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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

2012-03-20肖海涛

文化学刊 2012年2期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

肖海涛 佟 彤

(深圳大学高教所,广东 深圳 518060)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乃至任何一个城市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席卷,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国家长足发展必须倚重的战略,高等教育尤其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55个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如何沉着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至关重要,民族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处于多元文化的不断撞击和融合之中,文化的传承与融合正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独特魅力所在。

一、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回顾

所谓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顾名思义,是指主要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以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为目标而实施的高等教育。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独立设置的民族院校;第二,设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第三,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全国其他各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习;第四,在其他类型高等学校中举办的民族班、民族预科班等。

受历史的、自然的条件制约,55个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民族在较早时候便产生了较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如蒙古族高等教育便经历了早期宫廷教育、汉文化嫁接教育、寺院喇嘛教育及现代高等教育等几个阶段;[1]还有的民族或部落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其高等教育自然无从谈起,如在解放前,云南的纳西族和东北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还分别处在原始母系社会和原始渔猎社会。但就总体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的。它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问题。这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最独特的双重属性。下面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作简要回顾。

(一)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韧:早期民族干部培养

早期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大概可以追溯到创建于民国之初的北京蒙藏学校。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起,就把它作为组织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北方基地,在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我国第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团员和中共党员,乌兰夫即是其中之一。1949年4月4日,蒙藏学校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接管,并暂由北平市人民政府教育局领导。1951年6月26日,为响应国家号召,蒙藏学校与中央民族学院部分班级合并,改称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

其实新中国建立之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有少数民族院校的雏形。当时延安是广大青年的向往之地,随着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到延安学习的民族青年越来越多。早在1937年,中央党校就开办过少数民族班,1939年,又开办了回族干部班。1940年,陕北公学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对30名少数民族干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1941年,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陕北公学民族部,同年9月,民族部又发展为独立的民族学院,成为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场所。

(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民族院校的设立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的事实,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各项民族政策,旨在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得到发展契机。

1950年11月,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1951年9月,中央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根据一系列会议和文件精神,至1952年,我国先后建立了7所民族院校:即中央民族学院(北京,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2003年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 (成都,2003年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学院(武汉,2002年更名为中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阳)、云南民族学院(昆明,2003年更名为云南民族大学)和广西民族学院 (南宁,2006年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1956年6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增办青海民族学院(西宁)、西藏民族学院(咸阳)和广东民族学院(海南岛,后迁至广州,1998年更名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不计入独立设置的民族院校)三所民族院校。1980年10月,教育部、国家民委发出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1981年2月,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召开第三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银川)和东北民族学院 (大连,1997年改为大连民族学院)成立。1989年,湖北民族学院(恩施)批准建立。2000年,原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内蒙古蒙医学院、哲里木畜牧学院合并组建为内蒙古民族大学(通辽)。至此,我国共建立了13所独立设置的民族院校。

(三)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壮大:初步形成民族高等教育体系

随着独立设置的民族院校的增设,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普通高等院校也在大规模地增加。全国其他各地的一些普通高校也增设了各类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除此而外,伴随少数民族地方的经济腾飞和各项事业的开拓,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适龄青年选择到国内其他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也构成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中十分普遍的一环。据统计,1952年,全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1所,毕业生人数仅有255人,与此同时,全国高校中共有各少数民族学生2948人,占当时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5%。到2003年,全国各自治地方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达到135所,毕业生人数已达到12万人,全国高校中共有各少数民族学生65.52万人,占同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5.9%。[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迅猛,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必将对少数民族干部产生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变化,2004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财政部、人事部联合下发 《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出台。该计划自2006年开始试点实施,主要培养涵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重点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06年试点招生时,招收博士研究生500人、硕士研究生2000人;至2010年,共招收博士研究生4000人、硕士研究生16100人。[4]短短几年时间,为我国培养出了大批高学历、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有效地缓解了少数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状况,这些学生毕业后,对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经过不断发展,由独立设置的民族院校、设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全国其他各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习和在其他类型高等学校中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班等四大部分,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据国家民委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少数民族干部291.5万人,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有所欠缺到日趋完善,成就斐然。同时,多元文化的背景,向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得它不得不面对一些现实的困境,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弱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各民族交往的桥梁与纽带。55个少数民族各有其深远的历史轨迹和各异的风俗习惯,各民族文化璀璨多彩,共同谱写一曲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的乐章。然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之下,少数民族学生在跨文化学习的情境中,往往更多地关注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忽视了、弱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纵观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院校和在其他地区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功能。汉语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英语是必须掌握的工具语言、现代科技知识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的内容却没有充分体现在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之中,真正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教材更是微乎其微。对外来文化的重视的确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地融入瞬息万变的社会,但也因此造成不良的后果,造成“文化乡愁”,乃至“文化中断”。

“文化中断”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忽视,使得那些从小接受少数民族教育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前后至少要经历两次“文化中断”:第一次“文化中断”是脱离原有的民族生活环境和传统文化背景,到异地接受学校教育;第二次“文化中断”是从学校毕业回到原来的民族地区,重持本民族的生活方式。[5]

(二)适应民族地区发展的功能不足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落脚点,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如今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要求民族高等教育能够适应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其发展既符合教育本身的发展要求,又可以说是民族政策的产物。一方面它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不仅对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而且在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教育资源,产生了最大规模的效益。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多元文化的背景之外,经济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治上向更加开明、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相比之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观念和模式却还没有完全转变。无法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形势作出灵敏的判断,并作出灵活调整,使自身更加适应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

(三)人才流失严重

当今社会,是全球文化充分融合的社会,也是各种冲突不断的社会。一个国家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单靠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已经不再顺应世界的历史潮流了。文化则成为最终的较量。一个国家,只有它的文化强大到能够解决世界问题,这个国家才不会被世界抛弃。而人才恰恰是文化的创造者、传递者和继承者。只有多培养人才,培养更高级的人才,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才能够真正彰显出来。人才资源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为人才的竞争。

目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人才的流失比较严重。一是优秀师资的流失。“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6]教师是一个学校的命脉,只有脉象健康,学校才显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学校才有可能培养出有生命力的人才。事实上,由于薪酬制度、职称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成长制度等等的不合理,导致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师资的流失。二是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流失。人事制度的改革和人才市场的开放,使得人才的合理流动成为必然。民族地区相对落后,既无法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也无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得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在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选择东中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这虽然与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有关,但更需要在政策、制度上加以正确引导。另外,2009年,第一批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硕士研究生完成学业,然而在就业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按照有关政策,没有定向单位的非在职考生在入学前都与所在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就业协议,毕业后回所在地服务至少5年。然而,因为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一些学校并没有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协议书,一批非在职的少数民族骨干毕业生遇到无法就业的问题,由此导致了人才的流失。

这些现象的产生,于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中,对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缺少更深层次、更系统的观照。

三、传承与融合: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应然特质

《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概出于此,带有“以文化人”的意味,是指把本来不懂礼数的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文化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今天,“文化”早已变成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全部包含在文化的框架之下。

文化——以文教化,自然与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涂又光先生的教育发源论:人是“继天而教”,是“天生之,地养之,王教成之”,是“天生之,地化之,人成之”,也就是说,人性的完成要靠教育。再进一步来说,“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自有人就有教育(但不一定有文明)。从教育史的角度看,通过教育,人才与禽兽分开,人才脱离禽兽状态。所以,文化与天然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是人改变天然,文明是人改造自己,克服野蛮。……教育的一大功能,就是使人从自然人变化为文化人”。[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面临着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不断相互碰撞和融合,这给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任务。

(一)以虔敬之心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汉族文化。因为它不断地吸收各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而不断丰富自身;并且由于长期的民族共存和融合,中华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可谓深远;同时,各少数民族源远流长,每个民族都具有一部灿烂的历史,各异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使得少数民族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一方面深刻影响着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已经在岁月中积淀为该民族的一部分。传承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必须担当的重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传承本民族文化,主要应注意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教育资源赋予新的文化阐释,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新的光彩,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同时培育新的文化增长点。第二,理解是相互的,一方面既要努力理解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使外界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滋养少数民族文化开花结果的土壤。具体而言,体现在课程上、师资上、教学管理上,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

(二)以自豪感认同中华主流文化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8]1988年,费孝通先生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9]中华主流文化以其博大精深,支撑我们走过了5000年的漫漫求索,虽历经磨难,却每每绝境逢生,更彰显旺盛的活力和无尽的智慧。同时,她对整个世界的文明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其他强调多元文化概念的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早已达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然一体的境界。忽视主流文化,既不利于多民族的国家繁荣昌盛,也不利于其中的每个民族充分自由发展。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凝聚各少数民族。因此,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对中华主流文化的认同即是大势所趋,也是责无旁贷。

(三)以开放之态应对西方文化冲击

自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华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自然也受到影响。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各项事业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暴露于全球化之下。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可以相互通信、自由来往的地球村,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西方接触,西方文化得以渗透。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日趋复杂,少数民族自身传统文化、中华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产生各种复杂的现象,必然要求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既要传承自身文化、又要认同主流文化,还要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就是说,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彰显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特色,发挥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作用,文化的传承与融合功能至关重要。当然,文化的传承与融合功能不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独有,但毫无疑问,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将在这方面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这即是它的历史使命,也是它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以虔敬之心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以自豪之感认同中华主流文化、以开放之态应对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独特魄力之所在。

四、余论:文化的传承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求索。不仅如此,中华文化还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指南针拓展了世界文化的宽度,那么造纸术无疑加快了世界文化传播的速度。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精深闻名遐迩。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仅轰动了生物学界,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被当成是普适的规律,被各行各业的人们所尊崇。尤其是自19世纪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便开始了有关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中国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反思,提出了各种变法、维新的方案,其实质无一不是对文化的审视和整改。

一个国家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仰仗的不仅是坚挺的经济发展和先进的军事武装等这样硬性的指标,更多的是“软实力”的较量。何为“软实力”?即一个国家的文化。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历史似乎选择了西方文化,然而稍作思考,我们就能发现,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并不是西方文化能够解释清楚的。事实上,文化本身并没有优劣的标准,而在人类解决世界性问题时,哪一种文化能够给出合理解释,哪一种文化就会被选择。中华文化的复兴主要就是看其能否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目前西方文化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问题。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正是要站在这样的高度去立意,通过对多元文化的传承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1] 陈巴特尔.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演变的历史轨迹[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

[2] [8] [9]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C] .香港中文大学,1988.

[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局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Z]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2006年——2010年)[Z] .

[5] 相虹.“文化中断”视角下傣族大学生高等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6] 梅贻琦.就职演说[R] .1931.12.3.

[7] 肖海涛,向春.不谈毕业,死而后已——涂又光终身教育思想解读[J] .大学教育科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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