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余 音

中国人喜欢随大流、跟风、凑热闹。郎朗一火，学钢琴者成群结队；丁俊晖出名，打台球者如鲤过江；马未都发财，奔潘家园“淘宝”者摩肩接踵；已蜕变为“百家历史故事讲坛”的央视“百家讲坛”一推波助澜，学没学过历史、年龄大年龄小、有文化没文化的，皆涌向故纸堆，你写“明朝的那些事儿”，他写“元朝的那些事儿”“清朝的那些事儿”……

青灯黄卷，曾经消磨多少代人的大好年华；皓首穷经，还要泯灭多少代人的聪明才智？在“史学”研究愈来愈热、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作为过来人，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这么多人一股脑地重走“考据派”、“索隐派”老路，思忖再三，善意地站出来泼一瓢冷水，特别是对那些往历史研究羊肠道上迅跑的青年朋友敬上三言。

第一言：多研究“现实”，少研究历史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一个历史未曾中断的国度，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梁启超指出：“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史籍汗牛充栋，一人穷其一生，所读著述也不过九牛一毛、冰山一角而已。

中国史籍不但多，而且记述、解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正史中，《二十四史》共3213卷，约四千万字，大都是由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编撰，应该很有权威性吧，但不尽然，鲁迅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瞒和骗”的历史。他还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翻烂了整个中国史，只见上面到处都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仁义道德’。我感到很疑惑，难道这就是真相？又仔细翻看，终于从字里行间看出两个字来‘吃人’！”虽然说得有些激愤，却也道出了不少实情。

相比较而言，野史、札记、名人笔记及其日记的价值要高一些吧？也不一定。其真话比正史多，道听途说也要比正史多。被人们奉为“六经”之一的《春秋》，据说是由孔子个人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只有一万八千多字，却记载了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历史，历来都被儒家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孟子认为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权威性又是如何呢？王安石认为，《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春秋》并不是史书，而是一部蕴含作者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钱玄同认为：“《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而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得更加干脆：中国“数千年无良史”。

吕思勉指出：“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阿比同样指出：“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变成为终身残废，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但遗憾的是，孔子并不怎么尊重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而是按照“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指导思想编纂《春秋》，用似是而非、貌合神离、晦涩难解的“春秋笔法”叙述史实，阐述“微言大义”，实际上却开创了中国史学公然作伪、以假为荣的先河，后患无穷。胡适曾评价道：“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欧阳修曾效仿《春秋》大义，纂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千古败笔。而且，汉代以后，学术界又分化出针锋相对的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两派“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何太急”，都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正宗，欲置对方于死地，对于《春秋》等经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吵了几千年，至今也不见分晓，再过几千年，肯定还是这个结果。如此“学问”，就像孔乙己懂得“回”字四种写法那样，实在无聊，也实在用不着那么多的少年才俊耗费心血、引经据典地去甄别谁是陈芝麻，谁是烂谷子！

可以说，中国人自古就有重视历史、修撰历史、研究历史的传统，也就是“历史癖”，但自孔子以来，史著多如牛毛，有几本像《史记》那样既为“无韵之《离骚》”，又是“史家之绝唱”？就像河流在源头就是污泥浊水，经过几千年陈词滥调的“累积”，下游的河水不成为“酱缸”（柏杨语），那才怪呢。对于这样品质不纯的历史，何必要那么多人大研特究？要知道，史学只是人文科学中很小的一部分；还要知道，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黄金、石油乃至国土面积，而是人才，打个比方，如果当代有一百位大师级的人文学者，其中有九十位埋头研究历史，只有十位去研究当下的哲学、文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才学、教育学等等，那么，是不是结构失调、人才浪费？明清时代，考据成风，乾嘉学派、桐城学派等“大师”云集，却很少有人把研究目光转向其它人文学科，更不用说是自然科学领域了。所以，同一时期，中国的科技发明比较少，科学成就也比较低，从而积重难返，因果“报应”，直接导致了中国在洋人的船坚炮利的进攻下，一败再败，两万多名八国联军仗着先进武器，横扫十万名义和团、数十万清军，从天津塘沽口一直杀到北京，灿烂文化化为乌有，美丽家园焚于战火，众多生灵惨遭涂炭，昏庸无能的大清政府不得不屈膝求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任人宰割。历史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邓小平曾经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自然科学早已把“主战场”转移到国计民生领域，硕果累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人文科学也应尽快改变重虚轻实、厚古薄今的老观念，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世界和谐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言：多研究规律，少研究“细节”

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会长期存在，古纸堆里总有一些人“上下而求索”，这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研究的重点上，不应拈轻怕重、避“实”就“虚”，一切以吸引眼球为中心。

什么叫拈轻怕重？就是不下真功夫、“笨”功夫，不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而是翻翻几页书，上网检索一下，然后就闭门造“史”，大作特作翻案文章。据朋友介绍，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一个好传统，那就是，学生们要做某个课题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必须要认真阅读与课题相关的上百本著作，然后确有新见，才能动笔。可是，现在当红的一些“出身”可疑的史家，乃至于登上各大讲坛的学术明星，是否达到了这个基本标准？

什么叫避“实”就“虚”？就是颠覆学术规范，言之无据，“自说”历史。以一纸风行、煌煌七部的《明朝的那些事儿》为例，封面上赫然写着“以心写史的颠峰之作，近三十年来最畅销史学读本”，但读后感觉，此作充其量不过是把明朝的正史、野史、传说等像揉面团似的，揉在一起，用故事的方式重说一遍，与过去的说书匠说“三侠五义”“七郎八虎”有何区别？该书序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史专家毛佩琦指出：“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明朝是目前‘明史热’最大的意义。”但该书所言人事根本就是自言自语，不做任何注释，对错、真假，叫人何以分辨？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本来就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又是贴在“史学读本”标签，又是找明史专家作序，有什么必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作者或书商这么“包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文学穿上“学术”外衣，挂羊头卖狗肉，招徕热爱历史的读者。目前来看，作者、书商乃至“利益链”上的所有人，都名利双收，至于掺了假的明朝那些事儿给读者造成多少误导，他们才不管呢。但我断言，要不了三年五载，《明朝的那些事儿》之类著作，势必后劲不足，被时间淘汰。

历史发展，也像河流行地一样有规律可循。发现、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客观参照，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历史学家的价值所在。“是故善为史事者，……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梁启超语）而中国史学仓库中，此类作品不多，佳作更是罕见，研究质量与著述数量严重失衡。造成这一现状的，既有历史学家功力不足、眼界不高、研究目标不明确等原因，也与研究理论陈旧、研究方法落后有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过去中国被人视为“贫油国”，只是因为探油理论、方法陈旧落后，石油就埋在脚底下，却瞪眼睛发现不了。后来，探油理论进步了，方法先进了，大庆、辽河、胜利等大油田相继出世，再后来，理论更进步、方法更先进了，我国又在渤海、东海、南海等找到了大油田。同理，几千年的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训诂、考据打转转，在具体概念的解读和人物、事件的辨伪上动脑筋，在历史的“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舍本逐末，怎么能不断发现历史真相、揭示历史规律呢？具有“考证癖”的胡适的独特价值，不是写作了《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而是他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史学研究新理念；王国维的独特价值，不是写作了《宋元戏曲史》、《流沙坠简》、《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而是他提出了“纸上之材料”（古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新发现）相互印证的研究新方法即“二重证据法”；《万历十五年》的独特价值，不在于作者对那个时期的史实考证，而在于黄仁宇提出了“大历史观”。

第三言：多研究“镜鉴”，少研究“屠龙”

宋代程颐在《伊川易传》中说：“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作为历史研究者，如果在历史规律的揭示、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上无能为力，而又钟情于历史的细枝末节，那么，我的建议是：多研究“镜鉴”，少研究“屠龙”。

“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通“殚”）千金之家（家产）。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技巧）。”庄子所说的“屠龙术”，意思是指深奥难学的技巧，学会后，并无什么用途。这里借用一下，则是指那些耗费气力研究出的史学成果，空空洞洞，故作惊人之语，缺乏时代背景和知识含量，不能使广大读者开卷有益。

与“屠龙”相对应的，则是“镜鉴”——以史为鉴，也就是根据社会热点，从中国历史库中寻珍索宝。比如，腐败之风盛行，你可以研究反腐文化，通过对历史上反腐倡廉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好人打气，让坏人胆寒；大学生就业困难，你可以研究科举文化，通过对历史上虚学害人事例的解剖，给学生提醒，让教师警示；房价暴涨，住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你可以研究杜甫的草堂、刘禹锡的《陋室铭》等史料，通过对历史人物对待住房问题的达观态度，给“房奴”减压……

在这方面，我做过一些探索，借此机会，不妨现身说法。2001年，我根据传销泛滥、祸国殃民的形势，结合暗访，撰写了《传销内幕揭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旗帜鲜明的反传销纪实作品”。2003年，中国第一批维和警察完成任务，返回祖国，我结合采访，撰写、出版了《维和高官传奇》（群众出版社）和《中国维和警察》（北方文艺出版社），并提出了中国已经出现了大国气象，不仅要实行“拿来主义”，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实行“走出去主义”；近年来，我结合改革要求，历时数载，对戊戌变法改革家孙家鼐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被专家们褒奖为“填补了戊戌变法史和北京大学史的空白”。为了给当代改革提供最近、最清晰的“镜鉴”，我又在对戊戌变法深度研究的基础上，推翻陈论旧说，出版了学术新著《百年黄昏》。实践中，我已经领悟到鲁迅的教诲：“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目前，我正在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读书思考。希望不久的将来，在纪实文学研究和创作、戊戌变法研究等基础之上，不断开拓新领域，给读者们提供更有时代气息、更有原创价值的篇什。

三句忠言，良药苦口，不知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