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 燕

2012年春夏，《人民文学》、《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陆续刊登出我的系列散文《她在东莞》的部分篇章。一时间，“她在东莞”变得像当年写葡萄诗般，成了我的某种标签。

在广东东莞，女性问题不仅是尖锐的，还是匮乏理性研究和深入思考的。2010年我申报第三届东莞文学院签约项目时，确定下这个题目，一方面我是女性，自认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比男性更敏感、执拗；另一方面，因东莞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生活在这里的女性，很容易被脸谱化、妖魔化。考察东莞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便是考量中国女性近三十年的精神历程。

我从2011年年初进入《她在东莞》的写作，这次写作并非蜻蜓点水，它和我定居东莞樟木头镇的生活是平行的。我边搬家边创作，将目光所及的每一位女性，都拿来考量，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我写过东莞本地扎红头绳的老阿婆，不仅采访她，还去她家，采访当副校长的儿媳妇，通过两代女性不同的装扮、生活规律，展现时代变迁；我还写过一位白领女性，从内地到东莞打拼，并非一帆风顺，如何处理诱惑，把握商机，在男人丛林中为自己讨得一口饭吃。我听得惊心动魄，写起来很顺手，因为这类女性的经历本身有传奇性。

但我的重点是在工厂女性。为了写好她们，我去打工，应聘的是普工，和她们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当我从苍白的书桌世界突围而出，走向工厂时，我听到自己在心里呼喊：我来了。在车间里，没人同情我，照顾我。在音像盒带厂，我干的是最脏最累的啤工，在注塑机前一干十一个小时。当我将一个个发烫的模具从水箱里捞出，用刀片削去披锋，掰掉水口，用布擦拭干净，再码进塑料箱时，我才知道，汗，不只单从鼻子尖冒出，还可以从全身各个毛孔汹涌而出。最终，手指磨烂，肩膀酸痛，腰椎弯曲，浑身发凉。这种强体力、大规模的劳动，于我，是第一次。因体能消耗太大，造成眩晕，连躺两天一夜，无法抬起脑袋。

我不相信作家仅靠想象力就能完成作品。即便能完成，那也绝不是好作品。真正的好作品，首先要大量地介入生活，然而才能高于生活，介入是底色，是超越的根基。在东莞，女工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要写好女工，就不能只是找她们聊天，在会议室里采访，而要真正深入到她们的群体中去，和她们一起干活，这样，她们才会讲真心话，而我，也才能真正理解她们在某些时刻的某种抉择。

我在音像盒带厂干啤工时，搭档叫方姐，五十多岁，文盲，中年时随女儿一起在珠三角打工，女儿返乡结婚生子后，她也返乡，将外孙女带大后，她选择了第二次南下打工。在获悉厂子要搬迁到内地后，她做出第三次选择决定：到新疆去打工。这类女性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也不是都市女性，更不是“身居别人的城市而悲伤”、“失去家乡的庇护心灵无法停泊”的那类被标本化的打工者。方姐一点都不诅咒南方，并感激这里提供了机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多年的游历和闯荡，让她从原来的低起点中跳脱而出，成为一个懂得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顺应时代波涛，驾驭个人命运的人。对方姐来说，想要悲观、愤怒、抱怨……太容易了，只要将诅咒的词语，放到最大音量，然而方姐如传说中的地母，面对生活，从容前行，从不觉得有所失去。她喜欢哈哈大笑。她的笑教育了我：在锐痛和凄楚之外，还有明亮和温暖。对这类女性，作家坐在家里想破头，都想不出来。她已走在了作家的想象之前。

我对打工题材的介入，并非刻意，而是因为，它就那么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生活场。定居东莞樟木头镇后，我惊诧地发现，我就住在工业园旁。当我对某些场景提出质疑——走路吃盒饭，厢式货车横冲直撞，邮局提款机前蜿蜒着长队时，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所涵盖：工厂多啊。那条通往镇中心的先威大道，正午时分，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黄昏，伴随着褐色烟雾的车轮碾过，穿工装的人流澎湃，移动在米粉店、小卖部、菜场或水果摊，有的女孩染了黄发，有的男孩穿着宝蓝运动鞋，系两种颜色不同的鞋带。人流让我的电动自行车不断转向，我很快明白：事情比我看到的更为复杂。我环视周围：大部分人是工人，数百、数千的工人。这么说简直像是在拍电影。然而，这是真的。

在新疆，我获悉游牧文明的魂是转场，农耕文明的根在定居。然而，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钢铁、戒律和坚硬，我是无知的；这一空白，令我对目光所及的南方景象，总处于不安之中。我的不安像闹钟，精准地告诫我，在我所目击的表皮之下，还有另一个秘密的内脏，庞大而无言。我想进入到那个世界中去，不是被人介绍，处处受照顾，而是拿着身份证，自己递过去。于是，我像这样说的做了。在我看来，间接经验没有痛感，没有血肉，没有体温。等自己的手磨破了，痛了，觉得十几个小时连续劳动简直无法忍受时，才能理解什么是打工。

但同时，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利用底层概念为自己赢得同情分或慈善美名。作家当然应该关注弱势群体，但如果把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底层主义，那就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采撷素材是基本功，评判作品的惟一标准是它所具备的艺术性。不能因为题材是写穷人就获得某种道德优势，以此来遮蔽艺术性的缺失，这和过度修饰词语，匮乏事实根基一样，同属不健康写作。作家要勇于走出去，到现场中亲历，也要能收放自如，以艺术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散文，每一篇都万把字，这种文体的突变，是题材引导使然。《史记》也是散文，可为什么人们一想到散文，就是报纸副刊的那些豆腐块？这种对散文功能的窄化和弱化，大大削弱了散文原本的粗壮雄厚。当代散文的处境是尴尬的，既不像诗歌那么先锋，也没有长篇小说那么厚重。应该有一种和时代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散文出现，应该将散文不排斥写作者主体，并同时保持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说当代小说家要努力让自己从十九世纪经典之作的重压中挣脱出来，变得轻盈灵动，那么当代散文应该走一条相反之路，让原本饭后茶余的小散文，容纳进江河湖海。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反映了作家思想的疲乏和历史意识的淡薄。

我常年在包里装着笔记本，随手记下外出所见所闻的细节。我收集它们，像树木收集阳光。别人也是我，我们融为一体。我和周围的关系，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我反复思考这些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片段，即便它是不堪的现实，我也不能闭上眼睛。当我记录下现在，我相信，也就同时记录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