实现，而不过是为了让资本和科技居优势地位的集团自由地控制后发国家的社会经济。因为自由、民主或科技总是有前提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总的说来，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 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4]自由、民主和科技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观点，西方拿来宣扬，就可以把既不相关也非基本的事情当成基本的但相关的事情，混淆视听，当然后发国家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不存在这类混淆。城市化进程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发生的，城市化也意味着全球化，意味着接受民主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改造自己的城市。可以这样说，后发国家的城市化就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延伸，但却是西方城市化末端的延伸，这点，只要置身上海市区，我们能感受到曼哈顿地区的氛围，而我们在市郊又能看到的工业对河流大气的污染及资源的枯竭，与曾经纽约市郊没什么两样，多少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

城市生态问题作为这一进程的后果，在城市化的初期无可避免，虽然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其生态教训能令这一进程得于一定程度的扭转，但对后发国家来说，效果未必会有发达国家那么理想，这是因为爬上生态金字塔顶端的梯子已经被撤掉了。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是以西方城市化为蓝本的，因此具有同质性和一般性特征，这里的分析适用于国内外城市化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国城市化没有自身特点，但就城市生态问题的产生而言，自身特点并不是主要因素。认清当前城市化进程的这些根源和实质，才可能找到诊治城市生态问题的良方。

二、当代学者给予的解读及诊治方略

城市化进程作为一个处处感受到的强大的社会发展进程，人们并不觉得是政府或政策单方面所为，似乎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学界许多研究都是这样看问题的。学界在此作了相对静态性的解读，所谓静态性地解读，即认为这种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是发展中的管理或技术问题，而不涉及发展方向等宏观性问题。市场化、工业化既然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之路，也就是“客观规律”，而改革开放就是与世界接轨，这一趋势不是谁在有意推动，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政府或政策能改变的只是其形式。因此，研究只局限在，在市场化国际化条件下，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管理或科技问题等发展方式方法的问题。市场化国际化不是问题，不在讨论范围。

首先，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发展也即市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些学者认为，市场化与城市化有相生相伴关系。“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市场机制长期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为市场机制的扩展提供功能性条件。”[5]这个观点在对我国城市化起源问题的认识方面和上文是一致的，只是学者阐述的不仅是一种认识，也是一种态度。市场化也意味着需要国际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市场，那么，城市化显然作为接轨要素之一，就是参与到国际的城市化之中，称之为建设国际大都市。“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目前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已具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综合实力和基本条件。从国内各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条件来看，这些城市尚处于国际大都市的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赶超。”[6]这里实质不是所有城市都要变成大都市，而是接轨，通俗地说，就是自内而外整得都像国外现代化都市。今天这个理念已不仅是停留在政策口号层面，而是成为当今城市化的航标了。接轨需要考虑的指标主要是GDP、城市化率、信息化率、科技贡献率、基尼系数等各种指数，这些数据与国外大都市相比较，而非与国内生态要求相比较。即使有环境指标，也是一个抽象的脱离生态实践的数据。显然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是就城市谈城市就接轨谈接轨，而未达到生态层面。但这一主张在学术界几乎被毫无疑问地高举。

其次，城市生态问题无关市场化改革和发展方向，仅与管理模式及技术有关。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与要不要城市化，或要不要市场化、工业化无关，问题只在于如何城市化，也就是如何市场化、工业化。许多学者也认识到工业化和市场化必然带来城市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恶化，但又认为生态问题只是工业化市场化的必然代价，而之所以有这个代价，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市场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当然不可能完善，因此，欲“使经济发展趋向生态化，进一步市场化就成了可供选择的重要途径之一。”[7]许多学者认为工业化初期对环境不可避免地具有副作用，但不能认为工业化是罪魁祸首，相反，它是低水平工业化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发展工业、完成工业化，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8]

第三，在上述观念的指引下，许多学者提出的解决之道，在城市精神方面，就是用民主自由精神来制约民主自由精神，用科学精神制约科学精神。而西方的经验和当前中国的实践表明，民主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也可能被误用滥用，欲克服城市化的生态弊病，只有更加强调正确的民主自由精神和科技精神，以法治国、科技强国，只要彻底就有希望，理论上的支点是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实践方面，就是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市场化和工业化，加快和完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结果必然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学者们为此也做了许多论证，认为城市化与国外相比较速度太慢水平太低了。“城市化发展总体水平同国民经济发展所相应的水平和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仅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1980年的水平，比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低18%，滞后程度仍然较大。”[9]

这是一种看待城市化问题的相对静态的观点，它截取了生态发展链条上的一环进行考察，对城市化进程的生态问题做微观方面的审视。学者们从城市化的形态、模式、功能、指标、措施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论述，国内许多学者开出的建设生态城市文明，发展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科技等药方，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这种静态观照城市化问题，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城市的生态化进程来看，没有抓住关键，甚至是缘木求鱼，终归徒劳无功，带有乌托邦性质。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穷人无论他怎么折腾，对生态的影响也很有限，而一个社会地位高的权贵，无论他外表如何光鲜华丽，如何注意个人卫生，若没有生态意识或只具有狭隘生态意识，他的巨大的生产和消费力量所产生的废弃物给生态的压力就是不可估量的。城市也如此，其内部生态是以外部生态的协调和稳定为条件的，离开了外部的生态化发展，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城市化类似国际化大都市式的发展就可能使城市变成这样的权贵。

西方社会学家约翰.弗里德曼用了十多年专门考察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著有《中国的城市转型》，深感城市化进程给中国带来的严重问题。他从城市化的资金动力视角分析，认为城市化模式可作两种界定：城市营销模式和城市内生模式。前一种模式，从生态视角分析，与上文谈到的外延性城市化模式同构，就是一种城市间竞争模式，他说，“我从来都不赞成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这是个零和游戏，国家从中无法得到任何好处。”[10]他不经意中为城市的生态化说了一句公道话。然而，城市间竞争就是市场化的竞争，和商业竞争、区域竞争、国际竞争一样，具有市场竞争的一般涵义。弗里德曼的话包涵了城市化不可克服的矛盾，我这里无意对弗里德曼个人观点作任何评述，但他的话对城市化进程中所揭示的深层次问题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

三、城市化的生态量度

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显然不仅仅是城市生态问题，城市生态问题关涉到农村生态、区域生态、国家生态、全球生态，因而城市化的生态变革不仅是按照城市生态理想去构建它的生态各领域，它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农村、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密切关联。这才是城市化的宏观的动态的生态视野。

（一）城市化的生态原则

第一，社会分工原则。城市与农村相对应，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而现代城市是现代分工发展的产物。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不一样之处在于，生态视野中的社会分工，并不具有阶级甚至层级固定化特征，分工是生态链条在人类生活方式上的表现，并不具有特定的地位。城市化只在生态运作正常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现代城市并不因其经济发达、生活便利而高于农村而得到优先发展，正如市民并不因其为市民而高于村民一样。相比农村，城市因其文化优势、资本优势、地缘优势等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优越感，完全做到生态平等几乎不可能，但这是需要通过制度设定和道德教育长期加以制约和改变。

第二，国际化原则。生态视野中的国际化一改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的与国际接轨而发生的后发国家从属于先发国家的国际化，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生态要素和生态影响的国际化。新自由主义理念并不是普世价值，普世的只有生态价值。作为国际分工的现代城市，具有全球意义上的独特的生态意义，而不是成为国际生产链条上层级固定化的一环。我们用生态的眼光看待国内城市化发展，就用什么眼光看待城市化在国际的发展。国际化大都市不是和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样的大都市，而是具有自身独特地位又能嵌入到全球生态格局中去的城市。

第三，科技的生态化原则。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掌握，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为为一部分城市所掌握而凌驾于农村和另一部分城市之上。科技事实上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的分裂。科技的生态化要求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在三个方面符合生态要求，一是在符合生态整体发展方面，科技为大多数人所掌握，科技竞争保持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科技竞争带来的对资源的掠夺和无限度浪费，对城市化进程造成的生态破坏。二是科技发展的速度方面，从生态角度看，速度的不均衡，是倒置生态失衡的根本表现。科技发展在各个领域的不同速度，使其对资源的驱动发生失衡。科技发展速度过快对城市化各个领域发展进程失衡，必须受到恰当的指引。三是在符合个人兴趣方面。个人对知识的单纯追求是人的生命的冲动，是生态的要求。保护科技发展和应用的个人兴趣，也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里分寸拿捏非常关键。所以的绿色科技离开了这两点，最终都不可能达到生态效果。至于绿色科技，必须置于这三个方面来谈才有意义。

第四，城市发展的民族化区域化原则。城市化的生态良性发展，就像诸多生态要素一样，都是多样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市场化包涵着个性与共性存在的悖论，它强调个性，但越强调就越走向反面，这是因为市场化有个普遍的本质——欲望的物质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使全球的城市都趋于雷同，城市的个性被市场化所湮灭，为了发展经济满足无法满足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欲望，传统社会中城市带有的很多的民族精神色彩，被市场化工业化的城市化所消解。生态原则要求恢复传统社会中城市所原有的民族精神色彩。民族精神所映照的城市才可能具有独立性与生态价值意义。同时，城市化实质上应是城市的区域化，即城市的生态区域化，有别于城市的经济区域化。城市为区域的生态发展而存在，而非为片面国际化而存在。研究区域化特征立足区域化推进城市化，把城市区域化化为生态区域化的一环，为国家生态发展乃至全球生态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尤其是我国区域特征非常明显，不区域化就谈不上城市化的意义。

（二）城市化的生态观照

在生态视域中，由市场经济和科技所推动的城市化运动，具有本质上的反生态性。

首先，城市化对资源的驱动是在资本逻辑下展开的，资源的迅速集中超越人们的可控范围，经济学上的青蛙效应带来的浅短利益使人们感觉不到资源集中对生态的破坏，而刺猬法则使人们都选择涌向城市，做一群想相互取暖又无法彼此靠近的或彼此伤害的刺猬。市场经济条件资源对人们的吸引力是无限的，这导致城市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内涵的无限升级，只有扩大才能保持城市对城市的竞争力。反过来这种扩大又加强了其吸引力，使人们都涌向大城市，以成为大城市市民为荣。这种恶性循环直到城市间竞争达到平衡以及可兹城市化的乡村资源被榨取殆尽为止。

其次，城市化导致城乡进一步分裂。城乡分离在城市化之前就存在，属行政性的隔离式分离；城市化之后，工业势力、资本和市场渗透到城乡各个角落，一些学者称之为城乡一体化，而实际上不但没达成一体化，相反，农民以自己身份为耻、农业被工业替代、农村变成城市，原有的城乡分离转变成新的经济型的依附式城乡分离。城市化对农业用地的占用，以经济价值取代生态价值，引起三农问题发生链锁的负反馈效应，农民成了城市化运动最大的牺牲品，成了马克思笔下的“受限制的乡村动物”。而失去农村、农业为依托的高度复杂的城市则成了文化的荒岛，或如一艘置身茫茫宇宙的太空船，人们的活动受到极大约束成为单面人，成了马克思笔下的“受限制的城市动物”，城市生态脆弱得一触即溃。

再次，城市化和城市科技化在挤占农村空间的同时，也把自身置于昂贵的成本面前。生态生活是没有成本或成本低廉的生活，因而可持续，而反生态的生产生活则是成本高企的不可持续的。生态学家福斯特指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11]当城市对农村的挤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物将被人造物所取代，科技就越发显示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成本就极大提高。同时，为了降低成本，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导致生态恶化。高成本生产生活必然对人们的生命存在进行分梳，社会必然导致分裂。这已经逐渐为眼前的现实所证实。

最后，人们生活观念的市场化、物欲化在城市化进程中进一步加强。城市化之前的城市本就是一个城乡分离的非生态化城市，人们心目中城市生活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城市化之后，原有的城乡隔离式的分离转变为依附性的分离，将这种非生态化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理想，本身就是饮鸩止渴。城市化进程中每个人都力图按照自己理想中的城市生活改造城市，为实现这种虚幻的愿景而展开激烈的斗争，市民生活充满了焦躁和矛盾，人成为原子化的人，人与人进一步陷入分裂。当今支撑市民勇于承担城市化后果的是其与市场化工业化相适应的民主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这两类精神正面价值我们无须赘述，但它也有负面价值，关键的负面价值是它的正面价值麻醉了人们对其负面价值的关注心理，它加重了城市化进程的反生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充满了个人的愿景，这种愿景在城市化进程中永远不可能也不愿意消除，因而，城市化给人们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

城市并不总是具有美好的方面，它的另一面也许是肮脏的。上海世博会提出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世博会展示的是高科技带来的城市生活的改变，科技和城市生活是世博会的主旨。在这种理念下推动的城市化运动，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实际上从中获得好处的不会是全体民众，只会是少数精英分子，它以牺牲一部分人的代价维持城市的美好形象。城市化本质上是个虚假命题，暗含了城市是这一运动的中心，其他要素裹挟于其中只能顺应这一大趋势。生发这个命题的原因是人们自身对美好生活的虚幻向往，而它实际上并不具有我们原本希望的涵义，它本质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是人们选择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它既不能被当成口号也不能当成政策提出。在生态视域中，城市化就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必须以生态动态平衡为根据，城市化应该成为生态危机时代人们生活状态发生改变的其中一种表征，它的价值不在城市本身，而在城市的生态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存在要不要城市化，或要不要市场化工业化的问题。在此，本文不意在阻止城市化（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在什么思想观念指导下进行城市化或市场化和工业化。当代的城市化运动把经济物质生活推到了首位，用城市化取代并导引人们丰富的生态生活，是本末倒置。今天，人们习惯于奢靡的经济物质生活，将它始终置于人们生活的高位而下不来，即使发达国家依然如此，这些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标准范式，曾经在发达国家发生的生态危机，今天逐渐逼近发展中国家。生态危机时代催生的生态哲学分析框架，就是要将本末倒置的城市化再次颠倒过来，对城市化进行重新认识并在理论、政策、实践方面重新定位，还城市生态生活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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