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超

(重庆工商大学 教务处，重庆 400067)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和争论日趋增多。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发展当作“中国模式”的核心，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三十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突出成就。而国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总结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笔者认为，经济和政治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但却不是“中国模式”的真正核心，因为经济和政治因素只能解释中国近三十年或近六十年的发展变化，而“中国模式”所包含及体现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三十年或六十年，他还包含着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以及近代一百多年艰难的现代化探索，而贯穿于这其中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文化。可以说，因为中国近三十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引起世界关注的“中国模式”，是东方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文化的时代体现，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一、“中国模式”是“生”出来的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国模式”，但对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而且“中国模式”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令人信服的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让西方学者大感惊讶，而很多中国学者却习以为常。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西方逻辑(概念)思维的角度看来，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应当首先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能从各方面进行定义，然后充分挖掘其内涵和逻辑，进而可以归纳和总结成清晰的发展原理或指导理论。但是，“中国模式”的发展不是主要按照逻辑思维模式进行的，更主要是按照中国文化的原创思维——易象思维来发展的。在易象思维看，整个客观世界是由阴阳两大势力所组成，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是一体化的系统，表现为大化流行的动态过程，生生不已，变化日新。因此，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不全是以概念和原理构造的方式加以进行的，而是可以用“生生”的方式加以演变和发展的，只要存在阴阳两类相对均衡的势力，在一定的“时位”的条件下，就可以通过“生生”的方式实现事物新的生长和发展。而且以“生生”这种方式和途径实现的生长和发展更自然，更具有生命力，更接近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中国模式”就是按照“生生”的方式，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母体，在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生”出来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因此，我们不应当也无法按照逻辑(概念)思维的方式给他下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定义，但可以从易象思维的角度给它一个称谓，西方人可以叫它“中国模式”，我们自己也可以叫它“中国道路”。为了论述的一致性，本文选择了“中国模式”作为通用名称。但不管“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只是这种新型文明形态的一个名称而已，不能完全反映这种新型文明形态的本质内涵，因为这种新型文明形态的内涵和本质都尚未充分发展并定型。不过，因为“中国模式”是在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共同作用基础上“生”出来的，因而拥有自然进化的内在机能，能够主动吸收并拥有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基因，并通过有机吸收的方式淘汰或抛弃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劣质基因部分。因此，“中国模式”出生不久就显得朝气蓬勃，活力四射，近30年的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模式”的“生”的这一特征，把中国现在的发展和西方曾经和现存的发展模式有效区别开来，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征。

二、“中国模式”具有有机的整体性

在易象思维看来，整个客观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种特性也体现在系统中各具体事物身上。“中国模式”的有机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和中国传统文明一脉相承，纵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模式”无论怎么改革开放和发展，始终保持着中国文化一贯独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动力，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性和中国特色，数千年历史的连贯发展在纵向坐标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次，他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一起构成有机整体，是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明在保持自身鲜明主体性的同时，通过主动迎接并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基因，通过“生生”的方式有机融入全球化，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世界(特别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在世界面临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充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与世界实现了有机融合，构成一个整体，并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实力推动世界(人类)文明的不断健康持续的发展。第三，“中国模式”的发展进程具有整体有机性特点。在易象思维看来，一种有机体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大致经历生之初的“屯难”，生之后的“启蒙”和生长的“需养”等诸多阶段。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传统文明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挤压下，这种进程进一步加快。对于一般的文化体而言，衰落一旦发生就很难有翻身的可能，中国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形态皆是如此。但是易象思维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使得其在面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强力挤压和侵犯的过程中，既没有选择死抗以同归于尽，更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向西方文明屈服，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以“生生”的方式探索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近代150多年的探索，可以说基本是一种“屯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经受的苦难和艰辛是局外人无法完全体会和感受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他卓越的眼光和智慧为“中国模式”进行了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启蒙”，提出了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文明中最缺少，最不适应时代的部分。由于“中国模式”本身的禀赋极高，在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基本 “启蒙”后，就逐渐学会了适应工业化时代需要的各种能力和素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精神文化和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科学、技术、资金以及管理经验等，实现了自身快速的发展和崛起。从易象思维角度看，目前中国就大致处于发展的“需养”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模式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踏踏实实搞建设。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中国模式”才有发展的后劲，才能抵抗外辱，进而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素质和实力。而这个阶段，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没有几十年是很难完成的，不要希望一蹴而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关键所在。而“需养”阶段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逐渐面临“讼”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目前日渐面临诸多国际、国内矛盾和纠纷的关键之所在，也是“中国模式”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而在“讼”的过程中还容易伴随“师”的阶段到来的可能，当然在“师”的阶段不一定必然是以武力冲突的形式来体现和解决，但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做好准备以有备无患，同时尽量以智慧来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和崛起。总的来讲，“中国模式”的发展历程，符合易象思维关于有机整体发展的基本规律，进一步体现了强烈的中国文化特征。

三、中国模式具有“时中”特性

“时中”是易象思维的重要概念，其实质是一种主体性觉醒和“尚中尚和”的价值取向。“中国模式”的“时中”特性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模式”具有“知时”特点，凸显主体性觉醒。“中国模式”的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共同作用而生出来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不仅具有有机整体性，而且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的觉醒就是以知“时”为标志。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模式”的主体性真正觉醒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国实施的改革，就是改革一切与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才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科技是第一生产力”[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等一系列的新认识、新思想和新政策的出台。正是“中国模式”的这种主体性觉醒，使得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自觉主动迈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既避免了和时代脱节，又避免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走的很多冤枉路。这种知“时”的能力是易象思维所特有的，也是中华文明能够一直延续不断的关键之所在。其次，“中国模式”有“尚中”的特点。“尚中”是易象思维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即强调“中道”，强调在具体行为做事中要执两用中、无过不及。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特别需要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关系，而处理的原则就应当是在保持主体性的情况下坚持“中道”。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一贯坚持自身的主体性，抛弃了“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采取了“三个有利于”作为发展的价值评价标准，这是典型的符合时代特征以我为主的“中道”价值取向。正是“中国模式”采取了符合时代特征的“中道”价值取向，才能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基因发展自己，同时扬弃了两种文明形态的劣质基因，防止自己走向全盘西化或全盘复古(所谓回归传统)，不断体现出新型文明形态的特征。三是“中国模式”有“尚和”的特性。“和”本意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易象思维一直高度重视“和”，在宏观认识上强调“保合太和”[2]，在微观具体运用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3]，都把“和”作为认识、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中国模式”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近三十年中国认识并努力争取到的全球范围内大的“和”环境。因此，无论是文化基因的使然，或者是生存发展的需要，“尚和”的价值观必然融入“中国模式”血液之中，成为其主体性追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内追求和谐，建设和谐社会。如今，国家正在极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需要进行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调整；另一个方面，也是“中国模式”“尚和”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没有“尚和”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的建设很难上升为国家政策的高度。二是走和平发展和崛起的道路。即强调“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绝不以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目标，这一点尽管在短期并不一定为世界，特别是习惯了逻辑(概念)思维及霸权文化的人和国家所认识并接受，但时间会证明：中国追求和平是文化基因的使然，绝不是一时的外交口号。三是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和谐的发展，实现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和谐、自由和舒畅的社会发展前景，使得社会领域的文化、国家及人际的关系能够像天地万物那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因此，中国模式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其文化基因、生存发展需要和主体性选择都决定了他必然是世界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构成部分和主要维护力量之一。

四、“中国模式”具有新“王道”的特征

从文化的层面讲，“王道”是按照“王”的本意而行事的一种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中国文化和智慧的结晶。那么王的本意是什么呢？从中国的文字构造而言，画三横而中间加一竖把他们串联起来，就是“王”字。其中，“三”最初象征的是天地人“三才”，因此，“王”的文字本意是能够参透天地人“三才”之道且身体力行的人，所以孔子说：“一贯三为王”[4]。同时，按照音训来讲，“王”还有天下归往的意思[4]。因此，“王道”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主体性选择，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当然，时代不同了，“三才”的内涵已经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天、地、人”三才了，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必须从文明形态的视角认识新的“三才”：即中国传统文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和“中国模式”所体现的新型文明等三种形态。因此，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必然选择遵循新“王道”。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模式因知“时”而融通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和中国传统文明的最大不同是认识并逐步融通了这个由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开启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时代。由于“中国模式”对工业化时代之“时”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因此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是目前所有文明形态中最具有天赋的。因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走出封闭，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物质现代文明关于发展生产力的一切知识、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非公有制发展，大力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通过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学习和吸收，“中国模式”迅速具备了适应时代所需要的基本禀赋，这些禀赋也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基本禀赋。可以说，“中国模式”通过近三十年主体性的学习和吸收，已经基本融通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并将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上，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齐头并进，各具特色。二是“中国模式”因守“位”而融通中国传统文明。“位”是易象思维的重要概念，不仅仅是单指空间位置，而是指在某种时态中的空间或体系中的位置，因此称“时位”更准确。同时“位”也与行为主体的职责紧密相关，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模式”诞生后，虽然因为极高的禀赋而展现了很强的生命活力，但总体而言，中国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因此，“中国模式”必须准确了解并安守自己所处的“时位”，否则就要栽跟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认识就是“中国模式”对在当前背景下对自身所处“时位”比较准确的理解和概括，这绝不是谦虚，更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在易象思维智慧指导下对自身现状的准确认识和判断。正是有了这种准确的认识和判断，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国传统文明，使得“中国模式”在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上与中国传统文明保持了有机连贯和一脉相承，这也充分体现中国模式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融通。第三是“中国模式”因保持鲜明主体性而凸显作为新型文明形态的特色。“中国模式”的因“知时”而区别于中国传统文明，因“守位”而区别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同时，又以“时中”的智慧积极主动吸收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基因与资源而不断发展自己，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性。正是这种鲜明的主体性决定了“中国模式”所代表的文明形态既不是简单中国传统文明的回归，也不是简单向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靠拢，而必然是走建设工业化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人类新文明之路。正是“中国模式”通新“三才”之道的特征而必然选择并推行新“王道”：以人文本，充分发挥文明体的主体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新型文明之路。所以无论“中国模式”如何发展，如何文明，也绝不会走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习惯走的霸权之路，这是易象思维的必然结果，也是 “中国模式”的主体性选择。[12]

五、“中国模式”具有资本精神和逻辑规范性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共同作用而生出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自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国模式”吸收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核心文化基因而具有资本精神。作为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核心文化基因的资本精神，绝对不是简单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其内涵包含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诸多理性因素，特别是承认个人和集体有增加自身资本，创造更多财富的责任，而通过合理的计算开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而增加资本及创造更多财富就是本身就是目的，这也是“中国模式”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伦理基础之一。因此，“中国模式”自诞生始就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经济建设，重视贸易，重视财富创造，这使得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创造了大量财富，推动中国迅速崛起。其次，在形而下层面，“中国模式”通过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思维科学而具有严密的逻辑规范性。逻辑(概念)思维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核心文化基础之一，也是工业时代器物层面的重要思维科学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思维基础。“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在形而下层面主要吸收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思维科学，使自己在形而下层面具有严密逻辑规范性，这是传统中国文明所欠缺和不足的。在逻辑思维科学的支持下，中国通过学习、模仿、吸收和创新，使得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国进入和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时间。同时，逻辑(概念)思维科学的广泛运用，也大大推动了“中国模式”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没有逻辑(概念)思维科学的支撑，“中国模式”的发展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和快速，“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就更无从谈起。

六、“中国模式”的核心推动力量是“君子”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理想人格，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作为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君子”，其至少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作为“中国人”的主体性觉醒。所谓中国人主体性觉醒，就是能够从易象思维的角度比较深刻地领悟到自己作为“三才”之一的人的价值，认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比较全面地了解人和社会及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关系。同时，比较清楚知道个人、国家及世界之“时位”的基本概况，从而领悟自己现实中应当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并且能够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二是具备时代发展所需要的较高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体系。就是主动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三是具备良好道德修养。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必须懂得正心诚意，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完善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人，以承担起振兴民族国家的历史责任。君子作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推动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模式”的诞生，得益于大批时代“君子”的不懈追求。传统中国文明在随着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出现而开始走向衰落，并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和凌辱。但是，当中国遭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中国的大批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君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而是在不断寻找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追求一条重新振兴中华的道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从根子上推翻中国传统封建势力，为“中国模式”的诞生腾出了足够的地方。应当说，在每一次探索国家民族振兴运动中，其核心领导作用的人都具有时代君子人格特征，如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左宗棠，戊戌变法中梁启超、谭嗣同，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章炳麟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正是有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君子”的不断努力探索，才有“中国模式”的顺利诞生。其次，“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大批时代 “君子”的不懈努力。中国近三十年的迅速崛起，不仅是我们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更在于有大批时代“君子”的不断努力和拼搏。一方面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一批改革者从宏观层面进一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观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导中国开始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融入工业化时代开辟了新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微观经济领域，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大批具有自强不息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通过借鉴和吸收西方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在合理计算支出，有条理的安排生产经营基础上，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极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成为了“中国模式”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支柱。第三，“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大批时代 “君子”作为中流砥柱。“中国模式”尽管发展到现在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少，而且面临的挑战还会越来越多。从易象思维的角度看，“中国模式”通过发展，逐渐会进入多“诉讼”和易“师众”的阶段，这也是“中国模式”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因此，更需要大批时代 “君子”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牢牢抓住主要问题，不断发展和强大自己，冷静对待各种“诉讼”问题，防范有些不怀好意的势力的挑拨，办好自己的事情，以“和临万邦”的态度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还需要积极加强经济、文化、能源和国防军事方面的安全建设，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师众”阶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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