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尽管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政治运动与文化改造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未能作较为系统的论述。然而，出于一个思想家敏锐的洞察力，陈独秀却没有忽略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考察，对经济发展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其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经济是一切制度的根本，政治、教育、文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发展动力的最终来源都植根于经济这个基础之上；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没有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就只能是一个幻想；经济矛盾必然演变为政治矛盾，经济问题发展到最后都要转变为政治问题。

为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但对于想要富国强兵的中国而言，一方面，只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存在的缺陷，才能以资本集中、财产公有的优势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另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要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对外开放和采用多种经济手段来大力发展生产力。

一、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陈独秀并没有因自己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的积极作用一概否定。首先，他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且比封建社会生产力更发达，文明程度更高。社会历史的进化，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史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1]460-461陈独秀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既是比农业、手工业时代更进步的时代，也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基础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且人类历史一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后，就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发展态势。

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2]在这里，陈独秀既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战争的罪恶，又肯定了其国内战争具有扫荡封建势力的进步意义，更强调了其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带来的道德和文化的进步以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所需的雄厚物质基础。

陈独秀以“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来形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表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其次，陈独秀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观点。他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论证，即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其自身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其制度框架内，无论通过何种改良方式，均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其所导致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打击也是致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生产集中、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它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3]591

陈独秀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仍走以战争压迫弱小民族，以扩大殖民地来推销其剩余产品的走不通的老路；二是停止侵略战争，放弃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威，建设世界和平。“后一条路便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1]465由此可见，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充满了信心的。

再次，陈独秀认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如果不曾具备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基础，则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3]338陈独秀在解释其原因时指出：“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3]499

陈独秀认为，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一方面提供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雄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可以形成一股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心的强大政治力量，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反之，若不具备这一条件，则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事业一方面会因缺乏物质保障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又因封建落后势力的阻挠，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尚处于弱小地位的形势下，不能彻底清除封建落后势力的干扰，社会发展的难度就会进一步增加。

陈独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所遇到的这一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更加严重。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有利条件，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此而言，在特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积极的。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陈独秀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即便将来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胜利也只是政治上的成功，还不是经济上的成功；要实现大多数国民都生活得幸福的目标，还必须利用政治革命成功夺取的政权作保障，领导人民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

他指出，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最为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1]389。“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1]371“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3]515在这里，陈独秀向我们清晰地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十分看重国家的计划功能，还未能完全意识到社会主义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要性，但他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却凸显了重要意义。

陈独秀还认为“每个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3]395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实现经济的独立与统一，也是确保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经济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连生存都会出现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陈独秀的上述思想，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奠定，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拥有多种经济发展手段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障自身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以什么方式来发展经济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陈独秀反对那种一提到资本主义就不加思考地反对，一提到社会主义就盲目赞同的倾向。陈独秀认为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3]517陈独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小生产方式还普遍存在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有着大生产方式下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下的产物。

“我们不要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消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3]519陈独秀认为要来的东西就让它快点来，不要怕它；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就要敢于大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因为尽管成熟资本主义的弊端在西方社会已表露无遗，但对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却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利用。

其次，陈独秀认为私有制经济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下去。既然社会主义采用生产集中、财产公有的生产方式，那么，社会主义是否只包含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种经济形式呢？私有制经济是否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没有丝毫存在的可能性呢？陈独秀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学家，自始便未尝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不过按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了。”[1]686-687在此，陈独秀的观点十分明确，无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后，无论这种政权的过去是否具备发达的经济基础，都将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很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私有经济制度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将长期得到保留。

他认为，任何一个注重实际的革命者，都会充分利用私有制经济的长处，在过渡时期内快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且，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内存在着私有制经济，但由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土地均已收归国有，因此，其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部分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仍然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民得到幸福。

同时，陈独秀还认为让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符合人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他指出：“从革命发生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1]196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之日，并非私有制经济立即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从制度上消灭私有制经济容易，从人们思想深处根除私有制经济的影响却很难。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已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证明。那种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做法，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在“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证明了陈独秀思想的前瞻性。

尽管陈独秀认为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但是他更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提醒人们社会主义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因而经济发展形式的多样化便有了其存在的空间。如前所述，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无论其过去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应当有一个经济发展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应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存，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1]1238陈独秀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与国家社会主义相连接，不搞单一经济形式的设想，与我国当前的国情有着较大程度的吻合。

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注重公平与效率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带来更大程度的公平和更高水平的效率，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使少数人获得了幸福，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将使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人获得幸福；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经济，同样要注重提高效率。

首先，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注重公平是题中应有之意。“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1]178-179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主张多数人能得到幸福的社会主义政治，必然要求在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体现出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允许贫富差距过大。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公平的分配方式绝不是应验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们的理想，而是社会主义所采用的生产方式使然；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必然带来新的、更加公平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同时，陈独秀还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立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最为切要。”[1]389既然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均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那就意味着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能否做到公平，关系着人民能否真正得到幸福，而这恰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所要求的经济分配形式。质言之，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分配的公平性，既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之奋斗的内在动因。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注重公平。

其次，陈独秀在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公平性的同时，又强调和均富论划清界限，呼吁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忽视生产效率的提高。他指出：“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门从事分配的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1]462显然，陈独秀既强调了社会主义分配的公平性，又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均贫富的社会，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同时看重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的。

可以认为，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同时重视生产方法与分配方法的观点，将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作了重要区分。他认为：“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1]1032可见，均富主义的社会主义在陈独秀的思想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而他一再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均富主义、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在生产力没有得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经济制度的强调，说明了均富思想在社会上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若不对之予以澄清，将会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带来消极影响。

再次，陈独秀认为，为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效率，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可采取具有一定弹性的集中管理形式。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保留了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生产方式，而且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根本弊端，因而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生产集中的体现，一方面在于生产本身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则在于生产管理的计划性和统一性。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产业分布不平衡的具体国情下，陈独秀认为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因而对经济管理的集中应作较为灵活的处理。“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绝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1]386

显然，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提高，既要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来推动，也要靠中央与地方在经济管理上的合理分权来促进。大工商业的管理权既可集中在中央，也可集中在地方，两者皆能体现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形式。至于何种形式更加合理，就看哪一种管理方式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陈独秀的这一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公平与效率不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解决而无法解决好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陈独秀对解决这个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五、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对外开放

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但这并未妨碍陈独秀以一种战略眼光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进行审视。他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观点，并深有感触地指出：“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1]1030

既然各国之间的铜墙铁壁已被打开，那么“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1]447的确，在工业化浪潮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使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于这一时代大潮之外，任何企图与世隔绝的举动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陈独秀认为在世界政治经济融为一体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必须首先要掌握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动态。“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象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1]472

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在世界各国不能把自己隔离于世界之外独立发展的形势下，必须要研究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给自身带来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

陈独秀认为积极借鉴或借助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智力、财力来发展自己很有必要，因为落后民族在自己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是搞不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陈独秀对于外资没有采取一味的拒斥态度，但同时也指出外资的利用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补充因素，其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现实统治者的欢迎外资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得是以稍稍活跃的征兆。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3]339

陈独秀的外资观与他的社会主义应该具备一个发达经济基础的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正是吃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之苦，中国则更是如此。由于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在经济上有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期，所以，外资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存在的。不过，他强调了外资作用的有限性，即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利用外资，但外资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只能起补充作用。

总之，陈独秀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价值的观点。尽管其经济理论还远未达到系统化、学科化的程度，但其中的不少观点已超出了同时代人的认识水平，确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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