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抗战文学研究是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可喜的是，近年来抗战文学研究得到了学界一定程度的重视，抗战文学研究有所升温，出现了一个较好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对近年来的抗战文学研究进行盘点，无疑具有促进抗战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意义。

近年抗战文学研究的升温，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中心的形成、研究成果的充实等方面。

一、研究队伍的壮大

伴随着抗战文学研究的升温，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抗战文学研究队伍。近年来抗战文学研究队伍不但壮大，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结合

刘增杰、苏光文等老学者曾在解放区抗战文学研究和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不小贡献，近年仍有新作推出。张中良(秦弓)、靳明全、张泉、李建平、李怡、房福贤等中年学者也对抗战文学研究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中良研究员以其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实质上充当了抗战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不但发表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概况与问题》，“评价抗战文学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回顾抗战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之上，指出抗战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为抗战文学研究指明路向，而且身体力行，以对正面战场文学的研究[2]，做出了拓展抗战文学研究领域的示范。张中良先生还对抗战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进行大力扶持，比如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特地组织“抗战文学研究”专栏，重点推出了青年学者段从学、王学振的《夏季大轰炸与大后方文学转型》《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兵役题材》。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靳明全教授则指导他的研究生团队，对重庆抗战文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先后推出《重庆抗战文学论稿》《重庆抗战文学理论》《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抗战文学新论》《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重庆抗战文学区域性》等著作。在抗战文学领域，近年还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如刘晓丽、段从学、王学振、熊辉、张武军等等。这些青年学者为抗战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教授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补订”[3]；四川师范大学段从学教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协”的文章[4]；重庆师范大学王学振编审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题材研究”和青年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形象研究”等多种项目，发表抗战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5]。

(二)国外学者的加盟

在中国学者致力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同时，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加入到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来。比如日本著名学者岩佐昌暲、杉本达夫就分别在中国发表了关于抗战文学期刊[6]和大后方作家生活保障运动[7]的论文，韩国青年学者权五明也著文探讨了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传播问题[8]。

(三)不同学科领域的参与

抗战文学在时段上属于现代文学，因此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研究。但是现代文学并不等同于新文学，比如在抗战时期，就有不少作家用传统的文学样式进行写作，这就为其它领域的学者开展抗战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能。重庆师范大学的陈忻教授，本是一位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近年就从抗战诗词与传统诗词比较等角度进行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9]。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完备。

二、研究中心的形成

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各个领域的学术中心一般都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但是近年抗战文学研究的活跃，却使得这一领域形成了北京、上海之外的研究中心：重庆和桂林。在重庆，抗战文学研究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依托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图书馆等单位，重庆挂牌成立了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庆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文献中心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成立后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有力推动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比如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就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单位合作，多次召开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研讨抗战文学：2008年6月，“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召开，来自海内外的30余位专家学者到会，“会议呼吁加强对史料的重视，尤其是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既为矫治空疏的学风，也为奠定抗战文史研究的坚实始基”，“中日文学关系与文论比较以及地方性的建构，成为研讨的热点”[10]；2008年12月，“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海内外专家学者80余人参会，“就抗战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中国全民抗战、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11]；2009年5月，“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名专家出席会议，“探讨了发掘、整理、甄别、解读等与文学史料研究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还从扎实的文学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纸杂志、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12]；2010年12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80余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从抗战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新视野、抗战文史的区域性研究、抗战文学比较和译介及传播、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艺理论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13]。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还出版了《中日学者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集》和集刊《抗战文史研究》。此外，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还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合作，在该刊特辟重点栏目“抗战文史”，该栏目发表了国内外学者的大批抗战文史研究论文，使该刊成为国内外发表抗战文学研究论文最为集中的一个刊物。桂林也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文化重镇，近年来桂林的抗战文学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李建平研究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中良研究员合作，共同主编了年刊《抗战文化研究》，目前已出版四辑，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研究论文。

三、研究成果的充实

随着抗战文学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中心的形成，关于抗战文学的论文、著作大量涌现，很好地充实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成果库。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共通性的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也相应出现了颇为兴盛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近年来，王学振、熊飞宇著文对这一问题进行研讨[14]，李均也成果申报了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近年来抗战时期的文艺论争得到重新认识，“民族形式”论争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成为研究热点。“民族形式”论争方面，代表性成果当推石凤珍的专著《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15]。战国策派研究方面，博士论文就有好几部，其它论文更多，仅王学振一人就发表了近十篇[16]。这些论文主要“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来为战国策派正名、平反”，最近熊飞宇又从抗战语境下国共之争的角度对批判产生的缘由作出剖析[17]，高阿蕊则提出从哲学、美学角度将战国策派研究推向深入。[18]此外，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7]、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19]等也受到关注。熊辉则以《新华日报》副刊为例，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运动的引导。[20]

文学史及作家作品。文学史及作家作品一向是文学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的抗战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难以一一陈述，仅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抗战文史”栏目刊发的文章为例。文学史方面，朱丕智探究了抗战爆发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认为抗战爆发后阶级论文艺观让位于民族文学观。[21]郝明工分析了陪都重庆的戏剧和小说，阐释了其文学史意义。[22]作家作品方面，郭沫若[23]、老舍[24]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受到关注，东北流亡作家如李辉英[25]、解放区作家如周扬[26]等人的作品也得到了重新阐释。

社团与流派。抗战时期，既出现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学流派如七月派、九叶诗派、《野草》作家群等。这些社团、流派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有所突破的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一向被忽略的校园文学社团进入了研究视野，代表性成果为李光荣、宣淑君合著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27]。李文平、吴阳红等人在这方面也有所贡献，他们撰文介绍了突兀社[28]、中国学生导报社[29]等大后方校园文学社团。

传播媒介与抗战文学。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期刊、报纸副刊等传播媒介比较重视，抗战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大后方文学方面，郝明工全面剖析了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30]，刘静阐释了重庆传媒与抗战诗坛的关系[31]，卢洪涛介绍了《黄河》杂志对西北抗战文学的推动[32]，岩佐昌暲研究了旧体诗杂志《民族诗坛》[6]，王学振论析了《大公报》重庆版和《新华日报》的文艺专刊《星期文艺》[33]；解放区文学方面，李军分析了解放区最重要的文艺副刊《解放日报·文艺》和解放区文艺转折之间的关系[34]；沦陷区文学方面，王翠荣、蒋蕾分别考察了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35]和伪满《大同报》副刊[36]。

区域文化与抗战文学。由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作用，抗战文学形成了大后方、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板块并存的格局，这就为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抗战文学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区域文化与抗战文学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冯宪光、王维国、郝明工提出了抗战文学的文学地理学问题，为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抗战文学寻找理论支点。[37]张全之、张武军分析了抗战对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影响，剖析了重庆文学中心形成的原因，指出重庆作为文学中心不同于北京、上海的特点。[38]靳明全、郝明工、张武军、段美乔、谢廷秋等人选取典型案例，具体阐释了西南地域文化与抗战文学的关系。[39]

抗战文学的研究方法。为了推动抗战文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有的学者还就抗战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李怡主张在“民国文学史”的框架下来研究大后方文学[40]；朱丕智认为“从文化视角去研究重庆抗战文学，是一个很有前途和意义的学术路子”[41]，同时指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应当坚持文学历史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达到文学自身的历史和历史整体性下的文学的统一。其具体内涵则是文学本位立场、民族文学立场、社会文学立场三者的辩证融合”[42]。

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学。抗战文学是发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文化背景中的，因此学者们在研究抗战文学的同时，也很注意对抗战文化的研究。比如张育仁等人探讨了与抗战文学发展紧密相关的新闻、出版等问题[43]，张承凤论析了抗战时期的学术建国与国学运动[44]，罗玲则具体分析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抗战救亡运动[45]。这些研究看似与抗战文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却为其提供了背景材料。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抗战文学研究在近年取得了客观的成绩，也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加以注意。其一是抗战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性工作亟待加强。抗战文学研究之所以相对比较薄弱，与文献的缺乏是有很大关系的。目前抗战文学研究使用的基本上就是《大后方文学书系》《解放区文学书系》《沦陷区文学大系》等几套丛书，事实上这几套丛书容量有限，相对于浩瀚的抗战文献无异于九牛一毛。抗战时期的出版条件非常差，书籍大多字迹模糊，难以辨识，而且经过数十年的时光流逝，不少文献因纸张磨蚀已经不堪使用，此时如果再不对抗战文献进行抢救性整理，是会留下永久性遗憾的。张中良先生在论及正面战场文学研究时曾呼吁整理出版《正面战场文学总集》[2]，确为明智之见，当然需要搜集整理的领域还非常多。其二是研究视域尚需进一步拓展。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等各种复杂的因素，目前对抗战文学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近年来抗战文学研究的视域有所扩大，如上文所谈到的张中良对正面战场文学的研究、刘晓丽对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陈忻对抗战诗词的研究，都是很好的开拓。但是抗战文学研究还存在不少的盲区，研究视域必须进一步拓展。比如日军曾在广州、武汉、重庆等地实施惨无人道的空中屠杀，广大作家也留下了大量相关的文学作品，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无人对这类作品进行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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