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朴

从专科词典学的分类来看，英汉语言学词典属于专科词典。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自《语言与语言学词典》(Hartmann 1981)出版之后，迄今为止独立研编、(翻)译编和引进的语言学词典约22种，其中英汉语言学词典14种，约占总数的64%。但这些书中，撇开术语汇编类词典(没有提供术语解释，仅给出汉语译名)以及翻译性质的词典(含双解)，真正意义上独立研编的语言学词典十分有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以下简称《新编》)，无疑为繁荣语言学词典做出了贡献。这部词典收词目7500条，以语言学术语为主，也收了许多语言学专名，是中型英汉语言学词典中篇幅较大、内容较完备的一部。但在使用《新编》过程中，我们发现该词典在某些方面仍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本文结合专科词典学、术语学、翻译学等理论，通过举例管窥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收 词

收词方面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收录了一些不宜作为词目的语言单位及漏收了一些该收的词目。

1．不宜作为词目“收录”的语言单位

词典所收的词目主要是词，也包括固定词组，如，reconstruction(重构，构拟)，language acquisition(语言习得)等。然而《新编》收了一些词目，如British linguistics(英国语言学)，American linguistics(美国语言学)，Austronesian linguistics(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言学)，这些词目属于一般的词组，用于表示主题，即便是语言学百科全书也不会全都收录，Keith Brown主编的14卷大型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angauge＆Linguistics(2006)将其收录其中，而William Bright的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1992)则没有收此类词组。我们认为，中型语言学词典不宜收录这类词组，因为一旦将其作为词目收录，篇幅小了，不可能介绍清楚;篇幅大了，又不适合中型词典。以British linguistics为例，由于British可以代指英国，读者会把British linguistics理解成“英国语言学”，词目的汉译即如此。而G．N．Leech，R．Robins，Q．Quirk，Lyons，S．Levinson，D．Wilson 和 J．Sinclair等英国语言学家在我国语言学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都是世界级的语言学家。谈英国语言学，绕开他们肯定不妥。《新编》把British linguistics作主词条，London School(伦敦学派)作为副词条。我们认为，不如仅立London School，而不必立British linguistics。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涉及专科词典编纂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选词立目。早在1981年，徐庆凯就讨论过该问题。徐先生说:“一切词目，都应该是词语，而不是不成词语的标语口号、章节标题之类;应该是约定俗成、比较通行的词语，而不是个别人使用或者自己编造出来的词语;应该是可能发生疑难，需要查阅的词语，而不是见词明义、不言而喻的词语。”关于收词，徐先生还认为没有独立意义的派生词语不该收。(徐庆凯1981)如果把这段话理解成关于收录词目的三条要求的话，British linguistics似都不符。British linguistics很像文章或书的标题，还未被固定下来作为专有名词使用，没有约定俗成的特征，因为它是个自由词组，结构松散，可以改造结构而不改变意义。例如，可说成“Linguistics in Britain”、“Linguistics in UK”、“English linguistics”等。British linguistics属于没有独立意义的派生词语，其意义一看便知，一般读者不大可能查。这和结构固定、约定俗成的术语，如“Prague School”(布拉格学派)，“Ockham's razor”(奥卡姆剃刀，论题简化原则)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新编》对British linguistics的解释，主要是关于伦敦学派的，篇幅不足400字。用如此短小的篇幅就想把英国语言学的发展全貌讲清楚，难免捉襟见肘。

2．漏收词目

收词方面的不足还表现在某些重要的词没有收。如，音系学中的optimality theory(优选论，一般简称OT)是音系学里的一个重要术语，已成为音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编》没有立目，在phonology(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生成音系学)两条中也未提及。OT代表了生成语法的最新发展，是对经典生成音系学理论的改进、提高和发展，由Allan Prince和Paul Smolensky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早就引进了原版的关于OT的专著，读者查考的可能性极大。《新编》出版之际，OT研究已有十几年，漏收这个重要术语与收词的时代性原则不符。如果《新编》仅仅是语言学单科如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文体学或修辞学词典，似无可非议，但《新编》是语言学学科词典，其收录的词目理应涵盖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见《新编》前言)。还有一个重要术语，是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语言学史学)，它也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读者检索的可能性也很大，理应收录。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学科术语的体系性原理在《新编》里没有很好体现。但查同类的国外词典，如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牛津语言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现代语言学词典》)，前者收了“优选论”，没有收“语言学史学”，而后者二者悉收。

还有一个例子，《新编》收了Chinese English(中国式英语)和Chinglish(中式英语)。这两个术语表示受母语干扰形成的不被人接受的英语，但有个对称术语是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它表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如，叩头(kowtow)，衙门 (yamen)(李文中1993)。但遗憾的是，《新编》没收此条。

《新编》收了许多表示语言名称的专名词。以C开头的就有，Caddoan(喀多语)、Czech(捷克语)、Chari-Nile languages(沙里—尼罗语)等。这对于语言类型学 (language typology)研究很有意义，但《新编》漏收个别有特色的语言，如，Hixkaryana(赫克斯卡雅那语)是第一种OVS型语言，对语言类型学研究意义很大。

经调查发现，许多读者认为，当前语言学词典的最大弊端就是收词太少，许多想查的语言学术语或专名查不到。这表明，当下我们的中型语言学词典在收词上还有问题，需要编者认真调查、研究，编出符合读者需要的有特色的词典。理想的情况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吴建平(2006)说:“《英国文化辞典》的最大特色，就是收录了大量一般英语词典所未收录的典型英国特色文化词语和有关英国特色文化的义项。”

二、词目的翻译

《新编》以收录术语为主，也收了不少专名，并提供了相对应的汉语译名。但某些词目的译名值得商榷。以Austronesian linguistics为例，《新编》的译名是: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言学。实际上，Austronesian的译名早已约定俗成，学界通常译成“南岛语系，南岛语系的”。因此，Austronesian linguistics译作“南岛语言学”较妥。另如mora，《新编》将其翻译为“短音节”。这会令人误以为英语中还有“长音节”。译成“短音节”，不能体现该术语的内涵。该词是节律学的一个术语，以前有人按照读音译成“莫拉”，是可接受的。考虑到它是用来表示“节律的时间或轻重的最小单位”，现也用于韵律音系学，于是有人仿形态学(morphology)的“语素”(morpheme)译成“韵素”，我们觉得是个佳译，既与“语素”区分开，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其内涵，值得推广。《新编》在术语翻译方面有标新立异之嫌，将语言学界公认的译名重新翻译，有悖约定俗成原则，于是受到学者的批评(龙海平2010)。我们认为，译界约定俗成的词，如果没有造成交际障碍，最好不要随意更改。

另有些词目的翻译也值得商榷。如前文提到的Chari-Nile languages(沙里—尼罗语)，从释文来看，它包括东苏丹语、中苏丹语等语支，不代表具体的某一种语言。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原理，语支是语系、语族的下位概念，因此，似可译成“沙里—尼罗语族”。另外，该词目含有复数的languages，即使译成“沙里—尼罗诸语言”也较“沙里—尼罗语”好。

三、释 义

语言学词典理应在紧扣词目和力求准确的前提下，给读者提供较多的知识，至少把词目所包含的知识讲清楚，同时要体现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但细看《新编》，我们发现有的词目释义似乎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主要问题表现在:

1．提供的知识不足

(1)义项缺漏

《新编》“terminology”条，没有提供“术语学”这个义项，使释义的知识内容不足。术语学与翻译学、语言学、辞书编纂都密切相关。在国外有四个流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潘书祥2005)。由刘钢等人翻译的Guy Rondeau(隆多)的《术语学概论》已于1985年出版。用“terminology”指称“术语学”，已比较普遍，如，Hartmann的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2000)，葛传槼的《新英汉词典》(1997)和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1991)也早就收录了“terminology”的“术语学”义项。王宗炎(1988:387)对terminology的解释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①术语，指用于某一学科或专题的特定词项。例如，tense，sentence和voice便是英语语法术语的一部分;②术语学，那是为了表示一种语言中的某些概念而新创或挑选词项的工作。术语学常常是语言规划工作的一部分。”

(2)提供的知识不全面

专科词典释义讲求客观性，对于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如果不同的意见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则应一并介绍(杨祖希，徐庆凯1991:171—172)。《新编》对少数词目的释义却似有违此原则，对于某些学说或流派的解释，不能客观公正地介绍，而是带有偏颇。例如，《新编》收录了lexicography，其释义是“系应用词汇学(applied lexicology)的一个分支，研究词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词典学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比较、注释和分类词项并编纂成辞书。词典学为编纂词典提出必要的原则;同时，词汇学(lexicology)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由词典学加以整理和编辑”。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二是词典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也许由于编者不太了解辞书界的研究状况，造成词目的释义有失偏颇。当然，《新编》的观点长期占主导地位，早年出版的《辞海》的《语言文字分册》的观点亦是如此。但根据黄建华(2001)的研究，辞书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还有三种观点:①词典学与词汇学有联系，词汇学的研究成果对词典编纂有帮助，但二者相对独立，都包含在语言学中;②词典学独立于语言学，是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以胡明扬的《词典学概论》(1982)为代表;③词汇学隶属于语言学，词典学与语言学、词汇学都有联系。这种看法既承认了词典学的相对独立性，又肯定了它和语言学、词汇学的密切联系，以黄建华、多罗雪夫斯基 (Β．Дорошевский)为代表。

另一个例子虽与交叉工作有关，但也和两个术语的释义相关。以valence grammar(配价语法)为例，《新编》的释义是“亦称dependency grammar(从属关系语法)”。这等于把valence grammar和dependency grammar看作异称关系，二者异名同实。《新编》对 valence grammar的释义是根据P．H．Matthews的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编译而成，但Matthews没有说二者是等同的，仅仅提到“配价的句法和语义角色在Lucien Tesnière发展起来的从属关系的框架内进行描写”，这只说明了二者的相关性。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配价语法和依存语法的关系大致有三种:①配价语法隶属于依存语法，以陆俭明为代表，陆先生(1995)认为“配价语法是从属关系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②配价语法与依存语法有关联，但二者相互独立，以 Allerton(2006)、Crystal(1985)、Bussmann(2000)、Matthews(2007)等为代表。③配价语法等同于依存语法。以王德春(2003)，刘光耀(1998)等为代表。沈家煊根据Crystal的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第4版)(1997)翻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对valence的释义是“valence:法国语言学家Lucien Tesnière(1893—1954)提出的术语，对以后欧洲和俄国各种依存语法(按:‘依存语法’系dependency grammar的异译)模型的建立有特别重要的影响”。该书对 valence grammar的释义是“提供一个句子的模型，其中包含一个基本成分和若干依附成分”。比较来看，国外学者的观点，以第二种观点占主导地位。Allerton(2006)在《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中关于“配价语法”、“依存语法”的词条强调了配价这一术语在依存语法、词汇语法、功能语法中的作用，但没有把配价语法看成依存语法的替代物。金立鑫(2007:151)认为配价语法的理论源自Lucien Tesnière的从属关系语法。对配价语法与依存语法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大概要属袁毓林。袁毓林(1998:13)说:“配价语法侧重研究动词对名词性成分的支配能力，并做出数量化的表述。依存语法侧重研究句子中各构成成分之间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并以此作为句子结构的主要方面。”袁先生(1998)还认为，依存语法研究句子成分之间的从属关系不一定要以配价语法为理论前提。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认为配价语法是依存语法的异称，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的。其所以如此，大概因为配价源自Tesnière创立的依存语法。配价语法也讨论支配关系、从属关系，依存语法也谈配价、从属关系。但是，作为专科词典，如徐庆凯所言，对于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辞书编纂者也只能是如实介绍各种有代表性的见解，不能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任意取舍(徐庆凯2006:49)。徐先生的话意味着，编辞书要客观全面，不能偏于一端。这一原则在语言学词典编纂中任何时候都须恪守。

(3)循环释义

提供知识不足的另一表现是循环释义。举个例子，《新编》对“fusional language(溶合语，屈折语)”的释义是“亦可称fusing language(溶合语)。指以溶合为显著特征的语言”。“fusing language(溶合语)”的释义是“意义同fusional language”。这样处理，读者要兜个圈，直到词目fusion(溶合)才知道“溶合语指语言成分的紧密结合，如语音、语素、词等的紧密结合。例如:strong(强大的)+th＞strength(力量)、chuckle(抿着嘴轻声地笑)+snort＞chortle”。如果《新编》在上面两个词条的释文后面标注参见fusion，就可以给读者节省时间。

2．释义重复

释义重复问题特别容易出在交叉条目上。以“Chinese English(中国式英语)”为例，《新编》的释义是“Chinese English亦作Chinglish。指表述英语时明显地受汉语结构和思维的影响，而不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习惯，因而表达的是一种中国式英语……”。而在词典的同一页有词目“Chinglish(中式英语)”，释义是“又名Chinese English，指的是受汉语结构和思维影响而说出或写出英语本族语者并不这么说或这么写的英语。参见Chinese English”。显然，《新编》这同页的两条条目内容重复。其实只需解释其中的一条，另一条列作副条即可。类似的问题，在“culture(文化)”、“culture and language(文化与语言)”条也存在。“文化与语言”条已提到，文化包含语言，文化是属概念，语言是种概念，而在“文化”条中，又重复这一内容。

还有一个例子是“American Linguistics(美国语言学，美洲语言学)”和“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生成转换语法)”［1］两条。《新编》“American Linguistics”条称，1957年，N．Chomsky在荷兰出版《句法结构》一书，导致了美国语言学上的一次革命，产生了“转换生成语法”。这本书为转换生成理论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新编》叙述了生成语法的几个主要理论，如“扩充式标准理论”、“语迹理论”、“管约论”及“最简方案”。而在“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条中，上述内容又重复出现。其实，《新编》可在“American Linguistics”条中简单提一下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完全没有必要重复叙述，只需注明“参见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即可。因为《新编》在“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条中解释相当详尽，足足用了近3500字来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其他词目，如“phonology(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生成音系学)”也存在释文重复现象。

四、体 例

体例是指词典编纂的基本规定和格式，一部词典一定要有合理、统一的体例，才能编得严整、协调、精练。

如亦称的表述要统一，可使用“亦见”、“又称”、“又名”等等。《新编》的亦称比较混乱，不成章法。如“function of language(语言功能)”条的开头是“又称language functions”;“fusional language”条的开头是“亦可称 fusing language”;“global leaning”条的开头是“亦作gestalt style”;“ghost form”条的开头是“又作 chost［2］word”;“Austronesian linguistics”条的开头为“又可称作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学”。

体例问题还表现在参见信息的提供上。词条参见能勾连起分散在词典各处的相关词条的有机联系，使读者能藉此获取全面、系统的信息，又能使词典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或矛盾。但《新编》似没有下功夫做好词典的参见工作。如“inflecting language(曲折语)”提到“语素在形式上倾向于溶合(fusion)”，但却没有提供参见信息。“valence grammar”条与“valence”有关，尽管valence已单独立目，但《新编》没有提供参见信息。对于参见信息如何提供，国外词典如Bussmann(2000)、Brown(2008)、Matthews(2000)的做法也许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借鉴。Bussmann(2000)的做法是把需要提供参见信息的副条，以双箭头标注。如，universal grammar，紧随箭头的是 general grammmar，markedness。Matthews(2000)不仅用“★”来表示某术语或专名在词典里已立目，同时还用一些缩略语如“=(相当或等于)”，“Cf(比较)”，“Opp(反义)”，“See(见)”等符号表示交叉或参见信息。如“kinetic tone(动势声调)=contour tone(曲拱声调)”。Brown(2008)是部大型百科全书，它一般在词条释文末尾用“See”表示参见信息。如，“Firth and the London School See also:Collocation;Firth，John Rupert(1890—1960);…Robins，Robert Henry(1921—2000);Systemic Theory．”。

本文未及全面评价《新编》，只是根据专科词典学及相关理论，从词目、词目翻译、释义和体例几方面对《新编》做了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我们虽然指出其不足，却丝毫没有贬损其价值的意思。正如王宗炎(2000:186)所言:“指出一本书有缺点，并不是说全书毫无可取之处;指出一本书有优点，也并不是说全书毫无可议之处。”我们只是想强调专科词典学理论对编纂专科词典的重要性。借用徐庆凯(1984)的话说，“编好专科词典，不但要有本学科的知识，而且要有辞书学的知识”。外国许多辞书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原因在于他们的许多辞书水平很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词典学理论的指导。这个道理，似乎谁都懂，但在实际做的时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给予足够重视的。

附 注

［1］学界通常翻译为“转换生成语法”。

［2］chost疑是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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