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晓鸥

惊讶，往往来源于过分的熟悉。所以，当有一天突然看到武歆专注于“红色爱情题材”的写作时，我非常惊讶，早年那位曾经热衷于抒写都市爱情以及工业题材的武歆，什么原因，突然转向另外一种题材的写作，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呢？于是，当我在这个天津溽热潮湿的季节里，读完他最新出版的《天津爱情》，还有刚刚拿到手的《重庆爱情》，加之前段时间较为有影响的《延安爱情》之后，这三部“红色爱情小说”，好像在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天路”，我猛然看到了一种景象，随之心中的谜团似乎也开始破解了——由惊讶到惊喜、到顿悟，于是我感觉自己跨越了那个曾经熟悉的武歆，走向了另外一个陌生的武歆。

应该说一下我对武歆的印象，这似乎对了解他的作品极有帮助。这有点类似于“说明书”，或是“背景资料”。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武歆，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我还记得那时的他，清瘦、腼腆，但又敏感、细微、脆弱，尤其对生活的细节极为关注。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应该说极为吻合文学的质地，但假如只有这些，似乎还不能理解他为何在今天“突然”走入“红色爱情”领域。所以我还要补充，因为他还是一个拥有浪漫情怀的人。记得八十年代，他兴趣很广泛，不仅写小说，也写纪实、随笔、杂文。所以整个八十年代，经常有外地的生活类刊物编辑来津约稿，几乎都会找他，我们经常一起“举头望明月”，“把酒问青天”。记得有一次，是在夏夜的水上公园湖边，一干子人喝酒侃大山，酣畅之时，掌声响起，众人邀请武歆跳段舞蹈。他艺高胆大，一段充满异国情调的舞蹈，跳得人瞠目结舌。当时我非常惊讶，因为和平时羞涩的他比起来，“疯起来”的他几乎判若两人。但奇怪的是，他又绝不是一个疯狂的人，他很温暖，低调、和善、内敛，就像装在一只古朴瓦罐里的陈年老酒，虽然“貌不惊人”，打开却是醇香醉人。

曾经细腻的浪漫情怀，是现在武歆走向“红色爱情”题材创作的最初“底色”——他那么迷恋地关注细节，譬如《延安爱情》的“创作冲动”。他有一位交往了二十年的忘年交。那位老人出身于官宦人家，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他抛弃家产，中断学业，历尽艰辛，投奔去了延安。老人讲了战争的残酷，也讲了爱情的甜蜜。那天老人眼含泪水，整整讲了一下午。武歆说，他永远忘不了老人那动情的午后眼泪。

正是那个春天下午的有阳光的温暖时刻，一个老人关于在战争年代里的爱情的“幸福与眼泪”，促使武歆在七年前开始了“红色爱情系列长篇”的创作。他要以抗战期间所形成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为构架，以“爱情”作为视角，表现普通中国青年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抗争、牺牲，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坚守，当然还有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追求。

于是，他在《延安爱情》之后，创作了《北平爱情》。这部书由于将要拍摄电视剧的原因，出版方要选择在一个适当时机出版，因此在这里姑且不谈。《重庆爱情》刚刚在文学杂志刊登，虽然正在翻阅，但还没有细看，所以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对《天津爱情》的粗浅体会，另外还有一些“揭秘”。也算是在“大观”他的“红色爱情系列”之时，“微观”其某一具体章节。如此“宏观与微观”的“注视”，有助于更好地去梳理和理解作家的内在思想。

在创作《天津爱情》过程中，我知道武歆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去表达天津人的爱情，尤其是在那个特别历史时段中的爱情。他告诉我，他试图以符合天津人性格的快节奏的叙述、表达一个从天上的激情回归到大地的平实过程。因此可以简洁地说，武歆所塑造的“天津爱情”，是站在土地上的坚实爱情。我想，这真的非常符合天津人的精神。

武歆讲，因为天津人有着一种务实的生活观，当然也有着对理想的憧憬和不懈追求，爱情上也有着相同的理念。所以武歆在他的小说中，精心设计了两个重要道具——书店和菜市场。可以说，小说中所发生的故事，基本上是在这两个“道具”之间发生的，这两个“道具”代表了理想和生活。“道具”从小说开始到最后结束，始终贯穿其中，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王美生”和“陶淑媛”，曾多次探讨“革命”的意义，他们对这两个字的不断地深入理解，也是因了这两个“道具”而产生的。在小说的最后，经历了岁月的磨砺，终于走到一起的两位老人，手挽着手，一起走进了菜市场。

《天津爱情》，我看得十分认真，这话有点像小学生作文，动不动就讲“认真”二字。其实我的意思是，因与武歆太熟，反倒构成一种阅读干扰，老觉着这部表现峥嵘岁月时期的革命者的爱情小说，和追求浪漫情怀的武歆对不上号，他若是写风花雪月式的爱情故事，那才叫“文如其人”。可他为什么要这样“朴实而拙笨”地抒写呢，甚至有时个别段落太过老实，过于还原生活的平淡本色，因此导致小说整体布局和大的情节起伏不大，过于平缓温和？当然，这是我的疑问，没有与武歆细致交流。但我想，他这样抒写，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理由。

但在写这篇小文之前，我和武歆却是探讨过如何看待当下的爱情。他说：“当下的爱情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珍贵、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生活的常态，爱情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这些年，我们轻视了爱情，怠慢了爱情，对不起爱情。”我突然明白了，武歆是不想“风花雪月”，他想“扎扎实实”地表现“站在土地上的扎实爱情”。应该说，从一开始，也就是武歆写作《天津爱情》之前，已经开始“扎实”的准备了。

大约十五六年前，每到公休日，武歆独自骑着自行车，口袋里装着剪裁整齐的纸条和一枝钢笔，脖子上挎着一架S3型东方牌相机，在天津的大街小巷游荡。那时他正在写关于老天津的系列散文，完全处于痴迷状态。整日双眼迷蒙，每天下班回家，在家里翻阅各种有关天津的文史资料，做好笔记，到了公休日，开始对照笔记和资料做实地走访，寻找写作感觉。当时他几乎走遍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城区。经常一个人站在一座建筑前，或是走在一条小路上，一边非常节省地拍摄照片，一边在纸条上记下零散的想法，酝酿着文章的叙述切口和进入通道。当时，他拍下了二百多张黑白和彩色照片，后来又到档案馆，找人翻拍了几十张过去的老照片。在接下来的写作中，他一边翻看资料和新旧照片，一边回味走访时的写作心境，由此创作发表了四十多篇关于天津的系列怀旧散文和二十多篇“津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当年，他的如此艰辛，已经成为《天津爱情》“前期功课”。

武歆动情地说，创作《天津爱情》时，我的心中始终荡漾着一种无法言明的感情。有天晚上，我去水上公园遛弯，走在迷人的夜景里，我立刻想到了《天津爱情》中两个男女青年曾经在此约会过。那一刻，小说中的人物，仿佛和我同行。那天去中心花园去接陕北来的一个朋友，在去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天津爱情》那个叫霞飞广场的地方，小说里的人物也曾经在此出现过。那天路过鞍山道，我看见了早年总医院的图书馆，解放前日本浪人练武的武德馆，就在那里，小说里的热血青年，大义凛然地举枪朝着敌人射击。还有民园体育场，那是我设计出来的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是小说发生地的原型。有一天黄昏时分，我正在写作这部小说，感到肚子饿了，正好小说里的人物也饿了，我的嘴里竟然莫名其妙地有了小时候吃的老城里 “杜称奇烧饼”的味道，于是很自然地变成了小说人物嘴里的味道……像这样奇妙的联系，现实与小说无障碍的沟通，在《天津爱情》中几乎随处可见。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生活的现实中，两者经常无时空地混淆起来。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件美妙无比的事，这也只能是抒写家乡时才能拥有的特别的幸福。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更是叙事的艺术。武歆的语言、句法，干净利落，成熟内敛，不仅有细致的生活肌理、烟火气味儿，更有高远的精神气象。他善于在平静的叙述中，追求人物的内在的精神感动和心灵律动。武歆“务虚”，但也更“务实”。可能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他。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时间不会太久，他又会突然以新的作品让我再次惊讶、再次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