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杨万里研究综述

2012-03-20王琦珍

文化学刊 2012年2期

王琦珍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27）

在中国文学史上，杨万里是一位既有重大艺术成就，又有深远影响的作家。20世纪以来，学界对杨万里研究，前后显得很不均衡。大体上来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80年为一个阶段，后30余年为一个阶段。总体上看，前80年一直颇为冷清，但由于有一批知名学者的不懈努力，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繁荣局面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20世纪以来，杨万里研究基本上是以单篇学术论文、年谱、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诗文选注和资料汇编等方式出现。1970年以前，研究和介绍杨万里的文章不足10篇，其中储皖峰的《杨万里的生卒年月》还是与年谱研究有关的。这期间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年谱的编撰和研究资料的整理。在年谱编撰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较有影响的有邹树荣《杨文节公年谱》、崔骥《杨万里年谱草稿》。前者收入邹氏后人编辑的《一粟园丛书》中，后者则刊发在1936年出版的《江西教育》杂志第十九期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方面涉及到杨万里年谱研究的，只有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也讨论了杨万里生卒年月的问题。这期间倒是台湾学者对杨万里的诗歌研究及年谱编撰给予了比较热切的关注。1965年，台湾出版了夏敬观的《杨诚斋诗选注》。1970年，刘桂鸿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杨万里年谱及其诗》，有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油印本。1974年，台北学海出版社出版的《大陆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七八期刊发了胡明珽《杨万里诗评述》，其中附有《杨万里先生年谱》。这些年谱的编撰和关于杨万里疑年的讨论，认真梳理了杨万里生平活动的脉络，发掘了许多新的材料，是杨万里研究的极为重要的收获。其次是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湛之（即傅璇琮）编选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这是对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第一次较系统全面的整理。尽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关于杨万里的材料还有一些漏收，但和其他学者编撰的年谱一样，都为后来的杨万里乃至其他诗人的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前50年间一些著名学者在他们所著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对杨万里的创作及诗论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文学史方面，如1935年，北平著者书店出版的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中介绍说：“其诗浅近易晓，可称为宋朝的白话诗人。其中虽时杂俚语，而意境幽雅，至其状物写景，无不入妙。有人称其诗‘笔端有口，句中有眼’。”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着重介绍了杨万里诗论与禅学的关系，认为“诚斋诗论颇带禅味”，并举出《书王右丞诗后》、《读唐人及半山诗》、《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答徐子材谈绝句》为例，以为是“其诗论中禅味最足者”，“是他论诗的宗旨，比《诚斋诗话》所言尤为重要”。郭绍虞还论及杨万里关于“味外之味”的主张，认为这一点上承司空图和苏轼，下启严羽及清代的袁枚，但比严羽看得更透彻。[1]这些论述，应该说，都是在不受时代风气影响下得出的结论。

这种局面，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时，国家高等教育部委托游国恩、刘大杰、冯沅君、王瑶、刘绶松等教授起草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经有关主管部门反复、严格审定之后，1957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20世纪60年代前期编写的几部文学史教材，如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无一例外地都遵守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所定下的基调。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前提下，刻意地将四大诗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并片面地夸大了杨诗与范诗的不足，以突出陆游作为爱国诗人的伟大形象。这种倾向还借助篇幅的刻意安排体现了出来。《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第五章总标题为“陆游”，下设五节，前四节分别介绍陆游生平、爱国诗、其他诗和词，第五节则将杨万里和范成大合为一节介绍。杨万里和范成大于是也就人为地被边缘化了。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以“陆游和其他爱国诗人”为一章，共五节，其中陆游占四节。而以范成大和杨万里合为一节放到 “南宋其他作家”一章中简单地予以介绍。到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中，这种倾向又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两部文学史都单独列出一章分别以四节或三节的篇幅介绍陆游，而将杨万里范成大仍旧合为一节，并入另外一章“南宋前期文学”中。这种有意将杨、范边缘化的倾向更体现在具体评价上。公允地说，这两部文学史对杨、范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与成就，还是作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但在总体倾向上，则显示出一种为特别突出陆游而有意贬抑其他三家的意图。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杨万里不失为南宋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在艺术风格方面。他吸收民歌优点，创立了活泼自然的‘诚斋体’，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诗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和他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显得很不相称。这也使他不可能从思想内容、创作方向上对江西诗派作彻底的变革。由于题材的细碎，他的风趣也往往流于庸俗无聊。而那种一味师法自然和滥用口语的信手走笔的创作态度，也使他写了不少轻率的作品。[2]同时出版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更进一步以思想内容作为衡定标准，对“四大诗人”作出了成就高下的评判，认为所谓“中兴四大诗人”除陆游之外，其余都称不上大诗人。而具体到杨万里和范成大的评价，认为在诗的数量和思想深度上，杨万里都不如范成大。[3]

这期间，最值得重视的是钱钟书。他在《谈艺录》之第三十三则中将杨万里和陆游的诗歌特点作了极为精彩的对比性论述，他说：“人所能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以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之善写景，诚斋则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4]这是讫今为止关于 “诚斋体”最为精辟的分析。而在此之前的1958年，他还出版了《宋诗选注》，对“四大诗人”都作了很公允的评论。在关于杨万里的评析中，着重从诗史的角度明确了杨万里的贡献与历史地位，认为：“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评析中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杨万里与江西诗派的关系。杨万里没有直接明了地批评江西诗派，但对江西诗派的弊端也是不满的。“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根除，有机会就要发作”。二是学晚唐的问题。杨万里学晚唐诗是对学江西体的反拨。“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三是关于“活法”。吕本中的“活法”理论是要诗人既不破坏规矩，又能变化不测，显得圆转而不费力。“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5]这三个方面都是杨万里研究的关键问题，而且在论述的精到上，至今似乎没有人超过他。《宋诗选注》成书在1957年，和《大纲》的审定出版同时，这就更显示出一位学者在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学术原则的坚持和对文学史现象的独立思考。

当时，坚持正确评价杨万里的还有周汝昌。他选编了《杨万里选集》，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在《引言》中，他特别征引了钱钟书《谈艺录》中论杨万里、陆游的那段著名的论述，细致地辨析了“诚斋活法”的深层含义与价值，又特地辟出两节，结合杨万里的文论与诗文创作，列举了三十多首诗和一批文章为例证，阐述了杨万里作品中浓厚的爱国主义和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内容，明确表示不赞成当时学术界那种贬低杨万里的倾向。

这一阶段出版了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这部批评史也没有去趋奉时尚，而是以一种极为严谨的态度对杨万里的诗歌理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郭绍虞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杨万里所谓的风味，“是三百篇的‘好色不淫，怨诽不乱’，是《春秋》的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直然是怨刺，不过不是漫骂得怨刺，而是委婉的怨刺，与苏轼的怨刺不同，与黄庭坚的反讪谤更异”。它“好像来自司空图，但他所谓味与司空图并不相同”。杨万里说“三百篇以下，晚唐最工”，因此，“旁人左唐人而右江西，他偏要混同唐人与江西，而且说唐人与江西的好处都在‘风味’，那么他所意识的江西与前人迥然不同了”。这一看法的提出，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为来源于司空图“味外之味”说的看法，就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杨万里所谓的 “晚唐异味”讨论中两种不同意见的基点。

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方面的杨万里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类期刊和一些书籍上发表的论文及杨万里小传已近100篇。20世纪90年之后，先后出版的专著有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6]王守国《诚斋诗研究》[7]和张瑞君《杨万里评传》。[8]选本有于北山《杨万里诗文选注》。[9]此外，还出版了《映日荷花别样红》和《蜜成犹带百花香》两本学术会议论文集。《杨万里和诚斋体》受古典文学知识丛书体例要求的限制，篇幅虽然简短，但全面介绍了杨万里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并辟出单章评述了杨万里的文学思想、创作成就以及南宋至当代的评论，一反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几乎一边倒的倾向，对杨万里给予了全面、系统而公正的评价。这种筚路蓝缕之功，不容埋没。《杨万里评传》因为属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比较侧重于对杨万里哲学思想的探讨，并以此为中心而旁及于其他方面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又是西方文学、艺术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中国的时期，这些理论和方法曾一度广泛影响及于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王守国的《诚斋诗研究》便借鉴中西方诗学理论、艺术理论及众多相关的学科知识，以宏观研究和微观阐释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论、诗论论、“活法”论、妙趣论、自然论、语言论、源流论、影响论8个大的方面对杨万里的诗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具体细致的研究。

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王琦珍点校的《杨万里诗文集》[10]和辛更儒点校的《杨万里集笺校》，[11]这是自四库全书《诚斋集》整理之后，对杨万里文集的第一次全面整理。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萧东海的《杨万里年谱》[12]和于北山的《杨万里年谱》。[13]这是讫今为止所编撰的最完善的两部杨万里年谱。综合起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观照视野、切入角度，还是理论深度，都有相当大的突破，研究的范围涵盖到了杨万里的方方面面，显示出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这种转化也经历过一个比较审慎的过渡阶段。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真正论述杨万里诗歌创作的论文还比较少，绝大部分停留在对杨万里一些名篇的介绍与赏析上；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盛行的扬陆抑杨的风气，依旧在一些论著中时时有所表现，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4]这期间，对杨万里明确地持贬抑态度的学者是于北山。于北山曾出版过颇负盛誉的《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和《杨万里年谱》。就这3个年谱的编撰来看，于北山无疑是 “四大诗人”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关于杨万里，从1979年起，他相继发表了《试论杨万里诗作的源流和影响》、《杨万里交游考略》等论文，又出版过《杨万里诗文选注》。但于北山似乎不太喜欢杨万里。在1979年发表的《试论杨万里诗作的源流和影响》一文中，对“诚斋体”持一种比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更为否定的态度。对杨万里诗风的一再变化，评价也很低，认为：“严格说来，他自炫的‘变’，只是江西诗派的一道支流，谈不上拔戟自成一队分庭抗礼，以崭新的面貌、勇健的步伐和恢宏的局度出现于当代诗坛。”[15]在《杨万里交游考略》一文中，他排列了一份杨万里晚年加官晋爵情况表，反复强调：“诚斋退隐十余年，诗文中不谈朝政，不臧否人物。侂胄当权时期，尤致力于所谓‘全节保身’之道”，“所应注意者，在韩侂胄柄国、京镗执政、一再打击‘党人’如朱熹、周必大等之际，诚斋不但安稳无虞，风波不及，且屡诏起用，加官晋爵，亦无不出于京及其亲信等之举荐和庇护。”认为杨万里和京镗等人的交往，目的全在于为自己创造“隐居享受的有利条件”。[16]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杨万里研究是全方位的研究，除传统的诗文研究外，杨氏家族的家族史、杨氏家族与庐陵其他士大夫家族的关系、杨万里个人的政治交往、杨万里的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杨万里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态度等等，都进入了研究的视野。但相比较而言，对杨万里诗文的研究，仍然是研究的主要方面；而“诚斋活法”及“诚斋体”的基本特点，也依旧是研究者谈论得最多的问题。总观这一阶段的讨论，重点仍旧相对集中在杨万里诗歌创作和诗文理论两个方面。

关于诗歌创作的讨论，又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历史分期；二是“诚斋体”的基本特点和“诚斋活法”的含义；三是杨万里诗歌的艺术渊源。

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历史分期问题，此前的研究中也提到过了，但都非常简单，所举的例子也往往局限于很少的几首诗，杨万里大量的诗作几乎都没有进入研究者和读者的视野。20世纪80年以后的研究依旧遵循了“一官一集”的说法，较以前不同的是，一些文学史开始逐一罗列了他的九部诗集，粗线条地勾勒他的创作轨迹，所介绍的作品也更为丰富而多样。如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则以较大的篇幅对这九部诗集所反映的诗风演变过程作了简要的点评。这比较以往的评介，更能给人以一个完整的印象，使人对杨万里的了解不再停留在《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宿新市徐公店》等很少的几首诗上，对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杨万里诗歌的偏见，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于“诚斋体”的基本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家的概括虽有不同，但就整体上看，关于其艺术方面的分析，基本上还是重复着钱钟书《谈艺录》、周汝昌《杨万里选集·引言》及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的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更为丰富、更为细致的倾向，对“诚斋体”特点的概括显得更为完善，阐释更为深入透彻。以往论“诚斋体”，基本上都是局限在艺术表述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将杨万里诗歌的思想性也纳入到 “诚斋体”特色的讨论中来。1980年以来，较早论及“诚斋体”特点的是熊大权的《杨诚斋诗特色初探》一文，认为“诚斋体”风格特色有四点：师法自然，幽默风趣；想象奇特，流转圆活；婉而多讽，耸乎必讥；通俗浅近，情真语朴。[17]1986年，胡明发表了《杨万里散论》[18]一文，对此前所谓杨万里诗歌脱离社会现实的指斥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紧接着，王守国表示支持胡明的观点，在《诚斋诗研究》的“思想论”一章中，将爱国性和思想性也归于“诚斋体”的特点之中。

这一阶段关于“诚斋体”特点的讨论中最有价值的是对这些特点所作的剖析入微的阐述，王守国《论“诚斋体”的表述特征》、[19]程杰《新性灵新情调新语体——“诚斋体”新论》[20]，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别解》。[21]都是这方面带代表性的论文。王守国对“诚斋体”诗歌的语体特征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定量分析，将其表述风格概括为两个方面：匠心独运的修辞艺术和通俗晓畅的语体风格。这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不仅使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将对 “诚斋体”特点的分析切切实实地落到了实处，有理有据，直观而明了。王兆鹏则从杨万里独特的观照、感受和描写世事万物的方式出发，对“诚斋体”的特点进行考察，认为“诚斋体”的独特个性及其无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之一，就在于构建了一个前所少见的具有生命灵性、知觉情感的诗化的自然世界。杨万里诗歌艺术表现的重心和指向，在于发掘大自然内在的灵性和意欲。程杰的文章正如其标题所示，从杨万里诗歌所体现的全新的灵性、情调和语体分析入手，指出：“‘诚斋体’创新的实质，就在于它在这个时代容许的最高程度上体现了诗学本体向‘自我’的攲侧和变延。”这些阐释，见解新颖，细致生动，使学术界关于“诚斋体”的论述显的更为完善，更为深刻。

与“诚斋体”特点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关于“诚斋活法”的深入探讨。这也表现为两个层面。就新出版的绝大部分文学批评史而言，几乎都对“诚斋活法”的内涵作了具体的介绍，而且都叙及从吕本中“活法”理论到“诚斋活法”的演变过程，叙及“诚斋活法”和吕本中“活法”理论的区别，从而完整而清晰地勾画出了“诚斋活法”的整体轮廓。在这方面显示出较大突破的，是在一些论文和论著中关于“诚斋活法”渊源的探讨，从广阔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背景上，阐释了“诚斋活法”的形成原因。这大致涉及与理学、禅学及老庄思想的关系等三个方面。1987年，张鸣发表了《诚斋体与理学》[22]一文，从考察杨万里与南宋理学名家的师友关系入手，指出南宋的绍兴、乾道年间，既是理学大盛时期，也是南宋诗风发生重要转变时期。作为当时在变革诗风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杨万里从早年学诗到形成嘎嘎独造的“诚斋体”的过程，也正是他耳濡目染南宋理学，并最终以理学为宗的过程。但这种影响反映在杨万里身上，又不是空谈性理，而是将理学家的胸襟怀抱、观物态度和思维方法渗透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中，这既体现在他对大自然的态度上，也体现在他所谓的“活法”上。稍后，戴武军发表了《“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初探》》[23]一文，他在述及杨万里哲学思想对“诚斋体”形成的影响时，也表示了和张鸣相类似的认识，认为理学哲理的思辨方法，渗透到他的创作思维中，化作诗意的灵性，往往会从深层次上左右着他的创作方向和取材意图。另外，是和禅宗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出版，学界立即意识到，宗教，尤其是过去一直被指为是唯心主义的禅宗，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不再被人忌讳的研究领域。于是，探讨禅学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一时间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而吕本中“活法”这一名词，本身就直接源自禅宗的话头，“诚斋活法”又是从吕本中的“活法”理论演变而来。所以论者差不多都很敏锐地从禅宗哲学那里去寻找“诚斋活法”的渊源。张晶《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24]《“诚斋体”与禅学的“姻缘”》，[25]以及拙文《论禅学对诚斋诗歌艺术的影响》[26]等，都专门论述了这方面的渊源关系。这些讨论，大致是沿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论述发展而来。与以前不同的，这一阶段的论述，不再停留于诗禅关系的一般性介绍和直观感受性的描述，而是带有更为浓重的思辨性色彩，努力在禅宗的思维和观照方式及“诚斋体”诗歌的主要特点之间，认真细致地寻求它们的契合点。王守国《诚斋诗研究》则辟出专章，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考察，着重探讨了老庄哲学、禅学的观照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妙悟”、“活参”等主张形成的影响，指出杨万里诗歌的“活法”特征，主要体现在观察认识事物的独特方法和描景状物、言志抒情的独特表现方法两个方面，而这正是深受老庄及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三

杨万里诗歌艺术渊源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与前代诗歌、诗派和诗人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放松。大概是因为杨万里学诗曾走过相当曲折的道路，所以这方面的考察曾一度显示出两种倾向：要么涵盖面很广，显得比较宽泛；要么比较单一，偏重于对个别取法对象的考察与强调。如王守国《诚斋诗研究》的“源流论”一章，便逐一讨论了山水田园诗派、元和体、晚唐体、江西诗派、王安石、李白和苏轼、张耒等对杨万里的影响。朱炯远、张立《杨万里“诚斋体”诗的艺术渊源》[27]一文，则认定“诚斋体”诗的艺术源头是杜甫入蜀以后的一部分七言绝句景物诗。文章说，杜甫入蜀后的七绝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沿袭盛唐七绝的风格；一个则是沿袭杜甫的自我创造。这后一类便是“诚斋体”的艺术渊源。这些探讨是否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自然是可以商榷的。比如说学杜，其实是从他学江西诗派递传而来；而学元白、学王安石，又都与他学中晚唐、尤其是学晚唐有关。尽管如此，这些探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使我们对杨万里诗歌渊源的了解显得前所未有的全面、完整，在某些方面，也从未有过如此的具体和深刻。

与这样两种倾向相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诚斋诗歌艺术渊源的讨论中，绝大部分学者还是相对集中在江西诗派和晚唐体两个方面。

杨万里诗歌和江西诗派间的渊源关系，是这期间出版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着重介绍的内容。论文方面，胡明《杨万里散论》、傅义《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变革》，[28]及拙文《杨万里与江西诗派关系摭议》[29]都论及于此。胡明认为，杨万里“不仅不由江西出，而且还‘自作诗中祖’，开创新流派，拥有一大批热烈的追随者”，这“至少也说明杨万里已完全跳出‘江西’的圈子分庭抗礼了”。傅义则认为：“杨万里焚诗以后对江西派仍是有所继承，不过有些是不自觉的，有些是不明显的，有些是既自觉又明显的”，“江西派遗产中有两项最宝贵的东西也被他继承下来了，这就是创作的创新精神和活法。这两项都是诚斋诗的命脉。”正因为如此，他对江西诗派的传统套路就必然会有所变革。比较此前于北山的论断，这些论述，更符合杨万里的实际，分析也更具体、态度更冷静，因而也更有说服力。

杨万里和晚唐诗风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会学晚唐诗风？二是他在晚唐诗人中究竟学了哪些人？关于为什么学的问题，自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作了钟摆运动的形象比喻之后，这一看法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钱钟书所说，就是南宋诗坛对江西诗风的反思与矫正。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是上承这一论述而来，但阐释得更具体，而且随着对杨万里关于晚唐诗歌的其它言论被广泛关注，对他所以改奉晚唐的原因的探讨也略有拓展。拙文《论杨万里诗风转变的契机》，[30]以为杨万里改奉晚唐诗歌为取法对象的出发点，既来自对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这一创作道路的反思，也来自在严峻的时势下对诗歌如何发挥其社会功用这一课题的探究。前者使他接受了中唐以来崛起的诗歌审美理论；后者则又使他一直遵循着儒家诗歌的传统观念，他实际上超越了晚唐的界线，连中唐诗人们讽喻时政的精神也融合了进来。因此，没有像后来的 “江湖”、“四灵”那样陷入狭小的圈子里，他接受的是晚唐诗歌积极的一面。张毅则更侧重于从审美追求和人生态度两个方面来看待杨万里对晚唐诗风的崇尚，认为“尽管杨万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情趣与晚唐诗人不尽相同，但在审美追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一致的地方。正如晚唐诗人追求的淡泊情思与淡泊境界里含有回避社会政治的因素，在杨万里作品的幽默风趣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政治的淡化，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处理和对自然景物的关注。他的诗能贴切地反映出眼前事物的曲折情状和生活中的小情趣，写得很聪明，很机智，很圆活，很浅近；然而没有壮大的情思和气势，没有理想的热情，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31]至于在晚唐诗人中杨万里究竟取法了哪些人？又是如何取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讨论则显得相对要薄弱一些。此前，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说过：“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藉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诗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王守国《诚斋诗研究》的“源流论”一章所具列的那些取法对象，其实就是沿钱钟书这一论述演绎而来的。至于其他论者，对这方面的论述则显得比较笼统。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实际上还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研究空间。

杨万里研究的另一个大的方面是他的诗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多种文学批评史及有关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版，关于杨万里诗歌理论的研究也显的比较活跃。这些研究中谈论得最多的，除我们在上文中介绍过的对晚唐诗风的认识外，另一个着重点，就是他的《诗论》和《诚斋诗话》中体现的对传统儒家诗歌理论的继承，而这又和他所谓的“晚唐异味”问题有密切关系。

杨万里有一篇专论《诗经》的《诗论》，这是他的系列性著作《六经论》之一。但由于他在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以及《诗经》本身强烈的文学性特征，学界通常都把它视作杨万里对诗歌创作的一般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文学批评史和专著，在介绍《诗论》和《诚斋诗话》时，差不多都注意到《诗论》中关于如何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的论述。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杨万里《诗论》“从理论上阐述了诗歌的教育作用和诗歌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并且特别重视《诗经》反映现实、批判政治的思想内容和讽刺精神，都是很可取的”。但同时又指出，杨万里“在理论上虽有这样的认识，但他自己的创作，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书中还介绍了《诚斋诗话》关于讽刺方法的论述，认为：“杨万里认为诗歌的讽刺，要遵循‘《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精神，要符合《春秋》的微婉显晦、尽而不汙的意旨。”这种意见虽然只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说的发挥，“但他却进一步从诗歌的艺术特点，发展了诗味说的理论”。[32]大概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杨万里研究的不断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同样由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在基本上重申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创作是否一致的解释，则作了重大修改，认为“这一理论精神，与其创作实践基本契合”。[33]这种修改反映出杨万里研究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学界的评价是越来越实事求是了。韩经太则以一种比较新的眼光来阐释杨万里上述诗歌理论的价值，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韩经太认为：“杨万里是在与宋代义理之学若即若离的自由中获得灵性，从而构建其左右逢源式的机动原理的。他在《頤庵诗稿序》中所作的‘饴’与‘荼’的比喻，将儒家的精神导向与禅学的思维方式整合一体了。他在统合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诗学教化传统的改造。”[34]这样一来，讨论的内容又旁及到杨万里诗歌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他常说的“晚唐异味”的问题。这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杨万里关于“饴”与“荼”的比喻。周汝昌在《杨万里选集》的《頤庵诗稿序》注释中说：“‘荼’，即茶，古无‘茶’字，自唐陆羽始减一笔为茶。”学界通常也认为此“荼”字即是“茶”字，所以在论文和论著中便径改为“茶”。庆振轩、车安宁《谁谓荼苦，其甘如饴——杨万里诗论别解》一文从版本、语源及与其他文章相比较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辨析：“从《诚斋集》中‘荼’、‘茶’有明显区别，绝不相混淆这一点看，再从《頤庵诗稿序》与《习斋论语讲义序》论诗文皆求味外之味，苦而后甘这一点讲，杨万里论诗论文皆是《诗经》字面为喻，求甘于苦，求荠于荼，把他以味论诗的名言解为以品茶喻品诗，是不合适的。”[35]

其次是关于杨万里所说的“晚唐异味”中的“味”的确切含义。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上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专指诗歌所特有的令人回味无穷的味。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提出杨万里所说的“味”是上承司空图“味外之味”说之后，敏泽、成复旺等也持相同的观点。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所谓‘晚唐异味’，就是司空图的‘味外之味’。”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等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也认为：“杨万里所说的味，大体上就是司空图所谓‘味在咸酸之外’的味，也就是诗所特有的那种令人回味无穷的味。”这部批评史认为，杨万里的诗论尽管有这些不足，但在探索诗歌艺术特质方面，还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从讲究诗兴、注重风味到提倡晚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贯穿着两条线：一条是强调诗的特点，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这是主要的；一条是追求闲置、清幽的意趣，即所谓晚唐风味”。[36]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也认为源自司空图，杨万里的“去词”、“去意”论，“正是对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论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提出的“以味不以形”的诗论标准和“去词”、“去意”论是紧密相关的，“实际上是从诗歌创作的形神关系上进一步发挥了其 ‘去词’、‘去意’论”。[37]以形神关系来解释杨万里所说的“味”，张少康在此前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其实说得更为具体，张少康认为：杨万里所说的“味”所指应是“风神气味”，“是与‘形’相对的，指风味，与诗味之味含义不太一样，是指风神气味之意……故须在‘去词’、‘去意’后，才能懂得其内含的风味所在”。[38]但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第二种观点便沿罗根泽的解释发展而来，认为杨万里所说的“味”是《诗经·小雅》及《春秋》词微意深、婉而多讽的言外之意。胡明《杨万里散论》说：“杨万里的‘味’的第一层，也是最主要的含义，是‘三百篇之遗味’，或者说是‘《国风》、《小雅》之遗旨’”，“说得明白一点，即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讽，词微意深，含蓄蕴藉。”

应该说，在对杨万里“晚唐异味”的理解上，学术界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学术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分歧也是很正常的。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在这方面，还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研究空间，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杨万里研究一个最大的成果是从宋诗乃至中国诗歌发展的大背景出发，给了杨万里一个确切的历史定位。90年代初期，一些思路敏锐、视野开阔的学者，就已经把眼光投向了这一方面。如木斋（王洪）《宋诗流变》[39]指出，在南宋中期的诗坛上，陆游和杨万里分别占据着思想和诗史的制高点。许总《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一文，将杨万里的诗歌置于唐风宋调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将它称之为“南宋后期诗史的逻辑起点”。认为从宋诗主流来看，杨万里的诗学观表现出一种极为明显的变异和不和谐状态；但如果从整个诗史的发展来看，则正好表现了向唐诗典范的回归。在这一过程中，陆、范的创作标志着这一变革的完成，而杨万里的诗歌理论则可以称作是这一变革的“最高程度的体现和最为突出的标志”，“南宋诗坛对江西诗风的趋变与超越，是四灵诗艺术现象产生的思想背景，而杨万里的初倡晚唐，则是四灵诗风格特征形成的逻辑起点”。元、明两代，尤其是明代的独尊唐诗，“也都显然源自南宋诗风变革的起点”。[40]

在整个20世纪，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努力，终于明确了杨万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应该是历史的定论。

[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3]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4] 钱钟书.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钱钟书.宋诗选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 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 王守国.诚斋诗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8] 张瑞君.杨万里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9] 于北山.杨万里诗文选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11] 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M] .北京：中华书局，2007.