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兰登·温纳,著 张秋成,耿冰冰,译

(1.伦斯勒理工学院科学与技术研究系,美国特洛伊 12180;2.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3.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人事处,辽宁沈阳 110034)

关于技术发展及其对世界各国社会影响的争论一直以来十分活跃,并且成为现代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思想传统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它的独特论证模式是什么?它的主要贡献是什么?这种思想传统在当今的状况如何?本文试图对隶属于这一思想传统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简要的概述,其中将包括我认为最重要的主题、作者和思想流派。

一、 对技术的狂热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和直到近期的大多数文化中,人们并非广泛相信技术发展可以改善生活条件。相反,人们常常认为技术进步既危险又制造混乱,应该避免,或者即使使用技术也要高度审慎和警惕。直到16世纪和17世纪,一些西方人才开始建议持续的技术发展可以很好地应对人类问题。这种观点一经流行就迅速传播开来。到了19世纪中期,对技术的热情在欧洲和美国相当普遍。人们欢迎生产潜力的扩展能够增进财富和帮助普通民众摆脱只是维持生计的生活状况。

另外,人们已经从技术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明显联系中看出一场成功克服迷信和宗教偏见的启蒙运动正在发生。人们普遍认为在技术革新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重大进步。对一些政治思想家(比如休谟)来说,实践技艺的提高和经济事业的增长是一种文明的政治力量,它将有助于消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的野蛮行径,从而改善国家各部分及其所辖诸多小区域的治理。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如果有谁对持续的技术进步给西方文明带来的富足提出批评,将被视为难以置信甚至是缺乏教养。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这种看法一直很强势,但是只是到了20世纪晚期才达到顶峰,这个时期公众对技术的热衷已近乎痴狂,这在政客们的演说和不计其数的商业广告中清晰可见。但是从现代技术发展和工业革命成功的最初时起,就一直有怀疑论者、批评家、改革家甚至一些革命者坚持认为称颂技术的声浪淹没了旨在提醒人们注意技术将会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严重问题的声音。

二、 早期的技术批判

早期批判的微光出现在1750年。针对当时第戎科学院的征文主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道德的净化”,来自瑞士日内瓦的名不见经传的卢梭作出如此回应: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导致道德败坏;大量人类事务只徒有虚华的外表,并无真实深刻的本质。卢梭的回答与当时所谓有识之士的观点正好相反,这些有识之士认为:科学知识和艺术的进步当然会提升人类理解“善”和实践“善”的能力。

“我们有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但是他们和‘好公民’不是一回事;如果少数几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他们就会被抛弃、忽视和贬低,最终就像被放逐的人一样,在我们中间消失:这就是用牛奶和面包供养我们的孩子的人所遭受的状况,这就是他们从我们这里指望得到的感情。”[1]

卢梭的论证更多的不是对凸现的科学技术或 工业革命的实质进行批判(因为科学技术或工业革命在当时作为一种力量才刚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是对启蒙理性及其矫揉造作,以及对与之相伴随的和人类传统的简单生活方式相背离的文化后果进行批判。这种在生活的根基处被切断的感觉是卢梭之后的技术批评家一致的主题。

卢梭这样祷告:“全能的上帝啊,你是掌握一切的上主,求你使我们从学术和败坏人的艺术中摆脱出来……,求你重新给我们无知、天真和贫穷,这些是在你的眼中视为珍贵的唯一令我们幸福的礼物。”[1]

时隔不久,在1795年,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在他的关于人类美学教育的信件中,表达了一种稍有不同的主题:机械论观点对人类思想的不良影响。在席勒看来,现代人的意识遭受着想象、分析和机械的抽象之间的分裂。在人类内心深处由学术和艺术引发的败坏被贯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以政府的所谓“革新精神”完成封顶。人类自身,永远只是局限于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的碎片,耳中只有单调的永不停息的车轮的回响。他从来不曾发展出自身存在的和谐,他没有在自身存在上印上人性的烙印;而正相反,最后却沦为他自身孜孜以求发明出来的科学技艺的活印记[2]。

席勒是众多意识到在科学知识和机械应用来临时代,人们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的人之一。这种代价就是对包括人类思想在内的人类存在的片面理解,它是否会导致比科技和人文的分裂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要重要得多的人类精神的赤贫?席勒所说的“机械化”是比喻意义上的,并不是指机器本身。机器本身及其与之相连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席勒之后时代人们所关注的事情。

此类观点的一个关键评论可见于托马斯·卡莱尔在1829出版的《爱丁堡评论》中发表的一篇短文《时代的征兆》,卡莱尔用一个大写字母“M”表示“机械化”时代的到来(“M”是英文单词“Mechanism”的首字母)。它不但意指人类在物质世界中的力量,而且意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乃至人类灵魂最深处的机械化。“我们的机械技术表明,在驾驭外部事物方面我们胜过所有其他时代;然而在灵魂和性格方面我们可能低于大多数文明时代。”19世纪上半叶,愈来愈多的作家提醒我们注意由工商业的兴起、工厂系统的组织和其他机械革新的结果所带来的对社会的破坏,卡莱尔是其中之一。

这些主题在文化的诸多领域(如浪漫派诗歌和绘画、19世纪欧美小说等)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例如,查尔斯·狄更斯早期作为一家杂志的编辑,表达过对工业主义乐观的观点,他在其晚期的几部小说中,质疑了上述观点。关于火车,他写道:“它是沿着铁轨一路狂奔的力量,……挑战所有的路径,穿越每一个障碍物的心脏,承载着来自所有不同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们”[3]。

在狄更斯写作的当时和其后数十年,在英格兰,人们表达了这样的悲哀:①曾经把数代社会各阶级联结在一起的人类纽带已经断裂;②新形势下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世间万物秩序中的位置。这些悲哀也关涉价值和地位的危机:一个人在价值判断的等级系统中处于何种层次？这种争论经常是保守的。传统的英国社会对有土地的绅士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安排采取了令绅士阶层感到特别惬意的方式。机械化和工业主义使得这种社会关系和整个生活方式的复杂结构都处于被破坏的危险之中。

三、 工业社会的弊病

对工业技术的抱怨绝不总是保守的或维护传统的。在19世纪前几十年的英格兰充斥着劳工骚乱,其中一些人明确声称对新引进的纺织机器宣战,这些纺织机器毁掉了在乡村地区劳作的人们的生计。对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名词“害人的机器”来总结,他们是那个时期的反叛者,因为毁坏机器而臭名昭著。有一个至今人们仍然感觉苦恼的问题对卢德主义者比对其他人更有针对性:在技术社会,机器是否处于人类问题的核心位置?能否说不是机器,而是社会关系处于人类问题的核心位置?或者可能是,这两个领域是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在技术与社会之间作出有意义的区分?

这方面的讨论有了有趣的进展,有些思想家和演员由于担心技术变化带来的后果,开始超出过去怀旧和毁坏机器的范围,提出了对机器和社会系统的不同安排。19世纪30年代初,一位成功的工业家欧文提出了一种肯定性和前瞻性的激进主义版本。震惊于“穷人自己应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的观点,欧文提出了一种敦促改革的社会环境主义理论,其中,包括对工厂体制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的改革。欧文是一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后来成为工会的组织者。与许多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保守的或者反动的批评家不同,欧文像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对工业生产所允诺的物质繁荣投入了满腔热情,却并不对旧有社会纽带的丧失表示悲哀。但是他深刻地批判了19世纪上半叶技术变化对世界发生的影响,并且竭力提倡能够真正符合人类需要和尊严的可替代性方案。

在诸如英格兰的狄更斯、卡莱尔和欧文这些人之后,人们对工业主义、机械化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批评迅速膨胀,哪些人隶属于这些批评的传统要取决于你视野的宽度。当然约翰·罗斯金、威廉·莫里斯会榜上有名,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虽然与他们略有不同,但是也可以列入其中。属于英国传统的其他批评者来自文化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其中还有一位是20世纪中期的经济学家舒马赫。美国这一思想流派的思想家包括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赫尔曼·梅尔威尔(Herman Melville)、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还有近期的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西奥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和德里克·詹森(Derrick Jensen)。

四、 技术批判的核心主题

19世纪和20世纪技术批判的核心主题有哪些?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人类社会通过技术行为对大自然进行野蛮的破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这种倾向的令人感到悲哀的展示,人们逐渐开始懂得,河流、森林等自然事物具有内在价值,而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和经济价值。

与美国的自然主义者约翰·穆尔(John Muir)的著作相类似,许多作品都试图定义未受污染的自然的价值,并且试图弄清楚环境保护对人们所应该珍视的一切东西的重要性。在工业社会把自然中的一切都视为有待收获和商品化的原材料从而适应生产目的的时代里,仍然有一些人说:不要干扰自然事物;自然自身具有价值,它应该被保持基本的完整无损。在19世纪晚期,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发生了明显分裂:以约翰·穆尔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出于其自身的价值保留荒野地区;以平肖(Gifford Pinchot)为代表的一方主张为了人类社会的长期使用和利益而维持水源、土地和矿物质等资源的合理利用。

20世纪中期的路易斯·芒福德提出了一种类似的论证,为了最基本的福祉,人类需要完好无损的有机环境。人造的、机械的和合成的环境不能为丰富和充实的生活或者有序的社会提供基础。芒福德坚持认为,社会应该采用有机的原则作为城市和技术发展的基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相信先进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有助于这一原则的实现。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强调机械化和其他形式的技术发展对社会本身的影响。有关这一主题的一个版本是技术决定论思想,它主张社会机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不得不和技术装置、技术系统和技术本身的组织能力保持一致。

这种思想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4]一书中有生动的表现,亚当斯在书中把作为欧洲中世纪社会组织原则的处女形象与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发电机形象相对照。他认为这种发电机形象所折射出的人类主张是用纯粹物理语言表达的,人类文明被时代科学理论的规则所辖制。一些技术批评家同意亚当斯的观点:人类问题的核心基于一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决定力量。

与此紧密相关的技术批判理论认为,对这种力量的适应需要知识渊博和技艺娴熟的社会阶层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要负责新系统的有效运转。这种迫切的需要在持同样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看来是有发展前景的,他论证说,富于效率意识的工程师们能够克服由商人追求利润所导致的浪费和无效率,并且因此注定会控制社会的生产设施。

根据自身结构和过程的需要来超越社会的指导并型塑社会,这一具有持续力量的技术的形象也成为了艺术的主题。这种技术自主化的思想出现在绘画、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脚本中,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有其自身的生命,它不受人类意愿的控制,并且通常会给人类带来超乎想象的不良后果。从玛丽·雪莱(Mary Shell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到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和电影《侏罗纪公园》,这种技术自主化的主题成为现代艺术表达的一个重复出现的轴心。当人类通过工具手段操纵物质的时候,他们是否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毫不奇怪艺术界常常会给出否定的回答,这可能是因为艺术家理解艺术作品自身的生命时常会超出其作者的预期。

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自主化论题紧密相关,有一些思想关注技术化生存的特定的物质和社会模式。自工业革命开始,就有人对刻板、体罚似的劳动条件表示担忧,这种不人道的劳动条件被认为对于技术发展来说是正当的。一些思想家担心工业产品会损失掉重要的品质,他们不禁要问:出自富于创造力的工匠之手的作品的命运会如何呢?工业生产出的不计其数的千篇一律的有用的物质产品难道不会使得我们的世界品质下降吗?

这种担忧也集中在了人们的精神和性格上。在刻板的劳动条件之下生产着整齐划一的商品,工人们怎么能够实现创造性的和充实的自我?这些与道德批评有内在联系的关于生产的考虑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作品的主题。这两位思想家都强有力地论证道:物质的败坏和现代社会人类灵魂的败坏是紧密相连的。罗斯金、莫里斯和他们的追随者无法确知这两者之中哪个更加卑劣,是机械化活动生产的商品在资本主义市场的销售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商品的使用?

在20世纪的社会学著作中,对消费型文化中完整人性的丧失的担忧不亚于对现代生产组织的担忧。努力超越盲目消费主义的陷阱成为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及其作品的显著主题。这一主题继续出现在一些主张“自愿的简单性”的小型运动中,其用意是抵抗表现为强迫性追求富裕的盲目赶潮流,这是一种使现代技术社会所有人都深受其害的疾病。“占领者”----加拿大的反消费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组织,已经把对这种赶潮流的抵制作为他们社会改革运动的焦点。

对解决许多这类问题的一种更加复杂的理论方法可以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到,这些著作包括涵盖异化理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期探讨资本势力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品。当然,马克思猛烈批判的目的是赎回不断发展的生产的物质力量和工具,把救赎的希望放在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上,这种矛盾终将导致新社会的诞生。出于这些原因,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后继者并不参与旨在把技术理性视为现代性问题的核心的社会批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并不批判技术。

五、 对技术批判传统的评价

我们可以继续展开这些类似的主题。每一个主题都聚集了大量的论证、争论和意见分歧。下面我想要探讨两个问题。首先,如何评价对现代性的传统批判(这种批判聚焦于问题重重的技术)?这种批判的理论和(或)实践结果如何?第二个问题是,这一批判传统今日之状况如何?

当回顾以技术批判为主题的运动时,我发现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它们的重点都放在对过去的一种错置的崇拜上。思想家们辨认出了技术世界中丑陋和伤害人的东西。机器发出噪音和难闻的气味,工业产品无法和最好的手工制品相媲美。工业城市拥挤不堪、空气污染,而且生活紧张繁忙。整个社会似乎高度无序、不公正和精神崩溃。许多人开始热切盼望重归过去的传统生活条件。因此,在关注技术的著作和社会运动中,经常有一种向后看的倾向。如威廉·莫里斯在《人间的天堂》[5]中写道:

忘却六区上空悬浮的烟雾,

忘却蒸汽机和活塞喷出的灰霾,

越来越臃肿的丑陋城镇我不再想起,

不如回想一下大街上的马车吧,

伦敦----小巧 洁白 干净

仿佛都在梦里……

莫里斯写了一部小说《乌有乡的消息》(NewsFromNowhere),小说中虚构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其中工业技术和19世纪社会阶级的区分已经被消除,14世纪的世界被恢复。这表达出了文学史家里奥·马克思(Leo Marx)称之为“田园牧歌”式的感伤主义,实际上如果人们直接和诚实地看待这一问题,那么在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这种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浪漫牧歌所重述的那样是舒适和充满社会和谐的,甚至那些在新秩序中辨查出基本问题的人在主张恢复过去那种简单绿色的生活之前也要三思而后行。

英国知识界和经济技术事务中的浪漫情结特别强烈。强烈渴望亲切和蔼和更加有机的社会影响了在牛津和剑桥受过教育的许多代名人,不仅仅是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企业家。这些人有时抵制高度工业技术化的生活方式。一些历史学家论证说在19世纪晚期,这种浪漫倾向在英国作为一个工业领先强国的衰败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近几十年中技术批判领域中另一个常见的倾向是从美学方面寻求补救措施,即通过艺术救赎。这种做法在19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中也得到过集中体现,这种建筑风格被视为对工业化导致的道德和政治疾病进行治疗的反应。这一思想的主旨是,如果人们以符合先前时代的道德和宗教美德规范来从事建筑,那么就可以在当代恢复这些美德。在18—19世纪,许多运动倡导建筑和物体设计要反映古典和哥特式风格,以利于激活这些范式中的精神活力。

类似的冲动也体现在19—20世纪的艺术和工艺运动中。它主张用手工制作家具、墙纸和其他物品,从而同时提升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品位。人们应该放弃工业产品的俗丽,重新肯定由手工和人性精神打造的美丽事物的价值。在我看来,这种技术批判走错了方向。围绕不断更新的技术来组织世界的确存在问题,但幻想通过设立小型店铺生产高质量消费物品或者通过恢复艺术品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却于事无补,特别是当这种做法的结果只是风格和时尚的革新,那我们必须承认技术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实践仍然毫发无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自威廉·莫里斯的手工作坊的工艺品只有富人才买得起。工人阶级不得不满足于购买和使用由他们工作于其中的工厂所生产的日常用品。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和鲍豪斯建筑学派(the Bauhaus)试图回应艺术和工艺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主张使用工业技术建造和生产在美学方面令人感到愉悦的房屋和家居用品,并且其成本工人也能负担得起。

对工业化弊端的另一类回应更有前景,即乌托邦思想。因为它声称:让我们改革生产环境,改善工人的住房和受教育条件。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想法是远离工业中心,走向乡村重新开始。如果人们能够设计和建造可以替代由普通工业化所导致的悲惨的工作环境,就会引起世界的注意并且在其他地方复制这种理想的发明,新社会可以如此逐渐被建立起来。很不幸,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是被隔离的实验性的社区在内部争执中解体。19世纪乌托邦思想中富有前景的方面----对工业关系和社区结构的实验方法----被消磨殆尽。一个名为“颤抖者”的宗教团体在我所居住的纽约州上部地区建造了一系列十分成功的社区。天啊,“颤抖者”是一个主张不结婚的社区团体,并且完全满足于他们的社区在第一代实验者死后自我消亡。

技术改革的旗帜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得到继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同情乌托邦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分析使他们确信在革命前思辨革命会实际产生何种形式的物质文化是徒劳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历史(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的社会民主运动)表明,为了补救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技术弊端,社会主义政治的确试图在工作组织、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找到替代方案。

19—20世纪的城市规划运动较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它努力设想与工业资本主义不同的现代技术社会。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城市规划运动的焦点几乎全部放在建筑上,只是零星有一点儿关于运输通道、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技术规划。它认为技术自身没有问题,认为问题在于工业城市和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并且暗示需要建立绿色保护带,等等。然而,的确像建筑史学家班哈姆(Reyner Banham)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现代建筑和规划运动的倡导者只是全身心地欢迎机器技术。现代工业所生产的新型机器很快就被吸收到未来的城市建设中。处于这种热情中,似乎毫无必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来建设好的社会和城市?我们要为此放弃哪些种类的技术?

总之,作家和行动家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问题及其弥补措施进行了努力探索,形成了技术批判传统,其中主要的流派有:

(1) 知识界的批判稳重而富于观察力和洞察力,充满了发展前景;从19世纪30年代到今天,技术批判的理论传统在保守派和左翼派中都得到了深化。

(2) 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回归传统的、田园牧歌般的社会,这种向后看的思想频繁出现。与此相关的是大量只开花不结果的美学主义,它们避开了在实际技术选择中涉及到的政治问题。

(3) 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传统试图寻找彻底的可替代方案来改变现代社会的社会和技术模式,但是在实践中却难以获得支持。这种传统出现在当代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莫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说教和著作中,他强烈主张用社会生态学的理念来建设社会。

(4) 建筑和城市规划运动试图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来改善环境,但却有时忽视了现代社会的深层技术结构和过程。

(5) 在非西方国家有所谓的“反传统”,例如与我谈到的主题有亲缘关系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思想。的确在印度的反叛生物技术的社会运动中,甘地的思想有所复活,这些运动与欧洲和美国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联合起来,主张地方性知识和技术而不是普遍的科学知识和迅速发展的高技术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最好方法。

(6) 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运动、绿党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深层生态主义者”也提出了大量的替代性技术。在20世纪晚期的小说中,这种思想在新乌托邦主义者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Guin)和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探索,德国伍珀塔尔(Wuppertal)学院的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及其同事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实践项目。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方面的探讨在技术革新的环境可持续项目中时常得到表达。

(7) 一些重要的技术批判思想出现在被杰弗瑞·赫尔夫(Jeffrey Herf)称为“反动现代主义”的极端右翼现代生活批评家的著作中。其代表人物是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方面的主题有时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

(8) 有关技术理性和技术装置无效的主题在艾达·胡斯(Ida Hoos)对系统分析方法的批判和约瑟夫·韦登鲍姆(Joseph Weizenbaum)对计算机能力的批判中得到了延续。这类批判对革新不大能起作用,但是却很活跃,对那些工程师、技术分子和怪人狂妄地提出通过数字技术来改造世界的想法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9) 在社会生活运动传统中,对生物技术、弹性生产和全球化大众娱乐等的世界性抗议是人们反对全球化和新技术构想的例证。举例来说,在1999年美国西雅图发生的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户外抗议的中心主题是对资本主义和高技术的批判。对这一主题的最佳体现是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ShockDoctrine:TheRiseofDisasterCapitalism)[6]一书。

我对技术批判这一悠久传统的评论是,它很少问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符合我们心意的技术文明?如果现代工具主义的物质安排在一些重要方面是有缺欠和毁灭性的,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哪些对现有知识基础、实践项目和技术系统的变革是值得肯定的呢?

对许多这一传统的思想家来说,以上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对技术和人类价值的批判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赎回当代技术的潜能。例如伟大的法国技术批评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不愿意考虑技术改革。他的观点是,试图克服技术的影响(这是现代生活的效率病)是徒劳的,因为每次这样的尝试都是用致命的知识巨细菌来感染健康人。

20世纪30年代晚期,美国作家和规划家路易斯·芒福德相信技术文明会在正常的变化过程中朝向有机的对人类有利的方面,但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巨机器”(PentagonofPower[7])发展的观察令他悲观。在晚年,他仍然相信生态的、民主的、和平的和符合人性的技术秩序是可能的,但是他却不再自信能够提供实现这种愿望的方案。

在某种程度上,反技术和反工业化批评传统的基本倾向可以在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中找到。这些思想对科技理性不信任,对制造知识的职业和技术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在我的学术领域----科学技术学,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希望提供一种新的描述和解释,有希望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这势必将会化解科学和工具理性的霸权统治。这一研究和思考的领域目前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它所偏爱的范围----对技术项目的描述和解释与新分类方法的扩展,目的是提出重建或改革的项目。事实上,在许多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共有的假设是高技术工业需要社会科学家来描述和解释“技术科学”的发展,从而使这些发展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技术和科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成熟了,这种想法----学者应该对特定技术进行批判----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研究者们不想批评他们正在从事的项目,因为全球的公司十分友善地允许他们研究自己的实验室。可能这就是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批判锋芒的原因,它正在迅速变为与既成机构紧密相连的微观社会学、微观人种学和应用伦理学实践的亚学科领域。

最后,技术批判并没有提供替代现代性的彻底的解决方案,而只不过是关于社会物质文化和技术管理的另一个维度的现代思考。在帮助澄清人类文明的核心义务方面它可以提供相反的意见,这有时是十分有价值的。的确,很难想象没有这些相反的思想(例如在科幻电影中)现代艺术和媒体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某些时候,技术批判提供了部分可替代性的实践方案,他们是些已经融入现代生活工具和过程中的改革措施----有机农业、太阳能和风能、设计良好的工作环境系统和健康保健的更好方法等等。可能最重要的是,技术批判为这些人提供了讨论的焦点,他们对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状况不满,并且时而试图提出与我们正在遭受的技术文明十分不同的新视野。

参考文献:

[1] Rousseau J J.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1750)[EB/OL].[2012-01-02]. http:∥records.viu.ca/～johnstoi/rousseau/firstdiscourse.htm.

[2] Schiller F. Letters up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EB/OL].[2012-01-02].http:∥schiller.classicauthors.net/LettersUpon TheAestheticEducationOfMan/LettersUponThe AestheticEducationOfMan1.html.

[3] Dickens C. Dombey and Son, Chapter 20[EB/OL].[2012-01-02]. http:∥www.online-literature.com/dickens/dombey/21/.

[4] Adams H.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18.

[5] Morris W. The Earthly Paradise, (March-August)[EB/OL].[2012-01-02]. http:∥www.sacred-texts.com/neu/morris/ep1/ep103.htm.

[6] Klein N.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M]. New York: Picador, 2008.

[7] Mumford L. Pentagon of Power: The Myth of The Machin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vanovich,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