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潮

中西园林设计哲学的历史回响
——读《园冶》和《世界园林史》有感

顾孟潮

中国园林是世界园林之母说之一

明末崇祯四年（1631年），集诗人、画家与园林设计师于一身的计成，完成了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园林学理论专著《园冶》。

今年是《园冶》问世380年。

为了加深对这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经典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解，我在研读《园冶》原著的同时，又先后研读了与《园冶》有关的其他专著，如《园冶注释》(陈植著）、《园冶图说》（赵农著）、《园冶文化论》（张薇著）、《园冶园林美学研究》（李世葵著）、《中国园林美学》（金学智著）以及《建筑理论史》（[德]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著王贵祥译）和有关的论文，林林总总不下数十种。

《园冶》主张的“虽由人作，宛似天开”等内容，显示了极强的生态意识（或称生态觉悟），主张“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决不仅止是冷眼旁观地欣赏如画”式自然美和人工美，而是实现“人在画中”行、走、坐、卧、游览、观赏、交往等，让人的眼耳鼻舌身心全频道地享受园林环境。包括享受水声、风声、鸟声、梵音、琴瑟、冷暖、五色、四季的变化、大小、动静、种植、叠石、铺地、装折等，均在园林设计者的关注之中。

如，《园冶》的“园说”在仅仅480字的短文中，便讲了园林设计的“五宜原则”：宜借景、宜合用、宜因境、宜裁出旧套（创新）、宜小筑。这些原则完全可以与400多年后西方园林设计的几条原则交相辉映。从这里也让我们感到《园冶》的园林设计哲学的全面、深刻和它的不朽之处。

当我读了《世界园林史》（[英]Tom Turner著林箐等译），我被其深深的震撼了！可以说这部雄括4000年历史长河的巨著与传承了380年的造园理论经典著作《园冶》，堪称世界园林史上的双璧。两书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极其难能可贵地从设计哲学的高度，即从园林设计指导思想的角度对园林作深刻扼要的论述，启发园林设计者的创新，而不是仅仅限于对旧有实例和旧有设计手法的罗列与描述。。

1731年英国集诗人、作家和园林设计师蒲柏（[英]A lexander Pope1688-1744）在给伯灵顿勋爵的信中，留下了可以指导园林设计的著名诗句：

去建设，去种植，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去竖立圆柱，或者设置拱券，

去隆起土地，或者挖掘洞室，

总之，永远不要忘记自然。

总之，要求教于“场所的神灵”，

它告诉水面应该上升还是下降……

它结合理想的树林，在阴影中改变阴影，

它现在打破了或引导着未来的线条，

它像你的种植一样作画，像你的工作一样设计。

这些诗句，仿佛是对《园冶》的理论精髓“境仿瀛壶，天然图画”、“虽由人作，宛似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18世纪的解读，提倡“永远不要忘记自然。”和“要求教于‘场所的神灵’”这个根本，以及要“因地制宜”，要“从心不从法”的设计思路。

1986年，《世界园林史》作者汤姆·特纳（Tom Turner）根据18至19世纪之交，三位英国绅士——普瑞斯爵士（Sirr Uvedal Price）、乃特（Richard Payne Knight）和莱斯顿（Hamphry Reptun）,以“实用、坚固和愉悦”为中心话题的关于园林理论的一场争论，在其书中引申出评价园林设计的几条原则：

在艺术领域和自然领域之间有一个完美的过渡。

住宅附近的前景区域应当是艺术的领域。

外来的引种的植物应当用于住宅附近，而不是用在庄园的其他地方。

整体的布局应当基于自然的构图，就像运动量伟大的风景画作品所描述的一样。

设计应当在气候、材料和设计传统方面呼应当地的特征。

在三位乡绅争论之中，描述园林景色将美丽（Beautiful）、雄伟（Sublime）、如画（Pictureseque）三个词的开头字母大写。按照伯克（Edmnd Burke）的解释：

“美丽”意味着平滑、流畅，如同一位美丽的女子的身躯一般。

“雄伟”意味着粗犷和令人敬畏，如同汹涌的大海或乘坐马车沿着崎岖的小径翻过阿尔卑斯山时看到的景色。

“如画”是一个中间词，用于形容具备美丽又具备雄伟要素的景象。

《世界园林史》作者汤姆·特纳认为，园林中每一部分都可以包含不只一种特点，但是“美丽”应当在前景中占主导地位，“如画”应当在中景中占主导地位，而“雄伟”应当在背景中占主导地位。这又与《园冶》的作者计成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前景近处是人们接触质感和细微观察的地方，“美丽”是必须做到的，中景和背景则主要是人们观赏和游览其中的对象，“如画”和“雄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笔者认为，《世界园林史》所介绍的西方园林设计的几个原则以及三个园林美学词汇，让人感到他们似乎更加重视和强调欣赏“如画”式园林风格。而中国园林设计所追求的丰富内涵和多元化远远不止于“如画”。

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世界园林史》作者汤姆·特纳（Tom Turner）有关Landscape Achitecture的卓见与对策，他说（该书第29页）：

现在，Landscape Achitecture是一个被国际认同的代表这些技能的行业名称。它的采用致使园林设计和Landscape A-chitecture相分离，这给两者都带来重大的损害。……在我的工作所在地格林威治大学，我们通过设置Landscape Achitecture和花园设计两个平行的学位，试图在教育层面上弥补这种裂痕。前者侧重于开放空间和公共项目，后者侧重于围合空间和私人项目。技术和理论是公共的。

特纳先生的观点，与钱学森先生关于“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的论述中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钱学森先生说：“要明确园林和园林艺术是更高一层的概念，Landscape，Gardening，Hoticulture都不等同于中国的园林，中国的园林是它们三个方面的综合，而且是经过扬弃，达到更高一级的艺术产物”。显然，钱先生是不同意用Landscape Achitecture代替园林设计。现在格林威治大学大学的做法已经前进了一步，是否可以把Landscape Achitecture和园林设计两者之间的“分则两伤”变成“合则两利”呢？笔者建议，可否把Gardening升格为Gardenlogy——即造园学呢？让其内涵包括Landscape，Gardening，Hoticulture三个方面，实现真正的“合则两利”。

《园冶》与《世界园林史》，它们显示着中外园林发展殊途同归的历史足迹，这种历史的巧合令人欢欣鼓舞，这将成为中外园林设计哲学的历史回响。

责任编辑：黄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