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继周

197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1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从这时起，共和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是在1978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经过20年的编写和反复修改，正式出版发行。1978年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极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10月我从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工作，从此和《现汉》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参加了《现汉》正式出版后的几次修订，见证了这部精品辞书与时俱进的不平凡历程。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前身)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为完成这个任务，语言所成立了词典编辑室，从1956年夏着手收集资料，1958年初开始编写，1959年底完成初稿，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经过修改，1965年又印出试用本送审稿。为适应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1973年利用试用本送审稿原纸型印了若干部内部发行，并于同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直到1977年底完成修订工作，1978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是《现汉》第1版。

《现汉》的修改定稿工作主要是在“文革”中进行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有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的提法，这大大地干扰了编写工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审视《现汉》，会看到收词、释义、举例各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资派”等都立了词条，有些条目的解释明显有“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有的例句有政治口号倾向，不够生活化。鉴于这种情况，《现汉》从正式出版起，就开始酝酿着一次修订。修订工作于1980年初开始，当年完成。新版本于1983年1月出版。这个版本当时称作修订重排本，按照出版的序列，它是《现汉》的第2版。这一版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这次重排仍按1978年12月第1版排印。1979年底，因原版已损坏，须重新排版。1980年初仅对某些条目稍作修改，即交出版单位，1980年第二季度开始排印。”重排的原因是“原版已损坏”，修改的内容是“仅对某些条目稍作修改”，说得颇有些轻描淡写。实际上这是一次必须进行的修订，修订的内容多涉及政治方面。

第2版与第1版相隔只有3年，而第3版与第2版之间，却相隔了13年。20世纪80年代，《现汉》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当时社会上中型语文辞书还比较少，读者也希望词典不要变动得太频繁，以免妨碍语言文字的正常使用，特别是不要影响语文教学。这段时间，词典室的同志坚持收集资料的工作(每人每天制作资料卡片不少于5张)，为《现汉》的再一次修订做准备。到80年代后期，词典滞后的问题渐渐显露了出来。首先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新事物、新观念不断出现，汉语中新词新义大量产生，这些新词新义在《现汉》中未能得到及时反映。其次，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主要的有《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12月，以下简称《审音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3月)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新标准也未能在《现汉》中得到及时贯彻。有一个地区中学的升学考试，语文试卷出了一道题，问“自作自受”的“作”读什么音。有的学生按新公布的《审音表》回答读zuò，有的学生按《现汉》回答读zuō，判卷老师莫衷一是，由于回答“错误”被扣分的学生满腹怨气，学生家长甚至找到教育局评理。也有的人抓住《现汉》与新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指责《现汉》“不规范”。这种情况引起词典编者的注意。从1993年起，词典室开始了新一轮的《现汉》修订工作，到1995年基本结束，1996年修订后的《现汉》与读者见面。这是《现汉》的第3版。

这次修订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增加新词新义。《现汉》正式出版是1978年，从那时到1993年已经过去了15年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汉语中出现了大量新词新义。如果不能把已经取得普通话资格的新词新义收录进来，词典内容就会变得陈旧，从而影响到它的使用。修订本增加的新词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反映科技和社会生活方面新事物的词语，如“硬件、软件、录像、展销、离休、集装箱、机器人、电视剧、安乐死、卡拉OK”等;二是更准确、生动地表达过去已经存在的事物或现象的词语，如“团伙、人际、代沟、反思、出线、创收、保护伞、炒鱿鱼”等;三是一些新的简称，如“知青、边贸、环保、家电、彩电”等。有些词补收了新的意义，比如“同步”，原来是科技方面的用语，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相对关系。现在其使用范围扩大了，有了常用的语文义:泛指互相关联的事物在进行速度上协调一致，例如“实现产值、利润和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又如“反馈”，原来是电学和医学上的用语，现在有了一般语文义:指信息、反映等返回，例如“市场销售情况的信息不断反馈到工厂”。有的语文词语也增加了新义，比如“持平”，原来的意思是公正、公平，例如“持平之论”;现在使用更多的意思是与相对比的数量保持相等，例如“鲜鱼上市三百万斤，与去年持平”，“钢窗和木制门窗的价格基本持平”。增收的词语中，也包括少量以前该收而漏收的。在增收新词的同时，删去了部分已不使用的陈旧词语。这次修订，新增词语9000余条，删减4000余条，比原版本多收词语约5000条。《现汉》第1、2版收字词约5．6万余条，第3版收字词总数达到6万余条，这使得《现汉》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汉》第3版修订的另一个重点是贯彻新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文字方面的问题相对简单一些，比如“像”和“象”、“账”和“帐”的分开等。语音方面的问题就麻烦多了。新的《审音表》规定很多字“统读”，而这些规定又同人们的语言实际有距离。怎么办?不折不扣地执行，与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不符;变通执行，又要冒被别人指责“不规范”的“险”。词典编纂者遇到了很大的难题。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分三种情况处理语音方面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依照《审音表》改注读音。比如，“汲”由 jī改为 jí，“迹”由 jī改为 jì，“绩”由 jī改为 jì，“啥”由 shà 改为 shá，“哮”由 xiāo 改为 xiào，“驯”由 xún 改为 xùn，“帧”由zhèng改为zhēn，“卓”由zhuō改为zhuó等等。这种按照新规定的标准改注读音的情况占大多数。

第二种情况，有些字在按《审音表》注音的同时，保留了方言读音或文言读音。比如“凹”字，《审音表》规定统读āo。这个字在方言里有wā的音，义同“洼”，用于地名，河南有茹凹，云南有万家凹，山西有核桃凹，陕西有碾子凹，等等。这些地名里的“凹”字，都不念āo，而念wā。顺便说一句，陕籍著名作家贾平凹，名字里的“凹”字也不读āo，而读wā。怎么办?是把村名中“凹”字的读音都改成āo，还是把村名中的“凹”字改写作“洼”字?都不可行。最合情合理又简单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承认“凹”有个wā的读音。《现汉》就这么做了。又比如“召”字，《审音表》规定统读zhào。“号召”、“召开”里的“召”，应该读zhào，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周朝的国名召(在今陕西凤翔一带)，读shào，不读zhào。《诗经·国风·召南》，“召”读shào，不读zhào。为此，《现汉》保留了shào的读音。

第三种情况，依照《审音表》改注读音，附加某些说明。有些字，《审音表》规定了统读音，这当然方便了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但这样做也使一些词的读音偏离了实际读音。比如“作”字，《审音表》规定除“作坊”的“作”读zuō外，“作”在其他地方都读zuò。按照这个规定，“作死”不读 zuōsǐ，而要读 zuòsǐ，“作揖”不读 zuōyī，而要读 zuòyī，“作料”不读zuóliɑo，而要读zuòliɑo。这显然不符合人们的语言实际。又如“指”字，《审音表》规定统读zhǐ。“指导”、“指示”、“指挥”里，“指”读 zhǐ是没有问题的，而在口语中，“指甲”一般说zhī jiɑ，“指头”一般说 zhí tou，这些词里，如果把“指”读作 zhǐ，也会脱离语言实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出灵活处理的办法:这些复合词都按统读音去注，在注音后面加括注，说明它们在口语中的实际读音。事实证明，这样做效果是好的，既执行了审音规定，也照顾了人们口语中的实际读音。《现汉》第3版出版座谈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长铁成不无感慨地说:“这样做解放了播音员。”实际上，播音员遇到的问题就是词典编纂者遇到的问题，照《审音表》去读不符合语言实际，而照语言习惯去读，又会被指责“不规范”。《现汉》在执行规范标准的同时开了一扇门，为播音员、演员和所有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寻找到一条出路。这个做法在当时也有过不同意见，因为这样做毕竟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审音表》。后来大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觉得这恰恰是使《审音表》得以顺利贯彻的好办法，于是许多词典都起而效法，包括以前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的人，也在自己的词典中这样做了。

第3版对第1、2版来说，是一次大的修订。新版《现汉》增收了大量新词，贯彻了语言文字方面的一些新的规范标准，跟上了时代的脚步。第3版问世不久，我们就开始酝酿下一轮的修订工作。这么快启动新一轮修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第3版《现汉》重点解决增收新词和贯彻规范标准的问题，词典中的其他问题没有全面照顾到;更主要的是，在词典里全面标注词类的任务这个时候提到日程上来了。

经过三年的准备，1999年春天，《现汉》新一轮修订上马。语言研究所对这次修订非常重视，成立了15位专家组成的审订委员会，曹先擢先生任主任。《现汉》初稿编写时成立过阵容强大的审订委员会，这是在那以后再次为修订《现汉》成立审订委员会。修订工作分三部分进行。一是逐条审读，修改原有条目中的不妥处;二是增补新词;三是由专人负责标注词类。后来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修订工作又做了调整。由于第3版出版以来，又有大量新词出现，读者迫切需要词典及时收录新产生的词语。在这种情况下，商务印书馆领导与语言所领导商定，在全面修订工作完成前，先出一本《现汉》增补本，满足读者的迫切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全面修订工作进行的同时，2002年5月《现汉》增补本出版，这就是《现汉》第4版。《现汉》第4版正文部分没有改动，在正文后面用粉色插页增收了1200余条新词。反映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一大批新词语被收入词典，像“按揭、物业、公示、快递、楼盘、蓝牙、亚健康、生态环境、丁克家庭、轻轨铁路、磁悬浮列车、可持续发展”等等。新的普通语词也增加很多，像“车程、打拼、潜质、潜能、诉求、新锐、网民、网友”等等。一些词产生的新义也得到了反映，像“打造(打造新品牌)、外援(该队引入三名外援)、蒸发(人间蒸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三个代表”一词的收录。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总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成为党的行动指南。我们在十六大之前，就把“三个代表”收进词典。在所有汉语词典中，《现汉》是最先收录“三个代表”一词的。

2002年增补本，在《现汉》序列中被称为第4版。实际上，它是1999年启动的修订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增补本完成后，《现汉》的修订工作还在继续。直到2005年，这次修订的总成果《现汉》第5版宣告完成。这次修订耗时6年(可以分为前三年和后三年，前三年有阶段性成果《现汉》增补本问世)，修订内容涉及诸多方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

(一)进一步贯彻语文规范标准。在这个修订周期内，2002年初，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公布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对338组异形词的规范词形做出规定。第5版《现汉》全面贯彻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规定。凡整理表范围内的异形词，一律以规范词形为正条。《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未做规定的异形词，按照重视理据、参考词频、照顾系统的原则，明确区分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推荐词形立为正条，非推荐词形立为副条。词典释义和例句中用到异形词时，使用规范词形和推荐词形。鉴于目前一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正在重新制订或修订，在新的规范没有公布之前，对原有规范尽可能做到既全面贯彻执行，又对其中学界公认的不妥之处做适当处理，以与即将出台的新的规范标准相一致。

《现汉》是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宗旨的，但出版以来不断受到“不规范”的指责，这的确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说到底，有一个如何看待规范和如何贯彻规范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规范观的问题，我们就只能陷于无休止的应对别人指责的被动地位。从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生主持编写和修订工作起，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规范问题的。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一些不尽合理的规定，《现汉》就没有执行。比如“淼”和“脩”这两个字被《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规定废止使用，《现汉》仍旧保留了它们的“合法”地位。“淼”是水大的意思，中国人名字中常出现这个字，不能用“渺”字代替。“脩”古代指干肉，“束脩”引申为送给老师的报酬，这里的“脩”不能写作“修”。《现汉》从第3版到第5版，执行规范标准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这样一些两难的问题。只有从理论上解决规范观的问题，我们今后的修订工作才能迈开脚步。2004年6月，我在中国语言学会第12届年会上做了《树立正确的语文规范观》的发言，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们对语文规范问题的看法。第一，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是语言规范的基础，也是检验语言规范的唯一标准;第二，规范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规范标准需要不断完善;第三，不同层面的问题规范手段不尽相同，语言规范要体现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原则。在谈到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是检验语言规范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我举了“荫”字的例子。《审音表》中“荫”规定只读yì n，不读yī n，“树荫”、“绿荫”一定要写成“树阴”、“绿阴”。我在发言中列举了一组统计数字，从1986年4月12日《审音表》正式颁布施行起，到2004年5月31日，《人民日报》中“树荫”、“绿荫”、“林荫道”、“绿树成荫”四个词语的词形分布情况是:“树荫”253，“树阴”13;“绿荫”698，“绿阴”21;“林荫道”131，“林阴道”3;“绿树成荫”442，“绿树成阴”9。这里还不排除作者本来写作“荫”，而编辑为执行“标准”而改做“阴”的。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审音表》关于“荫”字读音和用法的规定基本上没有被执行，是十几亿使用汉语汉字的民众应该受到指责，还是制订标准的专家和官员应该进行反思呢?这篇论文很快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理论上的问题解决了，修订工作就更踏实也更顺利了。

(二)增收新的词语。除第4版补收的1200余条新词外，第5版又增加了近几年出现的大量新词新义，增收词语约6000条。“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体现新的政治理念的词语都进入了《现汉》。科技方面的新词如“盾构、课件、非典、禽流感”等也被收录。增收新词坚持既积极又慎重的原则。积极，就是把已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的有影响、有生命力的新词语及时收进词典，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比如“体认”和“愿景”这两个词，出现在胡锦涛总书记和连战主席会谈的新闻公报中，新闻公报见诸媒体已经是2005年4月30日，《现汉》第5版开印时间是5月2日，我们抓紧编写，把这两个词条收进了词典。慎重，指的是收录的新词要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避免把只在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中使用的词，以及出现不久就消逝、缺少生命力的词收入词典。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收入《现汉》的许多新词语，反映出社会的前进，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增收新词的同时，也应适当删减部分陈旧过时的词语，主要包括纯文言词、使用地域狭小的方言词、过时的音译词，如“携贰、酎金、地根儿、撒丫子、苦迭打、梵亚铃”等，共删除旧词语约2000条。《现汉》第5版收字词总数达到了6．5万余条。在《现汉》的每一次修订中，实际上都在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现汉》的每一个版本衔接起来，就是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记录。

(三)全面标注词类。词典要不要标注词类，前些年也是有争议的。一些人质疑汉语词典标注词类的必要性，说吕叔湘、丁声树二位先生主持编写时不是也没有标注词类吗?吕叔湘先生在他起草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里说“本词典暂不标词类”。暂不标，并不是永远不标，正确的理解恰恰是以后条件具备了还是要标的。20世纪50年代，《现汉》开始编写的时候，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还在争论，词类划分标准研究得还很不深入，这时词典上全面标注词类确实有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现汉》还是为大部分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标明了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虽未注明词类，但在释义行文和例句配合上大都有鲜明的特点，词类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1992年，吕先生在为《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作的序中写道:“我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前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的时候曾经试着做而没有做成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区别单字能不能单用，也就是分别词和非词……另一件事是在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的一个义项之后标明词类。”从吕先生主编《现汉》初稿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语言研究、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以及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都迫切需要汉语词典标注词类。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词典标注词类也已经存在现实可能性。一些词典(包括语言所词典室编写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在标注词类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在《现汉》第5版中全面标注词类，实际上是在做《现汉》老一辈编者们要做而没有来得及做成的事。《现汉》第5版在标注词类上特别值得讲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比较细致地区分了词与非词;二是标注词类比较精细和系统。为了区分词与非词，我们制订了较为完备并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对于词类的划分，考虑到《现汉》读者面广，按照语法教学的一般分类把词分为12类。为了体现大的类别中某些词的特殊语法性质，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三个大类中又各分出两个附类。名词的附类是时间词、方位词，动词的附类是助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的附类是属性词、状态词。代词仍按原来的做法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三个小类。汉语里区分词与非词，划分词类，是很繁难的工作，有时难于做到“一刀切”。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一方面注意吸收近年来语法研究取得的成果，同时兼顾多年来语法教学的经验，尽可能地做得科学、稳妥。这次修订，是第一次在《现汉》里全面标注词类，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希望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经过以后的不断努力，使汉语词典标注词类的工作逐渐完善起来。

(四)完善体例。词典的修订不仅有继承，还应该有必要的创新。创新，是指修订中为提高总体质量而在体例上的探索。修订中体例上的创新，不是故意立异鸣高，哗众取宠。创新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顺着原来的思路进行，使处于潜在层面的东西彰显出来，使执行原有体例时遇到的矛盾得到解决，同时还要为词典中遇到的新问题制订新的体例，因而是对原有体例的补充和完善。比如，原《现汉》对同形同音词立条的规定，在执行中就遇到一些麻烦，问题主要出在意义和注音拼写形式两个标准搅在一起。读音、词形都相同而意义上毫无关联，分别立条，在条目的右肩加上1、2等数码以示区别，如:【大白】1、【大白】2，【燃点】1、【燃点】2，这没有问题。读音相同、注音拼写形式不同也分立条目(右肩不加数码)，造成了不少混乱。两个“刘海儿”意义上有联系，因大小写不同(传说中的仙童“刘海儿”拼作Liú Hǎir，妇女儿童发型义“刘海儿”拼作 liúhǎir)而分立两条。两个“水族”意义上没有联系，一个是我国少数民族名称，一个是生活在水中的动物的总称，分立条目是对的;但因为注音上有大小写之别，在词目右肩又不加数码区别，这就很让人费解了。动词“罚款”和名词“罚款”因拼写形式不同分立两条，而与之意义完全相同的“罚金”又因动词义和名词义拼写形式相同而合为一条，也是很令人费解的。凡此种种，招致学界不少非议。这次修订，在条目分合上，强调以意义为主，变多重标准为单一标准，凡分别立条的同形同音词，一定是意义上没有关联的，词目右肩一律加数码以示区别。像“发言”、“罚款”等有动词和名词两个意义的词，不再分别立条，而是作为一个词的两个义项来处理。由于动词义可以离合，在动词义项前括注(－∥－)。“刘海儿”也在传说中的仙童这个义项前加拼音大写的括注，与妇女儿童发型义合为一条。一个小体例，解决了大问题。

语言在不断发展，词典编纂者必须关注一些新的词汇现象，并采用新的体例解决新的词汇现象带来的问题。汉语从外语中吸收词汇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汉语的语素和构词手段造一个与某外语词意思相当的词，一种是用跟某外语词发音相同或近似的一个或几个汉字代替那个词。前一种情况已经不被看作外来词，如“传声器”;后一种情况是典型的外来词，如“麦克风”。《现汉》遇到音译外来词时，会在注文后面括注外语原词，成为一种体例，如“麦克风:传声器的通称。［英microphone］”。近些年，吸收外来词的形式又有发展。一是直接移用字母词，《现汉》从第3版起在词典正文后附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收录了常见的字母词。二是出现了从外语直译过来而汉语字面上无从解释的词。《现汉》第3版收了一个“热狗”。“热狗”进入汉语，既不像“传声器”，也不像“黑板”(英语blackboard——黑色的板)，是一种新的吸收外来词的形式。“热狗”是从英语hot dog翻译过来的，3版《现汉》注末加了一句话“是英语hot dog的意译”。严格地说，意译的说法并不准确。“黑板”是blackboard的意译，这很容易理解;而“热狗”跟“夹有香肠的面包”意义上联系不起来。3版只有“热狗”一个词，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热狗”类的外来词多起来了，如“蓝牙、猎头、路演、寻租”等，都是从外语直译过来而汉语字面上无法解释的。《现汉》第5版收录了这些词，释文中都加上了“是某语种某词的直译”的话，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以上我们回顾了《现汉》从第1版到第5版所走过的路程。社会在发展，语言在发展，语言研究在不断地深入，词典作为反映语言真实面貌并指导语言使用的工具书，也要通过一次次修订，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语言词典的生命力在于修订。《现汉》从初编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从正式出版到现在也过了30多年。《现汉》的修订是应时代的要求进行的，因此每个修订周期长短不一样，修订的重点和幅度也不一样。总的说来，这些修订有继承，也有发展和创新，实现了与时俱进。作为编写者，回顾每一次修订，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一些遗憾。辞书水平的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只能追求更好，难以做到最好。早在18世纪，《英语词典》主编约翰逊(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每一个词典编纂者，都应该做追逐太阳的人。词典的每一次修订，都是我们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攀登。

1．晁继周．树立正确的语文规范观．中国语文，2004(1)．

2．孙全洲主编．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983，1996，2002，2005．

4．Landau S I．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章宜华，夏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