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灿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醒世姻缘传》塾师的生存处境

魏光灿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明清时期因科举的需要，私塾教育十分兴盛。塾师作为明清小说中的特殊群体，还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以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为例，通过对塾师形象及其生存处境的分析，探究从事塾师这一职业的社会底层文人的悲剧性命运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以期成为明清时期塾师、教育乃至社会研究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明清小说；《醒世姻缘传》；塾师；科举

明清小说中有很多塾师形象,如明凌濛初《拍案惊奇》第十卷《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婚簿》中，韩师愈为生计所迫到别人家处馆以维持基本生活；清曹雪芹《红楼梦》写到贾家塾师贾代儒因迂腐、老无所成被贾宝玉嘲笑；清李绿园《歧路灯》中亦有众多塾师形象，并且各具特色，如博学多识、为人师表的娄潜斋，无真才实学只会误人子弟的侯冠玉，迂腐死板的惠养民，善于诱导启发学生的智周万等。这些文学形象不仅有来自生活的具体性，更蕴含着一定的倾向和意义。文学的本质在于形象，形象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文学形象就是通过语言形式化了的生活[1]。文学形象用语言来间接造型可以摆脱时空的限制，便于从更多的侧面揭示形象的丰富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了文学形象研究的可能。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来源于时代并反映时代，一定的时代特色必定反映于文学作品中。文学反映现实的这一特质使得明清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塾师形象，成为研究明清塾师、教育乃至社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本文通过对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塾师形象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窥探明清塾师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底层文人的命运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关系。《醒世姻缘传》中，无论是重要塾师形象还是次要塾师形象，亦或是在小说中一笔带过的边缘塾师形象，他们都具有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塾师的生存处境。

一、《醒世姻缘传》塾师的形象分类

《醒世姻缘传》指出穷秀才的四种治生方法：一是开书铺，但需要本钱且有投资风险因而做不得；二是拾大粪，这种恶臭勾当秀才做不得；三是卖棺材，做这样忖害人不利市的买卖也不是秀才治生的本；四是结交官府，秀才非要市井言谈、涎皮顽钝的嘴脸，且要看人脸色才可，因而也不易做得。最后总结出唯有教书才是秀才的“治生之本”。《醒世姻缘传》形形色色的塾师形象按照处馆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自己开馆

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在祠堂、庙宇，或在别处租赁房屋设塾，招收附近适龄儿童入学，学生家长定期交纳束脩给塾师。学生多为贫寒子弟，塾师的待遇一般不会很高。这类塾师代表有麻从吾、吴学周、汪为露、陈六吉等。

2.东家坐馆

由学生家长将塾师请到家中，东家提供书房供其教授自家及亲戚家的子弟读书，并且提供食宿与束脩。到东家坐馆的塾师在束脩方面会相对高，一方面东家多条件富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学生家长为了让塾师尽心尽力教学生也会提供优厚的条件。这类塾师代表有舒忠、程英才、尹克任、程乐宇等。

西周生对于以上两种不同形式的教书方式做了精确评价。自己开馆对于塾师更为自由，遇到听话、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多收几个，不好的便婉言拒绝。若是被人家请去坐馆，与东家、学生相处得好便是上等；最怕受东家轻慢，加之学生愚钝、顽皮等，寄人篱下受气不说，还白白误了自己的名声。

二、《醒世姻缘传》塾师的生存处境分析

1.职业活动

（1）教学目标及内容。一是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识及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引导。蒙学教育阶段儿童需要掌握的识字类的书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等，塾师还会教授学生学习一些简单的生存技能，如日常的生活写作等；同时，塾师还担负着道德教育的职责，引导儿童形成正确的传统伦理道德，如塾师程乐宇初到狄家时便教薛如兼读《孝经》。塾师教学生基本文化知识及进行道德教育主要是为了满足学生的基本日常生活需求，这是私塾的初级目标，同时也为学生学习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这一终极目标打下基础。二是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希冀学生考取科举功名，这也是私塾的终极目标。程乐宇担任狄家的塾师后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狄希陈读《下孟》，相于廷读《小雅》，薛如卞读《国风》。结果狄希陈一个字也不认得，他就逐字逐句地带着他读。这种现象与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有密切关系。明清时期重视科举，从普通百姓到富家大族，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他们会把学生送到私塾或是请先生到家里来教学生读书，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社会对塾师的需求，也扩大了塾师的队伍。然而，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中可以出的题目是有限的，只要押题全部写下来做出文章，学生把这些文章记熟了，科举考试就可高中，狄希陈就是这样考取的。有的塾师只追逐金钱利益，不负责任，如狄希陈的另外一个塾师汪为露，“起先讲书的时节，也还自己关了门，读那讲章；看课的时节，也还胡批乱抹，写那不相干的批语。后来师怠于财成，连那关门读讲章的工夫都挪了去求田问舍，成半月不读那讲章；连那胡批乱抹也就捉笔如椽；成一两会的学课尘封在那案上，不与学生发落。”[2]448这就不难理解在汪为露的丧礼上，狄希陈说道：“我因如今程先生恁般琐碎，想起从了汪先生五年，不曾叫我背一句书、认一个字、打我一板，神仙一般散诞，因此感激先生，已是要哭了。”[2]53 6汪为露不仅在学生的学习上胡乱应付，而且他的恶劣品行对学生的成长只有负面影响，助长狄希陈养成贪玩、恶劣的性格。一般来说，学生进了学也就标志着塾师教学任务的完成。“程先生又没有甚么超凡远见，学生进了学，得了谢礼，这便是收园结果，还与他做甚么恶人？凭他五日打鱼，十日晒网。”[2]6 4 4

（2）教学管理。私塾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入学和日常礼仪及节礼上，这在《醒世姻缘传》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塾师到东家之前会收到请帖，开学第一天接受学生行礼，逢年过节塾师也会有礼节性收入，这一系列的仪式礼节体现了家长对塾师的尊重及塾师的重要社会地位。狄家先是向程乐宇递了请帖，之后选择吉日开馆；开馆之日，学生向塾师送贽礼，并行拜礼；狄希陈等四个学生进府学后，狄员外准备了四币、靴、袜、扇、帕之类的物品，以及二十两书仪送给程乐宇，并置办酒席请程乐宇出席。塾师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有关，塾师代表的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一种人生价值，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此外，塾师本身也多是科举落榜人员，他们虽然做了塾师并没有放弃科举功名，因而受到家长尊敬。

2.经济收入

（1）教学收入。程乐宇到狄家教四位学生读书，一年束脩二十四两，另加三十驴柴火，“四季节礼在外，厚薄凭人送罢”。可见，好的塾师待遇也是很丰厚的。对于坐馆塾师，东家为了让塾师用心教书会加厚修仪，四季节礼也致敬尽礼的相待，这样塾师的待遇也算是好的。清郑板桥《教馆诗》曰：“教书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饿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3]这真实描述了明清时期塾师的无奈与窘迫。在东家坐馆的塾师寄人篱下、思念亲人的这种心理压力且不说，单是日常生活就很艰难。遇到思想不开明的家长及纨绔子弟，塾师夹在中间很难做人，有很多无奈。程乐宇受尽顽皮学生狄希陈的折磨：午睡时被狄希陈染红鼻子，被学生削细厕所的树橛而掉进茅坑，狄希陈故意躲在厕所不出来，不让程乐宇去厕所以致急得“裩中遗便”，程乐宇自己咒骂自己：“教这样书的人比那王八还是不如！”可见，塾师也不好做。

（2）膳食。明清时期塾师膳食一般由东家供应，或由东家提供柴、米、油、盐等，也有学生家中轮流供应饭食的情况。在东家坐馆的塾师，其用膳一般与东家同席，或在东家就餐时另开一桌，或由东家遣人送至馆内。塾师膳食的质量依据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及学生家长的态度而不同，相比之下在东家坐馆的塾师的膳食质量会相对高一些。塾师对膳食抱怨者居多，如蒲松龄《学究自嘲》曰：“早饭东南晌午歪，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吃的是长斋，今年更比去年赛。南无佛从今受了戒。鱼肉谁买，鱼肉谁买？也无葱韭共蒜苔，老师傅休把馋癖害。”[4]《笑林广记》中有一则笑话以戏谑的手法描绘了塾师膳食的粗劣：“一家延师，供馔甚薄。一日，宾主同坐，见篱边一鸡，指问主人曰：‘鸡有几德？’主曰：‘五德。’师曰：‘以我看来，鸡有七德。’问：‘为何多了二德？’答曰：‘我便吃得，你却舍不得。’”[5]但也不乏有塾师在膳食方面受到东家优待，如程乐宇在狄家坐馆，其饭食由东家提供，书中虽未明确说饭食质量如何，但由狄家为人处世的正直诚实的态度及狄家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两个方面不难得知，程乐宇的饭食质量是不错的。

（3）其他收入来源。明清时期塾师除了在馆中授课，还可以做一些其他兼职，如代写书札、诉状，卖字画，甚至还可以为人行医、占卜等。清塾师詹元相《畏斋日记》记载其收入来源，大部分收入是靠出租土地以收取各种利息，其束脩只是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一般来说，以塾师为职业不会发家致富，但也不至于贫困潦倒，只是一份勉强维持生计的职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明清时期重视科举考试有关：一是塾师作为知识分子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一心只读圣贤书”，希冀金榜题名以光耀门楣，除了读书、教书，他们别无长技，无其他重大收入来源；二是比起经学塾师，蒙学塾师的收入会更低，很难保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开销。塾师收入有限，因而放弃科举、改行从商的现象时有发生。汪为露一心为钱奔波，手里有了钱就收债放债，无暇顾及学生的学习，以至于狄希陈在汪为露的书馆里学了五年，只会一句“天上明星滴溜溜转”。总的来说，塾师的经济收入取之于“民”，使得塾师不得不深深扎根于民间社会，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3.社会活动

塾师除了要与学生家长维持良好的关系，也会与地方乡民、地方官绅、地方文人交往接触，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塾师劳作、生活于民间社会，其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构成了他们的社会活动。

（1）与学生家长的交往。学生家长是塾师的“衣食父母”，塾师对学生家长的依附性明显，且塾师一般食宿于东家，接触较多，因而与学生家长交往必不可免。塾师与东家在长期合作中会形成一种奇妙的亦师亦友亦雇佣的多重关系。塾于士绅的塾师，常常与东家以诗文相应和；塾于官家的塾师，还会提供笔墨服务。秀才陈六吉，别无田产，但以教学为生，家计极是萧条，但因其与雇主晁夫人交往甚多，且凡事执板，行事有常，晁夫人敬其老年方正，给予束脩从厚；一个浙江秀才家中极贫，乡间富家庄户请他教书，他少年老成而教法又好，与庄户相互交往间亦毕恭毕敬，为此庄户在束脩之外，往其家中供送柴米、管顾衣裳。

（2）与地方乡民的交往。塾师与乡民的交往非常重要，这是他们获得公众舆论、树立自我形象的途径。塾师一般都非常注重搞好群众关系，尽力融入地方社会；同时，塾师的个人品质也会对地方社会造成影响。好的塾师学识渊博、品行端正，不仅教出来的学生学有所成且有君子之风，这种好的品质势必会促进当地社会的民风民俗。相反，低劣的品格不仅使塾师个人形象大打折扣，更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汪为露耍花招侵吞刘乡宦的土地，让刘乡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与邻居侯小槐争东墙，进而企图侵占侯家的院子；更为不堪的是，他的人品非常无耻下流，“每到了定更以后，悄悄地走到那住邻街屋的小姓人家听人家梆声”；汪为露还假借学生宗昭的名义，招摇撞骗，自己落好处，毁掉学生前途；当得知狄希陈另请了程乐宇坐馆后，汪为露到处在人面前发作，誓要报复程乐宇，之后还恶人先告状，结果被县官判“罚砖五万，送学修尊经阁应用”，“原差押汪为露在原旧行殴处同众与程相公陪礼”。面对汪为露的种种丑行，当地的百姓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愿意搭理他。

三、塾师的悲剧命运与科举制度的关系

从明清时期科举盛行的情况看，塾师作为一种职业只是社会底层文人不得已的选择。塾师的命运带有一定的悲剧性，其悲剧性根源在于塾师只是一种工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塾师在别人眼里只是教授知识的工具。表面上受人尊敬，但家长的目的只是让塾师教授学童以求考取功名。家长尊敬的是塾师的身份、年龄，更是知识、功名。另一方面，从塾师自身来说，塾师是一种职业，也是谋生的手段。他们并不会满足于现状，塾师这一职业是暂时性的过渡阶段，并不是文人的理想职业，无才文人希冀教书来维生，普通文人仍以考取功名为最终目的。虽然塾师从事的是教学，但从根本上说人们尊敬的是“官”，是功名，也只有功名才是文人的正途。

明清时期塾师的生存处境与悲剧命运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与这一时期重视科举有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读书人埋头苦读四书五经，思想上不免顽固守旧，并且自恃清高，与现实生活相脱离。这样就出现大量“死读书”、“读死书”的迂腐塾师，即使取得功名也很难适应官场生活。塾师晁思孝是“一个教书的老岁贡，刚才撩吊了诗云子曰，就要叫他戴上纱帽，穿了圆袖，着了皂鞋，走在堂上，对了许多六房快皂，看了无数的百姓军民，一句句说出话来，一件件行开事去，也是庄家老儿读祭文——难。却亏不尽邢皋门原来是个公子，见过仕路上的光景——况且后来要做尚书的人，他那识见、才调自是与人不同——晁老只除了一日两遍上堂，或是迎送上司及各院里考察——这却别人替他不得，也只得自己出去——除了这几样，那生旦净未一本戏文，全全的都是邢皋门自己一个唱了。”[2]20 6另一方面，文人以考取功名为目标，如果科举落榜他们别无出路，多半以塾师为业，一边教书一边科举。这样也在无形中扩大了塾师队伍，甚至出现祖孙几代都做塾师的现象。程乐宇和麻从吾都是一边坐馆一边抓住机会参加科举考试；汪为露的父亲也是个学究秀才，“教了一生的寡学”；狄希陈又请程乐宇的儿子程雪门在家中教狄希青和小京哥读书。

塾师是传统社会中基础教育的组织者，是一个紧紧依附于民间社会的职业阶层。在传承社会文明、普及基础知识和维系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塾师阶层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塾师作为明清小说中的特殊群体，在后来已渐行渐远，更多地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称谓。

[参 考 文 献]

[1]赵炎秋.形象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16.

[2]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郑燮.郑板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7.

[4]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3343-3348.

[5]游戏主人.笑林广记[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119.

[责任编辑：陈增杰]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326(2012)04-0062-04

[收稿日期]2012-04-18

[作者简介]魏光灿（1987—），女，山东济宁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Living Condition of Teachers in Private Schools in The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Men

WEI Guangc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need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private schools are very prosperous. Private teachers as a special group in th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have not drawn much attention of the researcher. Taking The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Men written by XI Zhousheng in Q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he tragic fate of private teachers---people with low social statu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 studied, in the hope of opening a door for the research of private teacher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Key words: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Men; Private teachers; Imperial exa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