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功谊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 343009）

一

“晚唐异味”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导引晚宋诗歌发展的重要理论。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仲冬，杨万里在《读〈笠泽丛书〉》组诗中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晩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松江县尹送图经，中有唐诗喜不胜。看到灯青仍火冷，双眸如割脚如冰。

拈着唐诗废晚餐，旁人笑我病诗癫。世间尤物言西子，西子何曾直一钱。[1]

这组诗载于《朝天续集》卷一，当时杨万里63岁，正从临安府北上途经松江县。《笠泽丛书》为晚唐诗人陆龟蒙所作并自编，杨万里对陆氏之诗大加赞赏，并由此扩展到整个晚唐，认为晚唐诗歌令人痴迷，只是世人不解佳处而被轻视。在这首诗中，杨万里初次提出了“晚唐异味”说。次年，他在《跋吴箕秀才诗卷》诗中说：

君家子华翰林老，解吟芳草夕阳愁。开红落翠天为泣，覆手作春翻手秋。

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一径芙蓉十万枝，唤作春风二月时。[2]

首句所说的“子华”即晚唐诗人吴融。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元旦朝贺之时，吴融受命于御前起草诏书十余篇，顷刻而就，展现了过人的才华，由此深得昭宗激赏。他的诗属晚唐温庭筠、李商隐一派，因为颇多流连光景、艳情酬答之作，被后人评为“靡丽有余，而雅重不足”（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其实吴融诗风凄清，暗含晚唐遗恨，深得风人之旨。如《途中见杏花》、《华清宫》组诗等，写尽时代变乱的感慨。杨万里说吴诗饱含“芳草夕阳愁”，他感受到了晚唐时代衰微的投影。

如果说，这两首诗还不能准确道尽“晚唐异味”的内涵，我们还可以从杨万里诗论中寻找答案。在《黄御史集序》中，杨万里说：

诗至唐而盛，至晩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而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时之所尚，而患无其才者，非也。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则窳矣。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雄隽之文，于是櫽栝其伟辞以为诗，五七其句读，而平上其音节，夫岂非诗哉？至于晩唐之诗，则呓而诽之曰：“锻炼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谁敢违之乎？[3]

这段话有个重要的诗学思想被人忽视，那就是杨万里对当时文坛的委婉而尖锐的批评，即“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他表明上面说的是诗文非一体，不能以作文的章法来写诗，即使套上诗律平仄及诗歌句法，即便作者挟有深博的才学，写出的依然不是诗歌。实际上这里批评的是宋代诗歌“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整体风貌。杨万里鲜明地指出：“诗至唐而盛，至晩唐而工。”诗到唐朝而盛，这是常识；诗到晚唐而工，这在当时倒是大胆的奇论。晚唐诗没有盛唐诗的气象，但就用典之深刻、对仗之精致、余味之悠长而论，诗歌确实到晚唐而工致。在这篇书序中，杨万里没有具体说晚唐诗好在哪里，在另一篇文章《唐李推官〈披沙集〉序》中，他说得比较明确：

晩识李兼孟达于金陵，出唐人诗一编，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见后却无语，别来长独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树一边春”，如“月明千峤雪，滩急五更风”，如“烟残偏有焰，雪甚却无声”，如“春雨有五色，洒来花旋成”，如“云藏山色晴还媚，风约溪声静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后忆，欲开先为落时愁”，盖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声，骚客婉约之灵，风物荣悴之英，所谓“周礼尽在鲁矣”！读之使人发融冶之欢于荒寒无聊之中，动惨戚之感于笑谈方怿之初。《国风》之遗音，江左之异曲，其果弦绝而不可煎胶欤？然则谓唐人自李、杜之后，有不能诗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论也。谓诗至晩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灵宝“哀梨”之论也。[4]

这段话评论的是晚唐诗人李咸用诗歌。关于李咸用，我们常用的一个成语 “晨钟暮鼓”，就是出自他的《山中》诗：“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写佛寺中僧人晨撞钟、暮击鼓以报时，后人因以谓时日推移。在这篇序中，杨万里列举了李咸用写景言愁的工整诗联，指出这些诗句含“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声，骚客婉约之灵，风物荣悴之英”，有着深厚的作者感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国风》之遗音”，只是世人不懂得欣赏而已。正如曹丕不知世上有入火不燃的火浣布，桓玄不知哀家梨细嫩而蒸吃，世人也不知道去体会晚唐诗之优美而横加指责。

这篇书序写出杨万里对晚唐诗歌由衷地赞美，作于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十一月，当时杨万里67岁。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六月，杨万里在《颐庵诗稿序》中揭示出了“晚唐异味”诗论的具体内涵：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谮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晩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战场》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也。[5]

杨万里开篇指出，作为诗歌，应该“尚其词”，即熔铸词语；那些所谓善于作诗的人，只是“尚其意”而“去词”，即摆脱词语的束缚，自由无拘地表达诗意。杨万里接着指出：这还不是真正善于作诗的人，真正“善诗”的诗人应该是“去词去意”，即追求诗歌的言外之意。这就像人们品尝糖与吃苦菜一样，品糖初觉甜美，而后有酸味；吃苦菜初有苦涩，而后觉甘甜。诗歌也是如苦菜一样，岂能将词意直露于表面？而应该蕴涵一种让人回味的风味。正如《诗经》中的作品，含蓄微讽。而《诗经》之后，诗味断绝，唯独到晚唐诸子那里，诗歌词意微深、婉而多讽。

在这篇序中，杨万里将晚唐诗歌提升到《诗经》的高度，指出独特的风味为诗歌的审美法则，即有含蓄的笔法和讽谏的内容。如他列举的一些诗句：“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寄边衣》）依现存史料，这两句出自贺铸《捣练子·砧面莹》。征人戍守的地方还在玉门关以西更为遥远的地方，妇人寄出的征衣恐怕难以收到。明写思妇怀远，暗含作者忧国忧民之情。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两句出自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诗，不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不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写闺中妻子尚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期待早日相聚，凝聚了作者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又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人们熟悉的王之涣《凉州词》诗句。明代大学者杨慎认为这两句含有讽刺之意：“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升庵诗话》)作者劝戍卒不要哀怨，因为皇帝的恩情光顾不到这遥远荒凉的玉门关，暗讽最高统治者不体恤民情，不顾惜戍守边境的士卒。这些都是委婉讽刺的诗句，都隐含着对士卒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指责。

在其他的诗论中，杨万里也多次提到晚唐异味的深沉内涵。如嘉泰元年九月的《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晩唐诸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6]杨万里指出，晚唐诗虽然没有李、杜诗的雄浑，但是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好色不淫，怨诽不乱，可说是《国风》、《小雅》之遗音。在《诚斋诗话》中，杨万里说：

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林谦之、范至能、陆务观、尤延之、萧东夫……谦之常称重其友方翥次云诗云：“秋明河汉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逐过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归未得。”有《寄友人》云：“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又《台州秩满而归》云：“送客渐稀城渐远，归途应减两三程。”东夫《饮酒》云：“信脚到太古，又登岳阳楼。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3年夜郎客，一柂洞庭秋。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又：“荒村3月不肉味，并与瓜茄倚阁休。造物于人相补报，问天赊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从雪后皆奇夜，天到梅边有别春。”功父云：“断桥斜取路，古寺未关门。”绝似晚唐人。[7]

在这段诗话中，杨万里以诗坛盟主的姿态，列出了南宋隆兴以来著名诗人的名单，并列举出了他们别集中称道的诗句。这些诗句都别有风味，如尤袤《台州秩满而归》两句，既传写作者送客时的难舍深情，又道出秩满还乡的急切心态，更点出客中送客的别样情怀。又如萧德藻《饮酒》诗，明写游览天下，暗指江湖漂泊；明写江山胜景，暗用杜甫《登岳阳楼》语典，隐含作者身世孤寂凄凉之情，以及对国事的深层忧思。杨万里说，这些当代著名诗人“绝似晚唐人”，既是以“晚唐异味”的审美准则来铨定海内诗人的地位，也真实道出了这些诗人暗地学习晚唐诗的创作迹象。

杨万里对晚唐诗的推崇，对陆龟蒙、吴融、李咸用等晚唐诗人的由衷赞誉，以及对“晚唐异味”的强调，都隐含着他对当时诗风的批评。南宋中期诗坛风习，正如《读〈笠泽丛书〉》诗中所说的“近日诗人轻晚唐”。这“近日诗人”的代表，正是他的好朋友陆游。

陆游极其鄙视晚唐诗歌，他在《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诗中说：“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杭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九）这是陆游的和诗，他认为晚唐诗气弱格卑，流荡靡丽。在《示子遹》诗中，陆游说：“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剑南诗稿》卷七十八）批评晚唐诗人的代表温庭筠和李商隐，实际上指斥的是晚唐一代诗风。而杨万里对晚唐诗歌的态度，正与陆游相反。他心中的晚唐诗，是那些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忧国忧民、批评时政的诗歌；他所说的晚唐异味，就是以委婉讽谏为特征，以言外之意为追求的诗歌趣味。那么，杨万里以活泼透脱、幽默风趣为特征的“诚斋体”诗歌，是否像他诗论所主张的，含有婉讽内容，含有“晚唐异味”呢？

二

杨万里“诚斋体”的特点很鲜明，他常从平常的景物中捕捉到富有情趣的瞬间，并用浅近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来，使其诗风活泼自然，饶有谐趣。这似乎和他的“晚唐异味”诗论没有关联，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似乎脱节。但如果我们细读杨万里的诗，就会发现在其自然明快的诗中，隐含着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怀，以及委婉而尖锐的讽刺内容。

一是对朝廷的讽谏。如代表作《初入淮河四绝句》，诗人感慨一界淮河，隔断国土，只有水面翱翔的鸥鹭才能北去南来，任意翻飞，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南宋王朝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如《江天暮景有叹》：“一鹭南飞道偶然，忽然百百复千千。江淮总属天家管，不肯营巢向北边。”[8]讽刺南宋最高统治者偏安一隅，不愿收复故土。又如《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组诗：

桂树冰轮两不齐，桂圆不似月圆时。吴刚玉斧何曾巧，斫尽南枝放北枝。

青天如水月如空，月色天容一皎中。若遣桂华生塞了，姮娥无殿兔无宫。[9]

组诗其一写月轮在十五当日虽然圆满，但桂影却不均匀圆满。吴刚挥动玉斧砍伐桂树，砍尽南枝放出北枝。其二设想如果桂花塞满了月宫，那么嫦娥和玉兔将无处容身。很显然，诗中的南枝和北枝分指南宋和金国；嫦娥、玉兔无处容身喻指南宋覆亡，最高统治者也难逃厄运。这组诗以吴刚伐树的典故，表达中原陷金之恨，同时讽刺朝廷不思进取，难逃覆亡命运。又如《过扬子江》其二：

天将天堑护吴天，不数殽函百二关。万里银河泻琼海，一双玉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闲。多谢江神风色好，沧波千顷片时间。[10]

首联写长江天堑，不让殽函之险；颔联写长江雄伟壮丽的景象；颈联指出长江离敌界很近，金国领土却可纵深到塞北；尾联感谢江神让自己渡江便当，只要水平风好，纵然江水浩渺，也能顷刻越过。诗人由自己渡江的体会，联想到国家安危，指出所谓的长江天险，其实难以恃守，隐讽南宋王朝的危弱局势。这些诗歌都在客观景物的叙写中，寄托作者悲愤和忧思，体现了诚斋诗委婉沉郁的一面。

二是对社会的讥讽。在杨万里诗中，有对阿谀奉承之徒的批判，有对高蹈避世之人的针砭，也有对江湖清客、算命先生的嘲弄。如《送傅山人二绝句》：“江山有约未应疏，浪自忙中白却须。我昔属官今属我，子能略伴瘦藤无？”“谈天渠外更谁先？聊复怜渠与酒钱。富贵不愁天不管，不应丘壑也关天。”[11]这组诗第一首写自己曾属意山水，后一度为官，现在已脱卸了名缰利锁，可以自由归隐了。于是作者问江湖术士傅山人，是否愿意和自己徜徉于山水呢？第二首夸耀傅山人颇知命理，但随即说自己不信这些占卜之术，只是看到山人可怜，才给他一点酒钱。富贵之事随由天管，难道归隐山林之类的事情，也要打卦算命吗？这两首诗通过对算命先生的嘲讽，表达作者鄙夷富贵的精神。又如 《清晓出郭迓客七里庄》：

却为迎宾得探春，白门官柳早尖新。如何霜瓦才逢日，半作青瑶半作银。

偏得春怜是柳条，腰支别作一般娇。微风不动渠犹舞，刚道东风转舞腰。[12]

这两首是咏物诗。第一首写春天的杨柳低垂迎宾，清新碧绿。但如果遇到霜打的日子，那柳叶就一半青色一半银白。第二首描绘柳枝婀娜多娇，风平也要起舞，硬说是顺东风而飘舞。这两首诗尖锐地讽刺了社会上那些变节之士和阿谀之徒。又如 《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13]严子陵即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他，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以“高风亮节”闻名天下。杨万里却说在国家中兴、急需人才之际，严子陵却归隐不问世事，纵然是高风亮节也于事无补；假使曹操在东汉初年谋划篡位，恐怕严子陵也无处去隐居垂钓了。此诗对那些自命清高、不顾国家安危的隐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如《宿灵鹫禅寺》：“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14]写泉水在山间冲激作响，一旦水宽路平，遂无一点声响。诗人借此讽刺了那些隐居山野的高士，尽管平时议论时政，激昂慷慨，一旦进入仕途便顺应时俗，平庸无为、默默无闻。这些讽刺诗，生动诙谐而内含锋芒，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是对自我的嘲讽。淳熙十六年冬，杨万里以焕章阁学士接伴金国贺正旦使，陪伴金国使者登上了镇江金山，写下 《雪霁晓登金山》诗。金山位于长江中流，为宋金两国前线交战的必争渡口。诗歌铺叙和渲染长江波涛汹涌，金山地势险要，本为南宋固若金汤之地，但是敌国使者却在南宋官员即诗人陪同下踏雪游山，烹茶赏景。陆游《入蜀记》卷一载：“山绝顶有吞海亭，取气吞巨海之意，登望尤胜。每北使来聘，例延至此亭烹茶。”杨万里深感羞愧，写道：“诗人踏雪来清游，天风吹侬上琼楼。不为浮玉饮玉舟，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15]他深为感慨：无奈此行并非赏景饮酒，浩浩长江怎不替人害羞，巍巍金山怎不替人生愁。诗歌托意长江和金山，既讽刺南宋朝廷一味求和，又解嘲自己虽图恢复，却身负屈辱使命。又如《儿啼索饭》诗：“饱暖君恩岂不知？小儿穷惯只长饥。朝朝听得儿啼处，正是炊粱欲熟时。”[16]诗人感慨自己虽然步入仕途，但仍然穷困，让小儿经常挨饿，每每听到儿啼索饭，应是富贵黄粱梦醒之时。此诗嘲讽自己无法摆脱功名利禄，无法勘破仕途。又如《有叹》诗：“饱喜饥嗔笑杀侬，凤皇未可笑狙公。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17]诗歌以凤凰和猕猴做比较：猕猴受到狙公朝四暮三式的愚弄，可谓愚蠢；凤凰看似聪明，也逃脱不了桐花竹实食物的诱惑。由此看来，凤凰尽管比猕猴高明，可以不听命于狙公，但未必能做到超脱世俗。诗人对凤凰的嘲讽实则是对自己的反省，刘克庄在 《后村诗话》卷二中评论此诗：

旧读杨诚斋绝句云……不晓所谓；晚始悟其微意：此自江东漕奉祠归之作也。凤虽不听命于狙公，然犹待桐花、竹实而饱，以“花”、“实”况祠廪也，欲并祠廪扫空之尔！未几，遂请挂冠。

刘克庄开始没有读懂这首诗，后来才领悟此中微意：这是杨万里自请祠官、在家赋闲所作。尽管祠官为虚职，但也领着朝廷的俸禄，还是朝廷的官员。杨万里因此感到自责，终于在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谢禄致仕，真正归隐。全诗在幽默风趣中隐含对自己的自责和嘲讽，体现了诚斋诗中“晚唐异味”的内在底蕴。

这些含蓄蕴藉、婉而多讽的诗歌，体现了作者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杨万里历经宦海沉浮近50年，三度朝天，接近过南宋王朝的权力核心，清楚君王的偏安心态和朝廷的弊端黑暗；几经外放，了解地方上的民生疾苦和社会万象。在杨万里一生中，有三件事加深他对朝廷、对现实的认识。

一是他苦心撰写的《千虑策》未被采用。《千虑策》是杨万里谋划复国的政治方略，作于乾道年间，计30篇，全面阐述了富国强兵，待机北伐的主张。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杨万里来到临安，拜谒当时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的虞允文。据杨万里《答虞祖禹兄弟书》载：“先是岁在丁亥（公元1167年），先师相（虞允文）召来自西，初拜枢密。一日，莆田陈魏公（陈俊卿）携某所著论时事三十策，以观于公。公曰：不意东南有此人物！于是招某一见，待以国士，而告以将荐于上。”[18]可惜这年，四川宣抚使吴璘病卒，虞允文6月匆匆赴川，代替吴璘。因此，《千虑策》未被朝廷采纳。杨万里对此深感失望，当时写下《跋蜀人魏致尧抚干万言书》诗以抒怀：“雨里短檠头似雪，客间长铁食无鱼。上书恸哭君何苦，正是时人重子虚。”[19]蜀人魏致尧，官职仅为抚干，却直言上万言书，力陈收复大计，也是未被采用。杨万里对此深表愤慨，在这首诗中说现在朝廷只重视《子虚赋》之类的浮夸之辞，有谁会去读你的万言书呢？你又何苦为此恸哭呢？他借魏氏上书遭遇，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此事使杨万里切身感受到朝廷偏安、不思恢复的现实环境。

二是高宗庙祀的配享之争。淳熙十五年，宋孝宗采纳翰林学士洪迈的建议，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享高宗庙祀，杨万里则力争张浚当在配享之列，并严厉指斥洪迈的专断无异为“指鹿为马”，由此惹恼了孝宗。杨万里因此外放出知筠州。对于这次外放，杨万里极为不平，在《明发南屏》诗中感慨道：“两度立朝今结局，一生行客老还乡。”[20]对于仕途，他心灰意冷。此次配享之争，反映了杨万里刚直耿介的个性。正如罗大经在 《鹤林玉露》卷五中所记载的：

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杨万里也有性气。”故其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

宋孝宗对杨万里心生厌恶，而作为臣子的杨万里在孝宗朝注定无所作为。“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杨万里的自赞文，其实是他对最高统治者的牢骚之言。他刚直耿介的个性，注定其仕进之路受阻，也使他诗歌中常出现讽刺之笔。

三是接伴金国贺正旦使。杨万里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主张在富国强兵、内固根本的前提下收复故土。作为抗金志士，却奉命迎接金国的使臣陪同往返于淮河与京城之间，杨万里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屈辱感。中原的遥望，国土的沦丧，边民的苦难，无不在他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在深深的悲愤和痛苦中，杨万里更加关心现实，思考历史，对南宋小朝廷的苟安政策和偏安心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接伴金使、两地往返的3个月间，杨万里写下351首诗，形成其一生创作的最高峰。这时他也写下不少讽刺诗，如《过扬子江》、《入淮河四绝句》、《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淮河中流肃使客》、《雪霁晓登金山》等，讽刺南宋朝廷不思恢复、偏安江左。

杨万里的这些经历，使他对当时朝廷政治，对现实社会乃至对自己出处行藏的人生选择有了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这也使他诗中含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呈现出委婉讽谏的艺术特点，即他所主张的“晚唐异味”。他以诗坛盟主的身份，对晚唐诗风的大力推崇，对当时诗坛产生很大影响。诗坛名家张镃学其白描取景、触手成春，姜特立学其翻新出奇、构思奇警，许及之学其清丽疏淡、超旷洒脱。稍后的姜夔师法晚唐，讲究“无法”与“余味”，使诗歌呈现清空之美。四灵诗派对杨万里极其景仰，也把目光转向晚唐，在自我内心世界的省察中，捕捉意识的流动变化和自然的细微迹象。终于在庆元、嘉泰年间，南宋诗风全面转向，出现了向晚唐复归的思潮。对于这股思潮，陆游在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所作的《追感往事》组诗中说：“渡江之初不暇给，诸老文辞今尚传。60年间日衰靡，此事安可付之天”，“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剑南诗稿》卷四十五）陆游认为，南宋建炎以来，诗风日益萎靡，时人师法晚唐，诗格日益卑下。为此，陆游深感无力回天，几欲向天痛哭。作为追求雄浑气象、表现金戈铁马的大诗人，陆游自然不喜欢这种词微意深、委婉讽谏的晚唐诗歌。他对当时诗风的鄙薄和痛心，正反映出晚唐诗风在庆元、嘉泰年间兴起，而杨万里推崇的“晚唐异味”日后在姜夔那里得到传承和发展。

在南宋的150余年间，唯独杨万里创立了一种新的诗体即“诚斋体”。说起“诚斋体”，我们会提到新奇生动的想象，幽默风趣的语言，还会提到他曲折有致的笔法，以及触物而生的透脱情怀。而在他诗歌幽默风趣、曲折有致的背后，隐含着对当时社会的深深忧虑，隐含着他所主张的“晚唐异味”，即含蓄的笔法和讽谏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杨万里学宗晚唐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相吻合，不仅体现在景物描绘的细致精巧，日常情趣的生动抒写，写作手法的轻便流转，还表现在词微意深、婉而多讽的“晚唐异味”。在杨万里的倡导下，人们开始以晚唐诗歌作为创作的圭臬，最终在南宋中后期诗坛上，出现了向晚唐复归的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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