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 深

当代文坛多是尊刘大杰为文学史家或翻译家，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了。1927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文学部边读书边写作，在校三年，写了一批小说，寄回国内发表，几乎全凭稿酬维持生活。1928年6月始，作家将散见于各报刊的小说结集，先后由上海北新书局等出版了《支那儿女》、《盲诗人》和《昨日之花》。他在日本住了六年，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了一些世界文学知识，使他深入地认识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波德莱尔、左拉、肖伯纳、惠特曼这些大文豪的思想、人格和作品。他在《追求艺术的苦闷》一文中说：“愈是读他们的作品，愈是爱他们，也愈是爱文学，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的决心，也就一天天地坚定了。”

刘大杰的小说反映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表现出了作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关心社会问题，非为文学而文学。这一点在《昨日之花》中反映十分明显。该书收入了《新生》、《昨日之花》、《戒指》、《饿》、《春草》、《蜘蛛的死》、《半夜醒来》、《花美子》八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贴近那个时代，贴近生活之作，提出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给读者以广阔的思考空间。当时郁达夫先生在《青年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昨日之花》的文章，充分肯定了作家关注现实的创作态度。他说：“从《昨日之花》里面几篇小说总括地观察起来，我觉得作者是一位新时代的作家，是适合于写问题小说宣传小说的。我们中国在最近闹革命文学也总算闹得起劲了。但真正能完成这宣传的使命，使什么人看了也要五体投地的宣传小说，似乎还没有造成的样子。所以我看了刘先生的作品之后，觉得风气在转换了，转向新时代去的作品以后会渐渐产生出来了。而刘先生的尤其适合写这一种小说的原因，就是在他的能在小说里把他所想提出的问题不放松而陈述出来的素质上面。我希望刘先生能善用其所长，把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斗争问题，男女问题，都一一的在小说里具体地表现出来……”

郁达夫先生关注刘大杰的小说写作不无因由，早在1925年刘在武昌师大中文系读书时，郁先生是老师，颇器重刘大杰的文学天赋。刘大杰所以到了武师大读书，是逃婚从家里跑出来的，手中一文钱也没有，客居在学校的一间陋室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情绪，好像非写出来不可似的。于是他以自己逃婚的无奈作为骨架，写了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题目叫《桃林寺》，即送给郁达夫先生看。郁看过说“还好的”，并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寄给《晨报》副刊。十天后，小说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十二块钱稿酬，还附了一页信，很客气地叫刘以后常为晨报副刊写文章。

从这件事情看，郁达夫确是文坛伯乐，对刘大杰有知遇之恩，关心他后来的创作是很自然的事。另外也说明刘大杰就是由于“社会问题”把他“逼”上文学之路的，他贴近时代，关注社会问题，并以写这一类的“问题小说”为已任，也不是无源之水。

然而写“问题小说”又是很难的。郁达夫先生给刘大杰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一个叫“使什么人看了也要五体投地”，另一个叫“具体地表现出来”。细细咀嚼郁先生对“问题小说”提出的这两条标准，深感不同凡响，非行家里手难以道破。

刘大杰对郁先生的评论虽受宠若惊，却又是清醒的，理解吸收也是全面的。他后来在一篇谈文学写作的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文学，是应该反映着社会的人生的政治的意义的，但不能先存了要表现某一种政治的意义再去写文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人生’的文学，也必得有艺术的价值。否则，文学便成了政治的宣传品。”

刘大杰小说中关注的种种问题，归结到一句话上，都是生存问题，首先是普通民众的生存问题。有没有这种关注，关系到一个作家的良知。给人类贡献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晚年还曾忏悔：“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受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惟一使命。我们甚至不知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我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语言，甚至忘掉了劳动人民本身。”我以为他这既是自责，同时也是对同行的问责。对于一个农奴主家庭出身的作家，在他已被社会认为做出了辉煌成就后，仍能如此严格地拷问自己与同行，确实难能可贵。

解放后刘大杰一心投入到教育事业，虽一度担任过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却基本上与小说写作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文坛不应该忘记一位曾经倾全部心血关注社会，洞察平民生存状态，并勇于担当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